中国边疆经略史：周边关系变化与普遍边疆危机

(一)清朝周边关系的根本变化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和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维持了短暂的“和好”局面，列强把侵略锋芒转向清朝的周边邻国，使清王朝的周边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东部海域，日本把侵略矛头伸向了清王朝的藩属国琉球王国。1878年清王朝驻日公使何如璋对日交涉无效，1879年3月8日，日本出兵占领琉球，改为冲绳县。在朝鲜，日本侵略者于1875年占领江华岛，次年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使清王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受到削弱。在中亚，沙俄于1865年出兵进攻中亚的城邦国家浩罕汗国，强迫它解除了与清王朝的藩属关系，1876年将浩罕并入沙俄版图，组成费尔干那州。1895年7月，英、俄瓜分帕米尔以后，原来和清朝没有直接交界的中亚国家“爱乌罕”(今阿富汗)和中国有了很短(90公里长)的边界线。在南亚次大陆，英国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成为一个庞大的融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殖民机构。1826年英国夺取了阿萨姆和占领克什米尔以后，使中印间有了长2500多公里的边界线(包括今巴基斯坦与中国600多公里的边界线)。1849年，英国占领了旁遮普。1858年英国正式把全印度纳入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并不断把侵略势力伸向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几个小国家。1860年英国派军队入侵锡金，将锡金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1846年英国在尼泊尔发动宫廷政变，支持亲英的拉纳家族掌握了政权，实际上把尼泊尔变为了英国的附属国。1864年英国出兵不丹，并于次年11月强迫不丹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英不条约》，将印不边境的18个山口永远转让给英国。这样，英国通过对喜马拉雅山南麓几个小国家的侵略，不仅打通了英印殖民当局直通西藏的通道，而且削弱了这些小国家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的臣属关系。在中南半岛，形成了英法争夺缅甸、越南的格局。英国经过1824年至1825年、1851年至1857年的两次侵缅战争后，1858年提出了据缅入滇侵略中国的“斯普莱计划”。1885年11月，英国发动第三次侵缅战争，实现了对缅甸的全部占领。接着，于1886年7月与清朝签订了《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使中缅之间的宗藩关系削弱到仅存“十年一贡”的形式。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始于路易十六时代法国主教百多禄的奏议，1847年法国拉皮埃尔舰队炮轰越南的土伦港，对越南进行武装侵略。1858年8月，法国勾结西班牙再次武装侵略越南。1862年6月胁迫越南政府和法国签订了第一次《西贡条约》，越南被迫对法国割地赔款。1867年，法军占领了越南南方。1873年11月，法国驻西贡的殖民总督指派安邺率军舰进攻北圻，11月20日攻陷河内。1874年3月15日，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将越南置于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否认清王朝对越南的宗主权。

19世纪的最后30年，俄、英、法、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清朝周边国家的侵略，改变了清王朝的周边关系。这一改变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不仅打破了清王朝“抚有四夷”的局面，使清王朝的周边关系不再是和原来周边藩属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使清王朝打交道的对象由原来藩属国政府变成直接与英、法、俄、日等国的殖民当局打交道，清王朝不得不面对帝国主义的直接侵略。这样，使清王朝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面临“海噬之波涛未息，山陬之游徼纷来”的边防形势[1]。

(二)普遍的边疆危机与边防策略的调整

19世纪最后30年出现了普遍的边疆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东部海疆，美日侵略台湾是这次边防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觊觎台湾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侵台论”。当时，美国政治家西华德提出建立“太平洋商业帝国”，侵台是这一主张的重要环节。1854年，美国驻东印度、中国及日本海的远东舰队司令皮雷，就曾派出“马塞多尼”号和“供应”号两艘军舰到台湾进行资源和军事调查，并据此写出了侵台意见书，主张把台湾变为美国的“储煤站”、“居留地”和“军事基地”。1856年正当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驻华专使巴驾主张趁机制造“一只美国船的水手在台湾被杀害”的借口，实行军事占领。只是当时美国处于南北战争的前夜，无力东顾而未能实现这一阴谋。1867年3月9日，美国商船“罗佛”号在台湾海峡航行途中，遇到风暴，漂流到台湾南部的凤山县七星岩触礁沉没。该船船长亨特夫妇及水手7人乘小艇上岸。由于以往外国侵略者曾残酷屠杀过台湾南部的群众，与台湾人民结下了深仇大恨，因此，上岸的人除一名广东水手伏在草中得免外，其余皆为高山族人所杀。美国借此机会，于6月公然派遣海军副将贝尔率军舰两艘、海军陆战队181人在台湾南部登陆，武装进攻台湾。当即遭到高山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同心协力的迎头痛击，副舰长马凯基以下多人被打死，残敌狼狈逃回舰中。美国在吃了败仗以后，仍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由美驻华公使蒲安臣出面，要清朝派兵护送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到台湾，与驻台清军联合镇压高山族与汉族人民的反抗，腐败的清王朝竟予应允。9月，李仙得率美军到达台湾，见当地600名武装军民严阵以待，动用武力未必能取胜，转而与高山族领袖卓杞笃进行会谈。会谈中卓杞笃义正词严地表示: “如果你们要打仗的话，不用说，我们就跟你们打; 如果你们希望和平，我们可以永远给你们和平。”[2]最后，美国侵略者接受了今后美船人员如欲上岸，必先挂红旗，见岸上有红旗回答后方可登岸的条件。这次美国武装侵台虽以失败告终，但是并没有放弃侵台的图谋。自此，美国转而支持日本侵台。

日本原是一个封建军国主义国家，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操纵的明治政府把对外侵略扩张作为一项重要国策。1871年，它的军费开支即占全国收入总额的1/3以上。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国内就出现了“征朝论”和“征台论”等侵略扩张“理论”。到1874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台湾事务局”，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等率领5艘军舰、13艘运输船共3600多人，于5月8日从台湾南部的琅 港登陆。登陆后日军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激起了高山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奋力杀敌，以石头、木棒等原始武器，利用有利地形，采取游击战的灵活战术，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日本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战斗中，日方伤亡500多人，消耗军费780万日元。清朝在台湾原屯兵1万多人，又派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率舰到台湾视察，沈葆桢奏请清廷调5000洋枪队增防台湾获准。而日军粮食供应不足，加之气候炎热，瘟疫流行，思乡心切，以致士气低沉。这说明中国不仅在政治上是正义的，在军事上也处于优势。同时，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害怕中日冲突扩大会影响其在华利益，也对日本继续对台用兵表示异议。英国政府通过驻日公使发表声明，宣称台湾全岛都是中国的领土。整个形势对中国都是有利的，只要清廷采取坚定的立场，驱逐侵略者，捍卫住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受命主持与日本交涉的李鸿章却置这种有利形势于不顾，力主妥协求和，其办法是依靠西方公使的调停帮助，以出钱和台湾开为商埠“令各国均沾”的代价，来换取日本的撤兵。日本在不利的形势下，企图用外交手段取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便在驻华公使柳原前光与李鸿章谈判的基础上，于8月5日任命进攻台湾计划的起草人大久保利通为日本全权大臣，赴中国办理台湾交涉。在英、美对日袒护和清廷的软弱退让下，中日双方于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主要内容有三条: 一是日本国此次行为原为保民义举，中国不得以为不是。二是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三是因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 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3]。在互换会议凭单中规定，中国允准给抚恤银10万两，修道建房费40万两。这个专条把日本的侵略说成是“保民义举”，它对清朝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这次事件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对外发动侵略，也是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对外“和好”局面的首次打破。尽管中日两国军队并未交锋，日军当年就从台湾撤走，但已暴露日本的野心和清朝“海疆备虚”的严重性，深感日本“诚为中国永久大患”[4]。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染指我国南海诸岛。1883年，德国间谍船窜入我国南沙、西沙海域，进行非法的调查测量，绘制海图，清朝广东地方机构曾向德国提出抗议，德国间谍船被海上渔民赶走。稍后，日商西泽吉次带武装人员强占我国东沙群岛，改名为“西泽岛”，打伤岛上渔民，毁坏庙宇、坟墓，中国渔民和侵略者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第二，在西北边疆，英俄对新疆的侵略和争夺，是这次边防危机的突出表现。

新疆的边防危机，源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被民族上层利用，他们对外勾结，造成了边防形势复杂化。1864年6月库车、奇台等地的回部起义，至10月，扩展到全新疆。但是起义的领导权被维吾尔族上层封建主和伊斯兰教上层头目篡夺。这些反动的上层分子以鼓吹“圣战”，反对“异教徒”来模糊起义群众的阶级意识，改变农民起义的性质。他们各自建立了许多互不统属的封建割据政权，致使新疆出现了割据纷争的局面。他们竭力煽动民族仇杀，提出“排满、反汉、卫教”的口号，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地盘互相进行攻伐和厮杀，并对外寻找支持以为“后援”。1864年夏，原塔什米力克(今疏附县南)的行政官思的克，在当地回民的支持下攻入喀什噶尔城(今喀什市)，接着又攻进疏勒和英吉沙尔。由于疏勒和英吉沙尔久攻不下，思的克派牌素巴特(今伽师)的封建主金相印等赴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境内)求援，请求把匿居在浩罕的大和卓之曾孙，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等遣回新疆，以便利用他们的旗号达到复辟“叶尔羌汗国”的目的。浩罕汗国的封建统治者见有机可乘，便派军官阿古柏与布素鲁克在浩罕搜罗了一批武装分子，于1865年年初侵入南疆。阿古柏真名叫穆罕默德·亚库甫，系中亚浩罕汗国境内的乌兹别克人。他最初在伯克手下当差，以后升为百户长，历任军政要职。这次阿古柏和布素鲁克和卓一道来到喀什噶尔城后，名义上把布素鲁克和卓奉举为汗王，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他手里。阿古柏先后攻占英吉沙尔、疏勒、叶尔羌等地，并于1866年年底吞并了以和田为中心的封建神权割据政权。1867年夏，阿古柏向东侵犯，攻占了阿克苏、库车等城，兼并以库车为中心的割据政权。整个南疆都落入了阿古柏匪帮之手。1867年阿古柏建立“哲德莎尔”汗国，自称“毕条勒特汗”(意即“洪福之王”)。1870年，阿古柏又向北疆进攻，打垮了封建主妥明的势力，攻占乌鲁木齐一带。至此，阿古柏基本控制了全新疆。

阿古柏匪帮的入侵为英、俄侵略新疆提供了可乘之机。沙俄推行“南下政策”，企图控制新疆，继续南侵，在印度洋寻找出海口。英国竭力支持阿古柏，企图在新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使之成为俄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

1865年，英属印度官员多次潜赴南疆活动，阿古柏也通过克什米尔大君，向印度旁遮普地方当局表示了同英国勾结和通商的愿望。1868年，英国派间谍罗伯特·沙敖到达喀什噶尔，赠给阿古柏来复枪等礼物，同阿古柏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嗣后英国女王又派了一个以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为首的代表团，并通过代表团给阿古柏送来少量陆军专用的大炮和1万支步枪，还派人前来替阿古柏训练军队。1873年至187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又一次派以上校福尔赛依特为首的代表团同阿古柏订立了政治、经济条约。英国得到了在阿古柏统治区内通商、驻使、设领事馆的权力; 英国人可以随意进入阿古柏占领区的所有地方，并“享有当地臣民或最惠国公民所享有的商业方面的一切特权和便利”[5]; 从印度进入南疆的货物不受开包检查，英国人还得到在南疆购买出售土地、房屋、仓库的权利。英国政府还可以任命一个外交代表和派驻一名商务专员。英国政府则正式承认了阿古柏的“艾米尔”地位。以后阿古柏分别派代表去伦敦和印度答礼，英印政府则派罗伯特·沙敖为常驻喀什噶尔的使节，和阿古柏保持了经常的联系。

英国在新疆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沙俄的严重不安。他们直接出兵占领伊犁地区，霸占我国领土。伊犁是中国和中亚细亚间的主要通道。这个地区土地肥沃，石油、煤、铁、铜、金等矿藏丰富，一向被视为中亚最富饶地区之一，在经济上被称为新疆的“粮仓”，国防上被称为新疆的一大“炮台”。1868年，沙俄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派军队伺机占领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博罗胡吉尔冬、夏两个卡伦，控制了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谷，把伊犁的出入要道掌握在手中。1870年8月，考夫曼又派兵占领了伊犁西南的穆扎尔山口，扼制住伊犁与南疆的交通往来。1871年2月22日和3月14日，沙皇政府召开了两次特别会议，正式作出了侵占伊犁的决定。以防御俄国边界被侵扰为名，沙皇派遣由巴力斯基率领的一支部队进入伊犁地区。7月1日，侵略军用大炮轰击绥定(今霍城县)，并占领该城。7月4日，竟悍然宣布“永远”归并伊犁。为便于永远占领，沙俄将伊犁九城中原为伊犁将军驻扎的大城毁去，西北五城，除在清水河、塔尔奇、绥定收容当地居民4000人外，其余庐舍也夷为平地，并利用这些拆下的材料，在大城东45公里金顶寺地方，另外建设一个市区，街道长约10公里，为沙俄侵略者和俄军驻扎所在。沙俄侵略者完全废除了清王朝过去在伊犁地区的行政设施，将伊犁地区划归沙俄七河省(谢米列摩斯克省)，由省长科尔帕斯基直接统治。他们在伊犁地区“按灶科赋”，只要烟囱冒烟，就得纳税。此外，还强迫伊犁人民无偿劳役。1872年6月，沙皇派考尔巴斯出使喀什噶尔，与阿古柏订立了《通商条约》(即《俄阿条约》)。沙俄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获得了在南疆通商、减税、建立牙行、设置商务专员等特权。至此，沙俄不仅直接占领了伊犁地区，而且通过与阿古柏的勾结，将势力伸进了全新疆。新疆危机遂成为困扰清王朝的一个严重问题。

第三，英法对云南的侵略和争夺，是这次边防危机的又一重要内容。

英国占领缅甸后，即把侵略矛头伸向云南。早在1858年，英国侵略分子斯普莱就向英国政府建议: 从缅京仰光起，修一条铁路，沿萨尔温江经缅甸，到达中国云南的思茅。这个计划的实质，不仅仅是要修一条铁路，而是要打通从英国殖民当局控制的仰光经云南到中国内地的捷径，把“仰光—思茅”变成英国掠夺中国西南的“黄金之道”，并在中国的西南“获得俄国在北方同等的地位”[6]。在他们的计划中，“云南被划成一个完全和中国隔离的王国，并名之为‘Pantays(班赛)王国’”，这样，“在中国边境组成一个搅乱的、好战的国家，在将来这个广大的帝国瓦解或瓜分时，可能作为侵略的前锋”[7]。在当时英国出版的地图中，云南的着色和英属缅甸的着色完全相同。

“斯普莱计划”引起了英国资本家的广泛兴趣，他们渴望进入中国西南市场。于是，英国政府在1867年派人测量这条路线，但因云南边境的回民反清起义大规模发展，战事频繁，时局动荡，使英国冒险分子并未完成预定设想就中止了。此后，英国资产阶级不断发出要实施“斯普莱计划”的狂妄叫嚣。1868年5月，为了探测滇缅陆路交通，窥伺我国滇西地区，英国政府派出以少校军官斯莱顿为头子的“探险队”，由缅甸境内伊洛瓦底江边的八莫出发，窜入中国境内，到达云南反清的回民起义军占领的腾越(今腾冲)地区。斯莱顿一行在腾越待了40多天，与大理回民地方机构大司空李国伦就滇缅贸易问题进行了商谈，初步议定了通商办法。至此，英国人完成了对滇缅陆路通道的第一次探查。1869年，英国在八莫设立了政治与商务办事处，专事滇缅陆路交通的开辟和扩大，以便扩展对云南的侵略。

1874年冬，英国政府组织了一支由上校军官柏郎率领的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企图从缅甸再次进入云南，把侵略势力伸展到中国内地各省。他们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派一名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到缅甸带领“远征队”入中国。于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朝总理衙门索取了从缅甸进入云南边境来中国“游历”的护照，派英国驻北京使馆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远征队”，酿成了著名的边境事件——“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由上海经汉口到达昆明，从滇入缅，沿途收集云南军政情报，勘察地形，绘制水陆交通地图，蓄意为英国政府开辟侵华新路线作准备。1875年1月，马嘉理到达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之后，这支“远征队”于2月“并不先行知会地方官，遽行入境”，分两路窜至云南边境的腾越地区，“欲借通商为名，袭据腾越”，英军入侵的消息，在各族人民中间不胫而走。饱受长期战乱之苦的边地居民，对于这支“远征队”的入侵感到非常愤怒。大家纷纷行动起来，磨刀擦枪，设岗放哨，“共议齐团防堵”、“同御外侮”，公推善办团练、饶有经验的候补参将前署南甸都司李珍国主事，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2月15日，马嘉理走在“远征队”前面，闯入云南蛮允附近的缅佛寺。16日，马嘉理意欲往迎柏郎的后续部队，在户宋河遭到守卫山寨的景颇族人民的盘问和阻拦。马嘉理竟野蛮地向他们开枪，当场击伤多人，打死一人。群众被英国强盗的暴行所激怒，奋起自卫还击，打死了马嘉理。与此同时，柏郎所率领的后续部队，在班西山下，也遭到李珍国所率团勇和景颇族、傣族、汉族群众的阻击，仓惶逃回缅甸八莫。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也称“滇案”。

“马嘉理事件”本是因英国侵略分子挑衅而造成的边境事件，但英国借此扩大侵略，对清廷大肆讹诈勒索。1875年3月19日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正式向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观审、赔偿、惩凶、道歉、优待公使、通商减税6项要求。清廷对“滇案”处理较为谨慎，一方面责令云南地方官员“迅将此案确切情形，据实奏闻，并一切持平妥办，毋稍含糊，仍遴派得力将弁前往驻扎，由督抚妥为布置，相机筹办，以重边防”[8]，一方面指派李鸿章与威妥玛谈判。谈判进行了一年多时间，威妥玛以公使出京、断绝邦交相威胁，伦敦政府还派4艘军舰从印度到中国渤海湾游弋示威，并在滇缅边境增派驻军，向清廷施加压力。1876年7月28日，清廷明令李鸿章与英国议和签约。9月13日，李鸿章代表清朝在烟台与威妥玛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并附有关于西藏问题的专条。《烟台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了结“滇案”，准允由英国选派官员在滇省察看通商情形; 英国保留由印度派员赴滇的权利; 赔偿滇案恤款及其他用款20万元; 钦派大臣赴英赔礼道歉; 优待往来，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案件，由被告所属国的官员各按本国法律审断; 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4处为商埠，沿长江之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6处为停泊码头; 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 准予各口租界免收洋货厘金。关于西藏专条: 英国如派员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藏，或由印度来藏，总理衙门应查酌情形，发给护照或令西藏地方官员妥为照料。通过《烟台条约》，英国政府取得了入侵云南的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扩大了领事裁判权; 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通商权益; 便利了英国侵略势力伸向我国的西藏地区。《烟台条约》签订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分子“把这项条约说成是中国国际关系中的第三阶段，其重要性仅次于1842年和1858年的条约”[9]。由此可见，《烟台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深化了西南的边防危机，为帝国主义打开中国西南门户提供了依据。

在英国侵略云南的同时，法国加紧了对云南的侵略。法国对云南的侵略是实施“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的组成部分，是在英、法争夺南亚霸权的背景下进行的。早在1787年，法皇路易十六就根据百多禄主教的奏议，拟制了“法兰西东方帝国”的殖民计划。其主要内容是: 把越南变为法国独占的殖民地，并以越南为基地入侵中国。目的在于: 一是使法国在交趾支那建立殖民地与英国势力抗衡，阻止英国人将边界进一步向东方扩张计划的实现，削弱英国在印度的商业贸易; 二是利用越南的地理位置，在战时垄断中国的贸易; 三是掠夺印度支那的战略物资和一切生活必需品补给法国在远东的军队及其他法属殖民地的需要; 四是法国得到“其他的利益”，“这些利益就是从这个国家(指越南)的天然富源以及建设一条到达中国中部去的商道……将使我们获得那个人们不认识的国家(指中国)的富源”[10]，把中国西南的滇、桂、川、黔数省及法属越南，组成一个“法兰西东方帝国”，使其成为法国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市场。从此，法国在侵略越南的同时，在滇越边境加紧对中国的侵略。

1866年，法国政府派其海军军官安邺率领一个“调查团”从越南西贡出发，沿湄公河而上，企图探查由湄公河进入云南的航路。经过两年的调查，他们发现湄公河上游的澜沧江不宜通航。因此，转而企图利用下游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作为进入中国的通道。1871年，法国军火商、冒险家堵布益利用云南提督马如龙急欲镇压回民起义的时机，以代为采买军火为诱饵，使马如龙允许堵布益由红河将军火运入滇境。这样，堵布益证实了红河是通向“黄金之国”的孔道。他认为，如果能打通红河通往云南的航路，中国西南各省的广阔市场就会向法国开放。他还公然说: “把红河开放以便自由航行通商，成为我固定的思想，我并且坚持地追求其实现。”[11]随后，堵布益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收买了一批欧亚籍的流氓匪徒，利用法国海军部和陆军部提供的军舰和枪炮，组织了一支“远征队”，多次从越南偷运军火到云南，企图用武力打通沿红河进入云南的航线。从此，法国政府加速了侵略越南北部和打通红河路线的步伐。1874年，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后，越南实际上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但法国想进一步入侵云南。1881年7月，法国议会在茹费理的主持下，通过240万法郎的拨款，作为扩大侵越军费。1882年3月，法国交趾支那司令李维业受命进攻河内，并向清朝提出开放云南的要求。越南政府也提出由清朝保护的要求。12月，李鸿章在上海与法使宝海签署《会订越南事宜三条》，以同意开放红河通商，后撤中国军队换取中法共同保证越南“独立”的虚面子。清廷打算批准这个条约，但法国嫌得利太少，执意增兵要发动战争，此约被搁置起来。至此，中越边境阴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成为普遍边疆危机中的热点地区。(www.xing528.com)

第四，英国对西藏的第一次武装入侵。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侵略者以“传教”、“通商”等名义进出西藏与日俱增，英人在这一地区寻衅事件也屡屡发生，其中多发生在西藏和锡金、尼泊尔、不丹交界的边境地区。鉴于英国侵略者无端闯入西藏寻衅，从1884年起，西藏地方机构就在这些边境地段的险要必经之处建卡设防。大吉岭是印度由锡金通往西藏的必经通道。1885年，英国马可伦的“商务代表团”300人，武装从大吉岭越境入藏，受到藏族僧侣群众的拦截，被困在康巴宗。1886年，英国派出军队在卓木(今亚东)以南当面驻防。1887年，西藏地方机构鉴于边防现状，在“藏属热纳地方以内之隆吐山岩上，新建防堵人等住居房屋及围墙，并稍设官兵就近防堵，以期各保疆土”[12]。

但是，英国对西藏人民在隆吐山设卡一事大做文章，照会清廷必须在1888年1月底以前撤卡退军。西藏军民坚持反侵略立场，认为隆吐山“更系藏治本境”，“英人意在侵渔”[13]，隆吐山哨卡绝不撤除。1888年3月20日，英国侵略军出动500人，从大吉岭向隆吐山下的扎鲁隘口发起进攻，西藏军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爆发。

驻守在隆吐山上的我国西藏地方少数藏军，以十分落后的火绳枪、弓箭、大刀、投石器等武器，抗击英军进攻，毙伤英军100多人，而藏军无一伤亡。3月下旬，英军调来大批援军和重炮，向隆吐山再次发起进攻。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藏军被迫退守纳汤，并在纳汤北侧高山上筑起了一道两三公里长的高墙，进行防守。西藏地方机构也组织1万多民兵和僧兵支援前线，前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反攻，迫使英军转入防守。就在这时清廷撤换了同情西藏军民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新任驻藏大臣千方百计压制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9月英军用重炮轰击藏军阵地，藏军被迫撤退。英军随后占领了则利拉、朗热、亚东等地。西藏军民第一次抗击英国侵略的斗争最后失败了。

1888年10月，驻藏大臣升泰前往亚东与英国驻哲孟雄(锡金)政治专员柏尔谈判。清廷训令升泰向英方索回锡金、不丹归属权。谈判围绕哲孟雄的归属、藏哲边界的划定、藏哲传统关系三个方面展开。经过一年多的谈判，升泰在印度加尔各答同英印总督兰士顿于1890年3月17日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亦称《哲孟雄条约》)，共八款。其主要内容是: (1)重新划定藏、哲边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以山顶为界。(2)哲孟雄为英国一国保护督理，其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经办; 该国部长及官员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来往。(3)藏哲通商，藏人在哲境放牧，印藏官员交涉往来，均日后再议。《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使清王朝再次割地丧权，从此，哲孟雄为英国独占，为英国从印度以最短距离入侵西藏提供了保证。通过《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英国殖民主义者又一次看到清廷的软弱可欺的本质，于是，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在《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缔结后不久，又强迫清廷就通商、游牧、交涉三项内容继续谈判，终于在1893年12月5日，在哲孟雄的大吉岭，由中英双方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其主要内容是: (1)西藏的亚东开关通商，听任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印度可派员驻扎，查看英商贸易事宜。(2)英商在亚东享有贸易特权，英商货物在五年内概行免纳进出口税。(3)英人在亚东享有领事裁判权。(4)藏人在哲孟雄境内游牧须受英国所订游牧章程限制[14]。通过《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的签订，英帝国主义用大炮和外交讹诈打开了中国西藏的边防大门，西藏同中国内地一样，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总之，从19世纪60年代起，我国周边都先后发生了外国侵略者入侵边疆的边境事件。70年代至90年代，这些边境事件酿成了普遍的边防危机。面对这一边防形势，清王朝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边防策略，曾三次征询疆臣意见，展开讨论。第一次是1867年的讨论，洋务派提出了“郅治保邦”的战略思想; 第二次是1874年至1884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形成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战略重点; 第三次是1884年至1894年发生的“弃藩自保”还是“固藩自保”的争论，确立了“保藩固圉”的边防方针。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洋务派与顽固派、清流派与实力派、帝党与后党以及军队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使清王朝在“和”、“战”问题上迟疑不决，举措失当，经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清朝的“保藩固圉”边防政策的破产势属必然。

[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〇。

[2] 连横: 《台湾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79页。

[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

[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九。

[5] 包罗杰: 《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23页。

[6] 安邺: 《东京问题》，载《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上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0页。

[7] 安邺: 《东京问题》，载《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上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1页。

[8]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

[9] 马士、宓亨利: 《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25页。

[10] 《中法战争》第1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364～365页。

[11] 堵布益: 《东京问题的由来》，载《中法战争》第1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408页。

[12]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

[13] 牙含章: 《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14] 荣赫鹏: 《英国侵略西藏史》附录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33～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