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对外妥协引发的边防形势变化

自19世纪40年代起，以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边防进入了中外之防的阶段。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对外妥协，边防斗争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

在西方列强侵华的历史大背景下，边防斗争的主要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相一致，中华民族和西方侵略者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侵略和反侵略、妥协与反妥协就成为边防斗争的主要内容。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清朝的海防大门，沙俄打开了中国北部边防的大门，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疆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我国进入近代以来出现的第一次边防危机。在这次危机中，清朝统治者虽作了一定的抵抗，但为了对付国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王朝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曾国藩说: “洋人与我共其利害。”[1]1862年2月8日，那拉氏以同治皇帝载淳的名义发布上谕，正式宣布了“借师助剿”的决策。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使中国近代边防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与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东北边防，对于沙俄的野蛮侵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岸的中国军民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和斗争。清廷的东北地方官员在向咸丰帝的奏折中说，“吉省军民闻其凶焰横恣，无不志切同仇”，“彼处居民，早已准备，誓不相容，亦非官兵所能约束”[2]。面对沙俄以武力来夺取中国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的严峻局势，清朝东北边防部队也采取过一些防御敌人进攻的自卫措施，在1859年以前，吉林将军就在“绥芬、乌苏里等处，添设台卡14处，加紧设防; 添造枪炮，制造铅药备用”[3]，并令揽头“招募人夫，保护山场”，组织“城乡团练，严密设防”。黑龙江将军让瑷珲城“养育兵”(清朝旗人未入伍者)280多名与官兵一体操练，“复由墨尔根、布特哈备兵500名，联络该处旗民人等团练，以壮声势”，并动员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鄂伦春、赫哲、费雅喀等少数民族，“如果俄人再来肆扰，即与之抵御”，“在布鲁河、漠哩勒克河等处，添设卡伦，令哨巡查，周密防范”[4]。一些边防将领在同沙俄侵略者交涉过程中，大义凛然，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抗俄斗争中，东北边防地区各族人民的斗争经久不息，成为当时反割地、反占领斗争的主流。早在1854年，沿江一带的达斡尔、赫哲等族人民拒绝供应侵略军食物，向清朝边防军官员报告俄舰行动，协同守卫江卡。1859年，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揽头和刨夫(采山货的贫民)，也主动慷慨陈词“俄夷肆逞，是欲绝我生路，同仇敌忾，义所必然，情甘出力”[5]。1859年，揽头张登瀛自发组织起来，在小绥芬一带设营12座，逐步扩大，至第二年春天，又在恽春以东，南起玛延河，北抵苏城沟的千里之间“设营150余座”，每营召集人夫数十名，计一万几千人，不要官饷，自备武器，联防自保，抗击沙俄侵略者。有的地方居民还赶走不抵抗沙俄侵略者的清朝卡伦官兵，自己组织力量守卫卡伦。1860年6月，沙俄派遣官员前往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勘察划界，也遭到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1868年，海参崴东南的青岛(阿斯科尔达岛)地区的中国居民，不堪忍受沙俄的残暴统治，反抗沙俄向他们勒索金沙，发动起义，杀死杀伤沙俄官兵数人。次年，沙俄从海参崴调“西伯利亚舰队”前来镇压时，又遭到中国居民的伏击，接着，起义的人民与苏城等地人民联合起来，展开了大规模抗俄斗争。他们烧毁了黄岛、石庙子、蛤蟆塘一带俄军哨卡，并将守卡侵略军全部消灭，参加这场抗俄斗争的人数迅速发展到两三千人，他们转行各处，围俄人村落，“南部乌士利(指乌苏里)沃地、贝加尔湖及士彝文河间，扫荡几尽，余势及浦盐斯德(指海参崴)”[6]。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沉重打击了沙俄侵略者。尽管沙俄在乌苏里江以东设立了“滨海省”，把它纳入俄国统治范围，但当地的中国居民不予以承认。沙俄军官纳达罗夫在调查报告中说: 直到1866年，当地的赫哲人和鄂伦春人还普遍认为这块地方是属于中国的，还要向中国官吏交纳贡税，直到1868年，“中国人好像还是这儿的主人”[7]。

在西北边防，沙俄可以用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强迫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丧权辱国，割土裂疆，但它无法阻止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1853年，俄军侵入中国特穆尔图淖尔南岸地区和伊犁河下游一带时，就遭到当地哈萨克人民的强烈反抗。1855年2月，沙俄驻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率领七八百名士兵，入侵雅尔噶图金矿区，用武力大规模驱赶中国矿工，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惨案。矿工们在徐添荛、安玉贤等人的带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俄示威游行，向塔城管理俄人通商事务的清朝官员萨碧屯控告沙俄罪行，要求为死难矿工申冤报仇。萨碧屯反借口徐添荛等聚众滋闹，将他们枷打一顿。矿工们忍无可忍，又拥向参赞大臣的衙门请愿。参赞大臣派萨碧屯到矿区进行调查，萨碧屯谎报未见夷人及死尸踪迹。7月，矿工们在徐添荛等率领下，抬着被害者的两具尸体，举行了第二次抗俄示威大游行。塔塔林诺夫急忙照会中国伊犁、塔城地方当局，要求他们采取紧急措施镇压人民抗俄斗争。塔城人民看到清朝地方当局畏敌如虎，难以为百姓申冤报仇，于8月26日深夜，以安玉贤为首的五六百名回、汉等各族群众，包围并焚毁了塔城的沙俄贸易圈，把沙俄70多间领事房、商人住房、栈房和货场全部烧毁，沙俄领事和哥萨克卫队、俄国商人等狼狈逃走。10月，徐添荛、安玉贤等向伊犁将军投递联名呈禀，控告地方官“通俄夷”罪状。然而清王朝在沙俄的压力下，反而向沙俄赔款白银13万多两，将安玉贤等矿工判以重刑。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边防部队的部分官兵对沙俄犯卡占地的侵略活动也曾进行过英勇还击。1863年夏，在伊犁地区，南北两营与沙俄侵略军接火10余次。6月30日，沙俄戈卢别夫大尉率领步兵一个连、哥萨克炮兵一个排，侵入伊犁西北的博罗湖吉尔卡伦，向清朝卡军“开放火炮火箭”进行攻击，清军被迫用抬炮进行还击，击退了侵略者。8月5日，沙俄侵略者再次来犯，中国边防各族人民和清军协力作战，“相机堵击……我兵奋力，枪炮齐施，杀毙贼匪五六十名，伤者无数”。俄军被迫撤军至科斯、莫塞。事后，清廷也曾命令边防部队“整队严防”，如侵略者“敢再来扑犯，即激励官兵奋勇迎击，不可为其所乘”[8]。因此，沙俄的武装犯边行动，从塔尔巴哈台上区一直到通往伊塞克的格根河盆地，处处受到反击。

在西南边防，云南、广西的边防力量有所加强，西藏边防受到局部侵犯，整个西南大门没有打开。在云南、广西地段，“沾边台卡，亦内外兼顾”[9]，清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西南少数民族起义以后，对西南边防的兵力部署作了相应调整。1851年至1868年，广西各族人民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其中有正式名称的义军就有175支，并且逐步由分散走向联合，由流动作战发展到建立根据地。1852年至1869年的“延陵国”起义、1852年至1863年的“升平天国”起义、1854年至1863年的“大成国”起义，就是当时广西天地会斗争的三大中心。清廷为了镇压这些农民起义，调集大军云集广西。清廷把广西壮、汉族人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大批清军留驻广西，其战略目的虽是为了监视人民、巩固“内防”，但在客观上也起到加强“外防”的作用，增强了广西边防的防御力量。在云南，清军镇压了1856年至1857年马德新、马如龙领导的回民起义; 镇压了1856年至1876年以彝族农民李文学和太平军战士王泰阶领导的哀牢山彝民起义; 镇压了1856年至1872年由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 还镇压了1859年至1865年以李永和、蓝朝鼎领导的滇东北烟农起义。清军在平定少数民族地区起义后，留驻云南，“增兵填防”，“姚州、蒙化二处，亦改汛增兵”[10]，云南边防相对得到加强。同时，清军在平定苗疆1850年至1870年苗、教、号军少数民族反清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环苗疆数百里”修筑汛碉、炮台、屯堡共1209座，“烽燧相望，声息相闻”，“防守兵丁，有警则荷戈，无事秉来，进攻退守，为持久计”[11]。这些措施，虽然对改善西南“边防渐弛”的局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2]，但由于清廷对西南边疆各族人民的连年镇压，从根本上压抑了人民群众固边守边的积极性，而终究挡不住列强对西南的窥伺。在西藏边防，英国势力伸入克什米尔后，开始窥伺拉达克。拉达克原是西藏管辖的中国领土，9世纪吐蕃王子尼马贡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后来阿里地区分裂成拉达克、古格、布让三部分。拉达克在历史上就是西藏的一部分。1834年，克什米尔道格拉族统治者在英国的支持下，入侵拉达克，废黜拉达克土王。1841年，为了策应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克什米尔统治者又在英国唆使下，发动对阿里的进攻，被藏军击退，藏军乘胜收复拉达克。1843年，克什米尔军队再度东犯，藏军被迫退出拉达克，从此，拉达克被克什米尔占领。1846年，英国正式吞并克什米尔地区，拉达克转归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完全脱离了与中国的行政隶属关系。英国占领拉达克是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第一次失地辱国的事件。同时，在1846年，英国在尼泊尔支持拉纳家族发动政变，控制了尼泊尔。1853年，英国唆使尼泊尔军队入侵西藏的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清廷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要求西藏地方机构议和休兵，于1856年3月24日签订了《西藏尼泊尔条约》，条约规定: 西藏地方每年向尼泊尔赔款1万卢比(折合白银2000两); 尼泊尔人可在拉萨自由贸易; 在拉萨设立领事馆，享有领事裁判权等。这一条约，是西藏地方在近代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侵略者的魔爪已伸进该地区，就作为一个方面的边防来看，西南门户也很不安定。

总之，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以两次鸦片战争为主要标志，中国近代出现了第一次边防危机。这次边防危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边防已被打开了缺口。鸦片战争前，清朝的边防基本上处于相对严实和安定状态。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从海上打开了清朝的“前门”，从此，中国进入了边患丛生的时代。二是海疆大门的打开，具有全局性影响。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成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开端，从此西方侵略者接踵而来，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这就使我国近代的边疆危机，从一开始就带有民族危机的性质。三是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害。五口通商，英国割占香港、九龙，沙俄鲸吞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使我国边界线发生了大幅度的内移。四是上层社会抵抗派的“强边御侮”思想的出现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兴起，二者都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斗争的性质，都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这一矛盾斗争的产物，体现了中国人民伟大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曾文正公奏稿》，卷一五，《议复借洋兵剿贼片》。

[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四。

[3] 《清文宗实录》，卷三〇四。

[4] 《清文宗实录》，卷三〇三。(www.xing528.com)

[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四。

[6] 马洛泽莫夫: 《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2页。

[7] 马洛泽莫夫: 《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2页。

[8] 《清穆宗实录》，卷七三。

[9] 《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八》。

[10] 《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八》。

[11] 《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八》。

[12] 《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