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侵占清朝北疆，详解中国边疆经略史

(一)《瑷珲条约》对中国东北领土的割占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界曾得到较长一段时间的稳定。但是到19世纪上半叶，沙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封建农奴主对外“开疆拓土”的要求和新兴资产阶级夺取国外市场的贪欲交织在一起，推动沙皇俄国对外掀起扩张高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沙俄再次掀起对我国东北边疆的新一轮侵略。

1847年9月，沙皇尼古拉一世起用穆拉维约夫担任东西伯利亚总督，这标志着沙俄企图吞并黑龙江，夺取东方“出海口”，其称霸远东的侵略计划，进入了实施阶段。按照《尼布楚条约》规定，黑龙江(沙俄称阿穆尔河)是中国的内河。1849年2月24日，沙皇控制下的“阿穆尔问题委员会”研究了入侵黑龙江的行动计划，决定通过海上探险，勘察黑龙江口，其部署是先“占领阿穆尔河口和萨哈林的南部，然后再占领自格尔必齐河直至河口的阿穆尔河左岸”[1]。接着，沙皇任命海军大尉涅维尔斯科伊为“探险勘察队”队长。同年9月，涅维尔斯科伊潜入中国黑龙江口，探明黑龙江口可行海船，库页岛确实是个岛屿。1850年7月，涅维尔斯科伊奉命率兵乘炮舰从黑龙江口沿江而上。7月24日在离江口106公里的特林(即明朝奴儿干都司衙门和永宁寺碑所在地)强行登岸，8月13日强占庙街。涅维尔斯科伊宣布在庙街建立以沙皇尼古拉一世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1851年8月，涅维尔斯科伊率领“黑龙江特别考察队”又一次入侵中国黑龙江口和鞑靼海峡。1853年3月，沙俄“考察”人员入侵中国奇集湖一带。5月侵占哈吉湾，8月在这里建立了康士坦丁哨所。同月强占奇集湖附近的阔吞屯，建立了马林斯克哨所和在南格玛尔湾建立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哨所。1853年4月23日，沙皇尼古拉一世悍然下令侵占中国的库页岛。7月涅维尔斯科伊率奥尔洛夫等人乘“贝加尔”号轮船入侵库页岛，并在该岛西岸建立了伊利英斯克哨所。

1854年1月，沙俄政府授权穆拉维约夫就划定俄国远东地区的边界问题直接与中国进行交涉。为准备谈判，穆拉维约夫开始了在黑龙江的武装航行。5月20日，穆拉维约夫带领随员来到石勒喀河右岸的石勒喀扎沃德，并在那里迅速集中了沙俄侵略军3000多人和100余艘船只。5月31日侵入黑龙江，6月24日，船队侵入乌苏里江口。

对沙俄的这次入侵，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先后上奏清廷，要求对沙俄的入侵采取措施。对此，以咸丰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指令边防将领: “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事情，亦不值与之为难。”“倘俄罗斯有扰及内地事情，该将军等惟当示以大义，办理不可轻率”[2]，对入侵船队，也不必接战。

1855年5月31日，穆拉维约夫率领大批人员分五批第二次武装航行黑龙江，6月下旬全部到达马林斯克哨所(阔吞屯)，不断向黑龙江地区大肆增兵和设立军事哨所。仅庙街一地，自1854年秋至1855年春，沙俄侵略军便由800人激增至5000人。沙俄军事占领黑龙江下游以后，妄图通过外交谈判使其军事占领合法化。1855年7月，沙皇责成穆拉维约夫同中国交涉，签订一份正式条约。9月20日，清朝派遣的吉林、黑龙江和库伦3委员到达阔吞屯同穆拉维约夫进行交涉。谈判中，穆拉维约夫竟然宣称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天然疆界，黑龙江以北及下游沿海地区的大片中国领土“应该永归俄国所有”。清朝代表根据中俄《尼布楚条约》当即予以严厉驳斥，表明对俄方无理要求断不能接受，双方多次谈判毫无结果。清王朝于1856年1月3日向俄国发出照会，逐条驳斥了沙俄的无理要求，重申了黑龙江流域为中国领土的一贯立场，表明沙俄欲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地方占去，中国政府决不会屈从[3]。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趁火打劫，采取了双管齐下的侵华方针: 派出以普提雅廷为首的外交使团到中国进行讹诈活动，密令穆拉维约夫加紧边疆军事行动。1857年，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一带和蒙古边境地区集结重兵。到1857年3月，俄国仅在黑龙江上游和蒙古边境，就驻扎了步兵1.6万人，骑兵5000人，炮兵1000人，并在伊尔库茨克集中了大批后援部队，准备随时进攻中国。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北边疆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侵略活动。仅在1857年六七月间，沙俄侵略者入侵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不下三四十次，每次人数少则5人，多则1000余人。7月7日，穆拉维约夫发布命令，在整个黑龙江左岸建立“黑龙江防线”，把乌斯季——斯特列尔卡至兴安哨所和兴安哨所至马林斯克哨所的广大地区，分别置于该防线第一军分区和第二军分区控制之下。第一军分区属外贝加尔驻军司令管辖，第二军分区属滨海省驻军司令管辖。至此，沙俄对中国黑龙江以北地区的军事占领体制基本确立[4]。

对于沙俄上述侵略活动，清廷于1857年8月28日和9月3日两次照会沙俄政府，重申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界址分明，两国皆不得私相侵占”的条款，严正要求沙俄政府“各守从前地界，即将海兰泡等处人船撤回”，“阔吞屯亦不可留人居住”[5]，谴责穆拉维约夫的侵华行径，要求俄国“查办”穆拉维约夫，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在天津与普提雅廷“商定界址”，要求他到黑龙江与中国地方官员查看“公中之地”(即乌第河待议地区)[6]。

1858年5月20日，穆拉维约夫亲率数百名俄军，在两艘炮艇的护送下，突然抵达瑷珲，主动提出愿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早被清廷任命为中俄边界谈判全权大臣的黑龙江将军奕山，立即同意在瑷珲谈判。23日，中俄瑷珲谈判在俄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开场。会议一开始，俄方首席代表穆拉维约夫就把事先单方面拟就的条约草案，交给中方首席代表奕山，要求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奕山表示: 两国边界，《尼布楚条约》早有明确规定，断然拒绝。第一次会谈没有结果。在随后的谈判中，俄方使用了种种恫吓讹诈伎俩，甚至扬言中国不接受要求，俄国就要同英国联合向中国开战。在5月26日的谈判中，穆拉维约夫提出了最后通牒，然后拂袖而去，事后俄方将数百名士兵调到江岸，向奕山进行武装示威。在俄军的恫吓下，奕山只得屈服了。仅仅经过6天谈判，未经清廷批准，奕山就于5月28日同穆拉维约夫在中国瑷珲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

中俄《瑷珲条约》有满、蒙、俄三种文本，主要内容是: 第一，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所属之地。仅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永远居住，归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 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口作为中俄“共管之地”。第二，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第三，准许俄国商人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一带自由贸易。沙俄通过这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黑龙江就这样从中国的一条内河，变成中俄之间的界河。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包括吉林省的全部海岸线和海参崴海口，划归中俄共管，实际上不过是沙俄正式侵吞这片中国领土的一种过渡形式而已。中俄《瑷珲条约》完全毁弃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中国领土和主权蒙受了巨大损失。

(二)《北京条约》对中国东北领土的割占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扮演“调停人”的角色，派出普提雅廷到北京进行外交讹诈。1858年4月，普提雅廷向清廷游说，以自愿说服英法停止进攻而获得清廷代表在天津首先接见。4月29日，普提雅廷趁机向清王朝提了一个比穆拉维约夫更大的领土要求，即不仅要求黑龙江、乌苏里江作为中俄东部国界的界河，而且还要“议细议定”从沙滨达巴哈以西直到伊犁的西部边界。声称要是满足了沙俄的要求，他就能说服英法罢兵。当清廷根据中俄《尼布楚条约》反驳了他的无理要求后，他立即收起了和善恭顺的面孔，反过来怂恿英法扩大侵略战争。1858年6月13日，普提雅廷采取狡猾手段，诱迫清廷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条约共计12条，除增开通商口岸，设驻华公使、领事、军舰停泊等项内容外，还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的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查勘，并将边界清理结果补入此次条约之内。中俄《天津条约》，是在《瑷珲条约》签订后的半个月时间内，沙俄迫使清廷签订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不仅得到了英、法、美在华享有的一切特权，而且还把它的侵略势力扩展到了中国内地和沿海各省。特别是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的条款，为沙俄侵略者以后在“勘界”的幌子下吞并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广大领土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为了夺取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滨的中国领土，沙俄照会清王朝，要求派员共同查勘松阿察河、兴凯湖、绥芬河一带地界。清廷以松阿察河、兴凯湖、绥芬河均在乌苏里江以西，完全是中国领土，根本不存在什么“未经定明边界”的问题为理由，断然拒绝了沙俄提出的会同勘界的无理要求。1858年至1859年，沙俄军队侵入兴凯湖、绥芬河、珲春一带，强立界碑，蛮横地把这些侵略活动说成是“会勘地界”。1860年6月，俄舰悍然占领海参崴，将该地擅自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实现了对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实际占领”。

为避免英、法从中干涉，沙俄政府任命丕罗福斯启为全权代表，避开英、法公使，于1859年4月单独与清朝代表户部尚书肃顺、刑部尚书瑞常互换了中俄《天津条约》。由于清廷对《瑷珲条约》拒绝批准，不予换约，并驳斥了沙俄提出的割让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无理要求，沙俄改派伊格纳切夫来华担任公使，继续讹诈清廷。在1859年7月10日两国代表首次会晤时，肃顺就告诉伊格纳切夫: 中俄《天津条约》已换约，中俄《瑷珲条约》无效。伊格纳切夫听后，威胁肃顺说: “中国和俄国交界长达七千俄里，俄国比任何一个别的海军强国，都更容易随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中国给予强有力的痛击。”[7]第二天，伊格纳切夫向清廷提出了《补续和约》文本，这个条约比起《瑷珲条约》，要割占更多中国领土。这时，清军刚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获胜，清廷谈判代表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断然拒绝了沙俄的侵略要求。到1860年1月，在北京的外交谈判实际上已陷入停顿。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沙俄决定利用英、法侵略者重燃战火，以便再次趁火打劫。

1860年春，英法组织了庞大舰队，准备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报复。5月20日，伊格纳切夫认为时机已到，再次照会清廷，要求清廷在沙俄测绘的“分界”地图上签字画押，承认它割占乌苏里江以东、以南直到朝鲜边界的大片中国领土的“合理要求”。伊格纳切夫这次外交讹诈又没有成功，遂于5月28日离开北京到上海，极力怂恿英法联军攻打天津，并把北京和津沽一带的中国防务情报密告英法使臣，为英法侵略中国出谋划策。8月下旬，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清廷急忙派桂良、恒福与英法大使谈判媾和。当双方谈判接近妥协时，伊格纳切夫认为这对俄国极为不利，便去游说英军侵略头目，怂恿英使提出“要清帝隆重接见”的要求，致使谈判破裂。然后，伊格纳切夫又极力怂恿英法联军尽快进犯北京，并将北塘至北京的路线图、北京平面图以及北京城防最薄弱的环节等重要情报提供给英法联军。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伊格纳切夫认为时机已到，于10月16日由通州赶到北京，尽管清朝统治者明知“英法之来，皆属俄人怂恿”[8]，但求和心切的奕仍立即请求伊格纳切夫帮忙，与英法缔结和约。紧接着，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向清廷索取“报酬”。伊格纳切夫把他一手炮制的条约草案15条拿出来，强逼清廷一字不改地予以承认。奕害怕不满足俄国人的要求，沙俄会再次“勾结英法为患”; 同时清王朝要倾全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力与列强抗争，“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1860年11月14日，奕在中俄《北京条约》(又名《中俄续增条约》)上签了字。中俄《北京条约》规定: 中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并对划分中俄之间东部和西部的边界作了规定。关于中俄东部边界，条约承认将《瑷珲条约》规定的乌苏里江以东由中俄“共管”的中国领土割让给沙俄。这块土地的范围，条约载明: “自乌苏里江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 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9]这样，沙俄就凭一纸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了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由于陆地领土的丧失，滨海地区及库页岛周围海域也随之丧失。条约也为以后沙俄吞并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埋下了“伏笔”。

依照中俄《北京条约》规定，1861年6月，清廷派户部侍郎成琦、吉林将军景淳，同沙俄代表卡扎凯维奇等人，在土尔必拉(即白棱河口)会合，商议勘分东界，树立界碑。勘界时，沙俄代表强迫清廷代表以俄方单方绘制的地图为准划界，并公然违反界河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国际惯例，把沿河界碑一律树立在中国领土内，为日后吞占中国领土作准备。1861年6月28日，中俄双方代表在《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上签字，并互换了两国交界地图。

(三)塔城谈判对中国西北领土的割占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清朝东部海防大门。沙俄在打开我国东北边防大门的同时，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西北边疆，企图在西方列强势力不易到达的西部地区开辟市场。

1847年，沙俄向清王朝提出，中俄陆路贸易除早已开放的恰克图外，再增开伊犁、塔尔巴哈台(塔城)和喀什噶尔三处通商。清廷没有同意。1849年，沙俄再次提出要求，终于在1851年8月6日，强迫清廷在伊犁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通过这个《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获准在伊犁、塔城两处通商，从而开辟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市场。《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规定的“彼此两不抽税”，使沙俄获得了在伊犁、塔城两处免税贸易的特权; 沙俄还在这两地设置领事，俄国商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为沙俄在中国新疆地区的经济侵略铺平了道路。《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俄国商品潮水般涌入新疆。签约3年后，沙俄的对华输入就增加了6倍左右。

1861年3月，新登上皇位的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采取了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使俄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很大发展。这就决定了沙俄必然用征服新土地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商品市场。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要求清廷进行谈判，勘分西北边界，并积极为塔城(塔尔巴哈台)谈判和勘界作准备。

1861年10月，沙俄外交大臣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偕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到中国西部边界窥探。接着，1862年1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特别会议”，通过了外交部拟订的依靠外交讹诈割占中国西部领土的方案。会后，沙皇还召见了鄂木斯克军团上校军官巴布科夫，随后任命他和沙俄驻伊犁领事扎哈罗夫等为俄方谈判代表，并指示财政大臣拨款加以支持。外交部在给谈判代表的训令中指出: 首先必须向清朝代表声明，谈判只能在“准确地”依据中俄《北京条约》划界的条件下才能举行，然后再坚持“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力争全部占有斋桑泊和特克斯河上游地区，至少也应保留两国共有斋桑泊，并给俄国人享有在湖上捕鱼和航行的权利[10]。沙俄政府所要的这条边界线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将沙俄事实上已占领，《北京条约》已承认的谢米列厪斯克和外伊犁地区并归沙俄版图，再履行一种“法律手续”; 二是对还未被沙俄占有，《北京条约》也没有划归沙俄版图的斋桑泊周围的广大地区，通过勘界，加以吞并; 三是借勘界强占一些战略要地，为进一步侵略中国作准备。在沙俄外交部的训令中强调必须占领靠近穆扎尔特山口西面最近的两个山口。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沙俄在边界上作了大规模的军事布置，把军队开进中国国土，全面挑起边境冲突，造成有利于沙俄谈判的军事态势。

沙俄布置就绪后，巴布科夫于1862年8月3日到达塔城(塔尔巴哈台)，与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领队大臣博勒果素等进行划界谈判。谈判一开始，巴布科夫就提出“应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并拿出一张早已画好的分界地图，上面以一条红线把中国常驻卡伦以外的领土，全部划归沙俄版图，强行要求中国代表接受。沙俄代表完全明白，中俄《北京条约》俄文本第二条是没有“常驻”卡伦的字样的，只是在俄方代译的中文本中才加上了“常驻”二字。他们坚持以常驻卡伦为界，是蓄意要侵吞更多的中国领土。中国代表也十分清楚，依据中国常驻卡伦划界是不合理的，而且后果严重。当时清朝所设卡伦有三种，即常驻卡伦、移设卡伦和添撤卡伦。历年不移、设有定地的叫常驻卡伦;按季节挪移、官兵轮流驻扎的叫移设卡伦; 根据需要时添时撤的叫添撤卡伦。卡伦原是边防军驻所，其职责是稽查商旅、游牧人等的进出往来，并不是界址的标志。常驻卡伦一般设在中国城镇附近距界境线最近的不过数十里，远的数百里以至千里不等。如果“自卡伦议分，不特将三处(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西南西北疆界，均被该国侵占，且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之蒙古收去数处，及出产每年例进貂皮之地方，亦被抢去，并将伊犁、塔尔巴哈台所属岁收租马之哈萨克、布鲁特各部落，尽被该国收服”[11]。谈判中，明谊据理力争说: 常驻卡伦根本不是中国的国境线，并举出位于伊犁以西的勒布什地方，“乾隆年间，立有石碣，现在尚存我国伊犁、塔尔巴哈台每年派官兵前往该处查收哈萨克呈交之租马，均在此界会哨”[12]。明谊还指出: 即便是根据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疆界的规定，中俄分界也是“应顺山岭大河之流”为界俄国代表无言可辩，竟然恼羞成怒，张口谩骂。明谊提出了一个以《北京条约》规定的以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等为界的划界方案这个方案已让出了大片中国领土，但俄方仍拒不考虑，坚持要以常驻卡伦为界。当中方代表指出，既然按条约规定划界，那就应该按条约所载从沙滨达巴哈界碑末处往西的走向来勘分。如果这样，斋桑泊要划归中国，再坚持以常驻卡伦为界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俄方代表只好提出由两国复派委员会同画图，再行议定。当中国代表立即表示同意这一建议时，俄方代表意识到会同查勘绘图，会使整个阴谋破产，又立即改口，不同意自己刚才提出的建议，对中方提供的地图，也拒绝验看。沙俄代表在谈判中还多次威胁中国代表说: 如不照条约内载常驻卡伦为界，即便你们废了条约，若要如此“我们只好带兵队占据卡外之地，不由得你们不给”[13]。沙俄政府由于狡辩、威胁都没能达到目的，遂以中断谈判来要挟，命令俄方代表于1862年10月12日离开塔城回国。

谈判中断之后，巴布科夫玩弄1858年穆拉维约夫强迫清廷订立《瑷珲条约》的故伎，在新疆边境全线出动军队，对清朝进行武力威胁。沙俄政府立即批准了巴布科夫的武装占领计划，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在复文中说: “要尽可能地实际占据符合我们意愿的整个边界线，这样我们就能够安安稳稳地等待重开谈判的方便时机。”[14]从1863年4月初起到1864年，沙俄军队全线出击，占据了从斋桑泊到伊塞克湖整个中国边疆的十多处卡伦，每处有侵略军“四五百至百数名不等”。他们在中国领土上或执械逞凶，或偷立鄂博，或伐木盖房，或拘禁卡兵，或抢劫牛马。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不是胁之以威，就是诱之以利，进行收买分化活动。由于斋桑泊是关系到沙俄整个划界计划的重心，所以还由巴布科夫出马，组织了一个由哥萨克骑兵和炮兵掩护的“斋桑泊考察团”，在1863年夏天侵入斋桑泊沿岸地区。(www.xing528.com)

1862年冬和次年春、夏，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在北京同沙俄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和代办格林卡反复进行谈判，每当巴留捷克理屈词穷时，就借口“未深悉该事情形”来推卸责任。1863年6月至8月，清廷多次照会沙俄驻华代办格林卡，对沙俄的一系列入侵和挑衅活动进行了抗议，要求沙俄撤兵，并派员到塔城重新进行谈判。1863年10月，中俄在塔城进行了第二次谈判，由于沙俄代表在谈判中恃强凌弱、蛮不讲理，致使这次谈判也无结果而告终。

1864年6月，新疆爆发了库车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反清武装起义，除巴里坤地区外，起义群众几乎占领了新疆全境。沙俄看到这是实现其强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的有利时机，乘机派遣俄军600余人，携带枪炮到塔城附近的巴克图卡外驻扎。另外又派俄军1000余人占领伊犁西北的博罗湖吉尔卡伦，逞兵挟制，以迫清廷让步。腐败的清王朝在外有沙俄大军压境，内有人民起义的情况下，认为“综核通盘形势，边界既属一无可恃，自不得不从权放宽一步，以期早为蒇事”[15]。如不按沙俄的“分界议单办理，将来兵连祸结，必致更难收拾”[16]。因而不顾斋桑泊东南一带中国人民的反对，也不顾伊犁境内大量屯田官兵的生计，要明谊等按照沙俄议单，赶紧将分界事宜结束。1864年9月18日，清廷派官员前往塔城商定谈判日期时，扎哈罗夫和巴布科夫乘机要挟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说: 必须按照俄国的议单和分界线道图定界换约，“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只好带兵强占”[17]。10月23日，清廷代表通知俄方，全盘接受沙俄提出的条件，11月5日，明谊虽据理抗争，但在总理衙门的一再指令下，不得不代表清朝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画押。谈判中，沙俄代表还提出，要清廷负责把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从卡外移入卡内的中国居民拨回原处，即“人随土归”。由于清朝代表的坚决反对，最后定为: “自这次换约日为准，以后卡外居民不得移入卡内。”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规定，比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更为苛刻。它把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为界湖的伊塞克湖和斋桑泊划为沙俄的内湖。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侵吞了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大片领土; 再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规定的边界走向，即沙俄单方划定的边界红线，又霸占了中国塞留格木岭、奎屯山以西和围绕斋桑泊以南的广大地区。这样，属于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西北部，包括唐努乌梁海10佐领牧地，科布多所属阿勒坦淖尔乌梁海2旗全部和阿勒坦乌梁海7旗所属的大片哈萨克、布鲁特旗的牧地，均被沙俄侵占。乌克克、钦达盖图、乌鲁呼、昌吉斯台、塔尔巴哈台、那林、库兰阿吉尔噶、和尼迈拉虎8卡伦，都不得不挪移改设。以和尼迈拉虎卡伦而言，向中国一侧挪移了将近200公里。沙俄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部领土总面积达到44万多平方公里。

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获利者。它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1] 瓦西里耶夫: 《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页。

[2] 《清文宗实录》，卷七。

[3]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二。

[4] 瓦西里耶夫: 《外贝加尔湖的哥萨克》，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0页。

[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六。

[6]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六。

[7] 布克思盖夫登: 《1860年北京条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0页。

[8]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七。

[9] 《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33页。

[10] 巴布科夫: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90～192页。

[1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

[1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

[1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

[14] 巴布科夫: 《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53页。

[1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八。

[1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二。

[1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