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京津门户

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在俄美支持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后向清廷提出开放沿海全部城市、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免除进口货物子口税和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1856年，他们再次向清廷提出修约要求，仍然没得逞。于是，英、法两国便寻找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武力逼迫清廷接受其侵略要求。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检查了停泊在广州黄埔港的中国走私船“亚罗”号，逮捕了2名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船员。这本属中国内政，但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制造战争借口，诡称该船系英国船，无中生有地说清朝兵勇搜查该船时曾撕毁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蛮横地要求广州当局送回被捕者，向英国公开“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为避免事态扩大，向英方送交所捕水手。巴夏礼故意刁难，拒绝接受人犯。10月23日，英侵华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领军舰3艘、划艇10余只、海军陆战队2000余人，向广州进犯，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法国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1853年，法国神甫马赖私自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勾结当地土豪地痞，欺压人民。1856年2月，西林知县逮捕并处死了马赖。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出军队1000多人，由葛罗专使率领，组成英法联军，向中国发起进攻。

1857年10月，英国侵略军司令额尔金和法国专使葛罗先后率军抵达香港。11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也来到香港，与英、法侵略者合谋侵略中国。12月，额尔金和葛罗分别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约和赔款，并限10日内答复。英法联军同时向广州进发，两广总督叶名琛与侵略者进行周旋。

当时，太平天国的势力控制着广大地区，清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咸丰皇帝为了全力镇压农民起义，确定了对外“息兵为要”的方针。因此，叶名琛拒绝了部将僚属调兵设防和召集广州市民团练自卫的建议，还下令不准军民擅杀夷人，并撤除了一些防务。1857年12月30日，英、法侵略军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顺利进逼广州城下。24日，额尔金、葛罗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限其在48小时内交出广州城，并将军队撤至城外30华里的地方，否则以武力攻取。28日，英法联军舰队120门大口径炮同时轰击广州城墙，在西南角、东南角和正南角打开了缺口。侵略军分三路向广州发起了进攻。清军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率部进行了英勇抗击。29日，侵略军攻进广州城。广大爱国军民在街道和屋顶上顽强阻击敌军。30日，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纳竖起白旗投降，广州陷入敌手。柏贵等在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三人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下，继任原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而两广总督叶名琛束手就擒，成了英法联军的俘虏。

攻占广州并不是英法联军的最终目的。额尔金离开伦敦前，英国政府曾授权给他，如果清廷拒绝他们提出的要求，就将军队开进白河，用武力迫使清廷就范。1858年4月24日，英、法、美、俄4国公使率舰船20余艘分批北上，陆续到达白河口外。他们分别照会清廷，要求清廷派出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咸丰帝接到照会以后，即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口办理交涉。但是，英国、法国公使借口谭廷襄没有“便宜行事”的全权资格，蛮横地拒绝谈判。同时，派出侦察船只和人员，仔细地探查了白河口的水道、地形和大沽炮台的军事设施及兵力部署。5月19日，到达大沽口外的英、法军舰已达26艘，载炮454门，兵力2652人[1]，作好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准备。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向谭廷襄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炮台。

5月20日上午10时，英法联军6艘炮艇在炮火掩护下，分为两路向大沽口南北炮台进攻。广大爱国军民给予侵略者迎头痛击。由于谭廷襄估计侵略军将在涨潮时进攻，炮台大多是依据涨潮时的水位安设的。当时正处于低潮，因此清军炮台的射击高地掠过敌人炮艇，杀伤力不大。不过，侵略军还是付出了代价，法国炮艇“霰弹”号受到重创，艇长被打死，4只舢板被击沉，100余名侵略者被打死。11时，英法联军陆战队1178名分为两路投入战斗，同时进攻南北两岸的清军炮台，清朝守军冲出炮台，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然而，谭廷襄等文武大员一闻炮响，便率先逃回天津，炮台守军后援不至，孤军奋战两个半小时，最终失败。

5月26日，英、法侵略军进入天津城郊，扬言要攻取北京。29日，清廷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赴天津与英、法侵略者谈判。谈判中，英、法代表恃强要挟，气焰嚣张。俄、美公使则以“调停人”的身份，帮助英、法，从中渔利。1858年6月13日和18日，俄、美公使首先逼迫清廷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6月26日和27日，英、法公使又强迫清廷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天津条约》是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有: 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改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外国兵船、商船可自由航行各通商口岸; 修改税则; 向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向法国赔款银200万两等。7月，英法联军南撤。

《天津条约》是在侵略者刺刀下签订的。咸丰皇帝对条约的内容大为恼火，他害怕外国人进入内地通商、传教，怕他们与“叛逆”勾结，促使反清斗争的发展。咸丰帝特别对外国公使驻京深感恐惧，认为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2]。因此清廷派遣桂良、花沙纳到上海同额尔金、葛罗谈判，重新修改条约内容。《天津条约》并不能满足西方列强侵华的贪欲。1859年6月，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相继到达上海。他们拒绝清廷在上海换约的要求，与先期到达上海的美国公使华若翰一道，拼凑了一支联合舰队，准备利用换约的机会，再次强行闯入白河口，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6月20日，三国公使和英国新任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少将率领大小舰艇24艘(英舰19艘，法舰2艘，美舰3艘)，军队2000余人，抵达大沽口外，要求清廷允许他们进京换约。

面对三国军事威胁，清廷只好答应在北京按期换约，但指定外国公使必须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进入北京，随行人员不得超过20人，也不准携带武器。英、法公使凭借手中武力，断然拒绝了清廷的安排，蛮横地要清廷撤除白河防御，乘机带兵入京。

6月25日上午，英国舰队司令何伯率领军舰13艘，悍然闯进白河，强行拆毁清军设置的铁戗铁链等防御设施。大沽炮台上的爱国官兵目睹侵略者的行为，义愤填膺，由于咸丰帝有“勿遽开枪炮，以顾大局”[3]的禁令，只得强按怒火，再三派人劝阻英法联军的侵略行动。侵略军见两岸毫无动静，得意地互相转告清军已逃跑了，更加肆无忌惮。下午2时30分，侵略军舰艇蜂拥而至，向大沽炮台进行猛烈轰击，守台官兵忍无可忍，被迫开炮还击。在守台官兵的英勇还击下，英、法舰船被驱逐到浅水里搁浅，动弹不得。侵略军陆战队刚跳下船，就陷入淤泥中，成了活靶子。

大沽口要塞防卫战持续了一昼夜，守台清军伤亡仅32人，炮台只遭到轻度破坏。英、法侵略军却损失惨重，军舰4艘被击沉， 6艘丧失了战斗力，参战英军约1200人，死伤578人; 参战法军约60人，死伤14人。英国舰队司令何伯受重伤。战后，英法联军狼狈逃往上海。大沽炮台防卫战给侵略者以重创，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军抵抗外敌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次胜利说明，尽管清军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落后，但只要认真设防，指挥有方，坚决抵抗，在抵御外敌入侵中并非无所作为。

但是，大沽口要塞防卫战后，清王朝并没有改变“息兵为要”的方针，仍然希望“安抚局面得以保全”。咸丰皇帝一面命令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设法与侵略者谈判，一面命令撤除北塘防御，以使英、法公使赴京换约。英、法政府却为大沽口惨败震惊和恼怒，叫嚣攻占北京，进行报复。1860年春，英、法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专使，率领舰船206艘(英舰173艘，法舰33艘)，军队2.5万人(英军1.8万人，法军7000人)北上大沽口。

1860年7月，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外。他们根据先期到达这里的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提供的情报，决定从没有设防的北塘登陆，尔后水陆夹攻大沽炮台。8月1日，英、法侵略军司令格兰特和孟托班率军舰30余艘，陆战队5000余人，乘潮占领了北塘镇。8月12日，联军万余人分两路进攻新河和军粮城。清朝蒙古骑兵4000余人进行了狙击，因寡不敌众而失败。8月14日，侵略军占领塘沽。21日，对大沽炮台进行水陆夹攻。大沽炮台主要工事面对大海，向陆的一面只有薄墙，没有设置障碍物。但是，自恃武器精良的英、法侵略军也没有轻易得逞，付出了死伤400余人的代价，才攻陷北岸炮台。由于僧格林沁奉命率军撤至天津，后又撤至通州，直隶总督恒福随后便放弃南岸炮台。侵略军占领大沽后，于24日乘势进占失于守备的天津城。

天津陷落后，咸丰皇帝急派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向侵略者求和。英、法侵略者不断提高价码，以使谈判破裂，进行新的军事进攻。9月初，英、法侵略军借口桂良、恒福不够资格，中断了谈判，开始自天津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急命僧格林沁率部堵防，并改派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萌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与英、法侵略者议和。尽管清廷答应了侵略者的全部条件，侵略者仍然节外生枝，中止谈判，继续进攻。

1860年9月21日，英、法侵略军分三路，向通往北京的战略要地八里桥发动进攻。八里桥离北京20余里，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清军在这里的兵力约3万人，其中骑兵约有1万人，利用灌木丛林，构筑了临时战壕和土垒，广大爱国官兵冒着侵略军的枪林弹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与敌激战达2小时。后来，僧格林沁骑马抢先撤退，冲乱了自己的队伍，英法联军才攻占了八里桥，打开了通往北京的大门。9月22日，咸丰帝在“巡幸”的名义下，慌忙带领大群嫔妃和官僚逃奔热河，留下其六弟恭亲王奕在北京与侵略者继续谈判。10月13日，侵略军占领北京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www.xing528.com)

英、法侵略联军在进犯和占领京津期间，焚掠奸淫，无恶不作。北塘2万居民遭到侵略者抢杀蹂躏，天津繁华的街市商铺被洗劫一空。天津到北京一线，大批乡村城镇成为废墟。在北京，英、法侵略军焚掠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

英、法侵略军在焚掠圆明园之后，又以焚毁北京城皇宫来威胁清廷。奕只得乞求俄使伊格纳切夫从中斡旋。在英、法武力压迫和沙俄诱逼下，奕遵照咸丰帝“委屈将就”的谕旨，于1860年10月24、25日，分别与英、法公使额尔金和葛罗在北京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王朝失败告终。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影响，京津防线全面崩溃，中国的门户进一步打开，侵略势力深入京津，挟制着腐败的清王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日益加深。

京津门户关系到畿辅地区的安全。京津门户的关键又在大沽要塞，大沽要塞是扼制海道通往京津的咽喉，这里距天津仅190里。《南京条约》签订后，打开了清朝的海防大门，但重点是东南海防。对大沽要塞，清王朝在这里仍有4座炮台，驻军700人。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帝曾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于海口要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4]，增加对大沽要塞和天津地区的防范。1858年5月17日，清廷调兵万人，携带火炮，在大沽口一带仓促设防，4座炮台守军增至3000人，大炮200门。两天后即和英法联军接火，至5月20日，大沽失守，清军退至天津城外。随后，清王朝与侵略者签订了《天津条约》。自英法联军撤离大沽后，咸丰帝即派兵修复炮台，加强防务。他授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大学士、礼部尚书瑞麟，新任直隶总督庆祺等，主持防务事宜。咸丰帝不顾部库支绌，财政拮据，下令“在藩库先拨银3万两垫用”，命令朝廷官僚大员捐款，如仍不够，还可“奏请部拨库银数万两，以济急需”[5]。为了进行训练，特从福建、广东“抽调大号战船、艇船各二只，备齐器械，派员管带来京，以备操演”[6]。对于添兵、盖房等事，咸丰帝无不照议准办。经过重建，大沽口防务能力得到加强。驻防清军增至4000人，炮台增至6座，大炮数量不仅有所增加，且安设了1.2万斤大铜炮2门，万斤大铜炮9门。炮台周围修建了堤墙，挖掘了壕沟。白河口栽竖了大量木桩，河面拉设了3道拦河铁链。大沽口周围地区和白河沿岸的防务也有所加强。

1860年8月，大沽要塞被英、法侵略军再次攻陷。接着侵略者攻入北京，强迫清王朝订立《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续增条约，是侵略者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共9款，中法《北京条约》共10款。其主要内容有: 增开天津为商埠; 准许华民出国做工; 割让九龙司给英国; 退还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 赔偿英、法兵费白银各800万两，恤金英国5万两、法国20万两。11月上旬，英法联军退出北京。11月14日，沙俄迫使清王朝订立了中俄《北京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海防大门进一步敞开。第一，英国继香港之后，又霸占了九龙司，香港和九龙成为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侵略中国的基地。第二，通商口岸扩大为16个，分布于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奉天(辽宁)、江西、湖北10省区。中国海岸全线敞开，沿海防务置于列强的监督之下，中国领海主权丧失。第三，港口是国家的门户，海关是门户的钥匙。《天津条约》及其《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承认由外国人帮办海关，中国海关主权自此以后丧失，这就从经济上剥夺了中国民族经济的防卫能力，使中国成为西方列强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从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加深了。

京津门户打开以后，列强的侵略势力深入京师，有利于他们控制清廷。咸丰皇帝曾极力反对各国公使驻京。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在承德避暑山庄，西太后慈禧在列强的支持下，联合恭亲王奕，发动宫廷政变，逮捕了肃顺、载垣、端华等8名顾命王大臣，与东太后一起垂帘听政。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的报告中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顾问”[7]。

[1] 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28页。

[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

[3]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

[4]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

[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九。

[6]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〇。

[7] 《文献资料篇》，载《第二次鸦片战争》(2)，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