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清朝边疆封关破裂

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保护鸦片走私而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局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清朝东南海防大门。以此为标志，中国边防进入了近代“中外之防”的阶段。

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是鸦片问题。中国的禁烟运动打断了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走私鸦片掠夺中国的机会，英国政界和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立刻发出一片战争叫嚣。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远征军侵华。1840年2月，任命乔治·懿律为远征军司令，查理·义律为副司令，率领48艘船舰，载540门大炮，7000名士兵，入侵中国。1840年6月，英军驶抵中国广东海区，悍然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战争历时两年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6月英军封锁珠江口起至1841年1月签订《穿鼻草约》止。战争开始后，英军首先进犯广州，由于两广总督林则徐和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东沿海严加戒备，英军无法登陆，就转而北犯厦门。7月2日到达厦门，开炮轰击清军，遭闽浙总督邓廷桢督师击退。7月4日到达舟山岛定海县，定海是浙江的海上大门，清军在此设有水师镇守，兵丁2600余名，但可用于作战的仅1000余名。英舰闯入定海水域时，清军水师竟“以为贾船，不设备”[1]，一直未发一炮。5日下午，英军打败定海水师后，乘胜攻占定海。定海之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战役，它暴露了清廷对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阴谋毫无戒备和沿海防御的虚弱。8月，英军到达天津白河口。天津虽为京都屏障，但防卫清军仅800名。英军的突然到来，使道光皇帝手忙脚乱，指派直隶总督琦善与侵略者进行谈判。谈判中，琦善表示要为英军“代申冤抑”，以查办林则徐为条件，请求英军退回广州继续谈判。9月28日，道光帝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直隶总督，前往广州与侵略者交涉。英军从白河口撤退后，道光皇帝误以为战争已结束，于是谕令沿海各省督抚酌量裁撤防兵，以节军费。

琦善到达广州后，以妥协求和为方针，一意孤行，撤除了珠江口附近的防务，遣散数千水勇、乡勇，为侵略者大开方便之门。1840年12月4日，琦善与义律进行谈判(懿律因病回国)，除割地一项表示要经过皇帝批准外，答应了侵略者提出的其他要求。1841年1月7日，义律为迫使清廷接受全部条件，对虎门口发动了进攻，清军副将陈连升率600名士兵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琦善以有碍“抚议”为由，拒不派兵增援，终因寡不敌众，陈连升阵亡。侵略军占领了沙角和大角炮台，虎门要塞失去了屏障。26日，英军强行占领了香港。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

鸦片战争第二阶段是从1841年1月道光帝下诏对英宣战起，到1841年5月奕山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止。英军强占香港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帝感到有损“天朝”天威，十分恼怒。他由主和一变而为主战，当即下诏对英宣战，并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赴广东作战。义律获悉清廷调兵遣将的消息后，立即集结10艘战舰(载炮400余门)和汽船、运输船只以及数千名步兵，进犯虎门和广州。

虎门是从海上进入广州的咽喉，清军在此设有三道防线。沙角山和大角山为第一道防线，已陷英军之手。第二道防线是武山，筑有南山、镇远、威远和清远4座炮台，江中还有横档、永安炮台。第三道防线是大虎山岛和小虎山岛，筑有大虎、巩固和蕉门3座炮台。在琦善的妥协政策指导下，虎门的防务已受到很大削弱，兵力配备也感不足，各炮台守兵都只有数百人。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多次请求下，琦善才“仅许密添二百”。2月26日清晨，英军以军舰10艘、轮船3艘向虎门发起了进攻，首先攻陷横档、永安两炮台，清军300多人阵亡。中午，3000多英军在舰炮的掩护下，在武山登陆。关天培冒着炮火在靖远炮台亲自指挥战斗，最后英勇牺牲。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武山各炮台相继失守，虎山岛一线的清军却不战即溃，虎门要塞被英军占领。英军逆江而上，于3月2日兵临广州城下，5月21日，完成了进攻广州的准备。

广州是广东省的政治军事中心，筑有大小炮台15座，原驻有清军1万名。战斗爆发前夕，各省援军陆续到达1.6万名，兵力合计2.6万名左右。4月中旬，奕山等先后到达广州，他抱定“患不在外而在内”的宗旨，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并不积极对英国侵略军作战。在道光帝严令催促下，他才决定向英军发动攻击。5月21日傍晚，1700多名清军水勇携带火箭、火弹等器具，对停泊在商馆外的英国军舰发起火攻，但由于筹划不周，攻击并没有收到多大成效。5月24日，英军兵分两路向广州城发起正式进攻，右纵队共361名，进攻城西南商馆区，以牵制清军，左纵队有2393人，以城西北为主攻方向，计划占领越秀山，控制俯瞰全城的制高点。下午3时，右纵队在十三行码头登陆，很快就占领了南馆区。左纵队从城南迂回，绕到城西北，于下午6时在蹭步登陆。当时，英军认为“如果敌人在这里有了防备，他们可能使我们受到重大的打击”[2]，但清军却未采取任何行动。25日，英军进攻越秀山。越秀山筑有炮台6座，有守军4100名。战斗中，只有四方炮台守军出垒冲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牺牲约500名，受伤1000多名。其余5座炮台的守军大多稍事抵抗，即溃逃入城。英军围困广州城后，占据炮台，居高临下，向城内发炮乱轰。26日，被困在城内的奕山等清军将帅命人挂起白旗，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侵略者乞和。27日，奕山同义律签订了可耻的《广州和约》，清军外省军队6天内退到广州城外60里，1周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然后英军撤出虎门。广州城防保卫战最后以屈辱的投降而告终。奕山打了败仗，上奏时却大言不惭地谎称: “夷目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乞还商欠。”[3]这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无能与无耻。第二阶段的战争结束。

战争第三阶段是从1841年8月英军扩大侵华战争，再次进攻厦门起，至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结束。《广州和约》签订后，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在战争中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曾任英海军部大臣和东印度海军总司令的巴加为总司令，以扩大侵华战争。璞鼎查来华前，巴麦尊指示他只有在得到无条件的依允后，才能停止军事行动。8月10日，璞鼎查和巴加到达广东。11日，他们率领舰船37艘，载炮336门，陆军2519名，进行第三次北犯。当时清朝统治者认为“夷乱已平”，下令各省撤兵省费。两江总督裕谦等人表示了不同看法，道光帝反而斥责其“尤为迂谬”，坚持要裕谦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靡费[4]。8月25日，英侵略军到达厦门洋面。此时，厦门防务有所加强。闽浙总督颜伯焘“请帑三百万，造战船，买商船五十条，募伍数千为新兵，招海滨勇士八千，铸大炮千”[5]。整个厦门地区清军驻防5000余名，安设大、小火炮279门，特别是构筑了一座长500丈、高1丈、厚8尺的石壁和主炮台，置炮46门，与海上各岛屿的炮台遥相呼应，形成防御体系。26日，侵略军分为左右两队分别向鼓浪屿和厦门沿岸炮台发起进攻。下午3时，攻占鼓浪屿炮台，4时，在厦门登陆。清军顽强抵抗，3次击退侵略军。副将凌志、总兵江继芒等在战斗中牺牲。27日晨，英军占领厦门城。厦门之战是一次岛屿要塞的登陆与抗登陆作战，由于清军缺乏纵深设防，作战不能持久而失败。

厦门失守使道光帝从梦中惊醒。他不再下令撤兵节饷，急令沿海各省严加防范，但为时已晚。9月26日，英军舰船25艘，载炮166门，陆军2100余名，向定海再次发起进攻。定海三面环山，南临大海。清廷命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率兵5600余名，在此协力防守。他们修筑了一道长1400余丈的土城，城上择要安设了炮位。在城东南关山上还修筑了周长为131丈的振威炮台。29日下午，侵略军占领了孤悬海中的大、小五奎山，构筑炮兵阵地。10月1日，在军舰和五奎山炮火掩护下，侵略军分左、右两路发起进攻。左路侵略军约1500名，进攻晓峰岭。王锡朋率军进行顽强抵抗，“将夷匪杀退数次”，“我兵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拼命死战”[6]。王锡朋的腿被炸断，英勇牺牲。英军占领晓峰岭后，向竹山门进攻。总兵郑国鸿在激战中牺牲。右路侵略军以第49团为主力，进攻关山炮台。总兵葛云飞率部奋勇抵抗，肉搏杀敌。他与敌血战6昼夜，身中40余伤，直到弹穿胸背壮烈牺牲。定海抗战表现了中国人民顽强反抗侵略、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

侵略军侵占定海后，10月10日又占领镇海。两江总督裕谦亲自登城指挥抵抗，失败后投水自尽。接着，侵略军进占了浙东重镇宁波、余姚、慈溪及奉化等城。

由于东南沿海形势紧张，10月中旬，道光帝派宗室皇侄、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调集9省1.7万军队，驰赴浙江抗击英军，收复失地。奕经一路游山玩水，翌年2月始抵绍兴。他不用时人臧纡青建议的“遇便散攻，人自为战”的散战之法，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作战方针，企图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和定海三城。3月上旬，各省援军已经到达浙江前线1.1万人。奕经认为兵力已厚，用迷信之法轻率地决定10日兵分3路进攻英军。进攻宁波的清军约3600人，由总兵段永福统领。10日黄昏，都司李燕标率先锋队潜至宁波南门，在内应的配合下曾攻进城门，与英军展开巷战，后因兵力不足退出城外。大军赶到时，城中英军已有准备，清军退回。进攻镇海的清军约2400人，分为两支，分别进攻镇海城和威远城，均失败而归。负责进攻定海的水师，由于英军已有准备，没有实施进攻。清军反攻全部失败。英军却乘势反扑，奕经逃回杭州，从此不敢言战。

英国侵略军为了逼清王朝就范，决定进攻长江下游地区，其目的是夺取镇江，卡断清朝南北交通运输线——运河，从而控制清王朝的经济命脉，迫使清廷签订一个对英国有利的条约。为此，英军兵力不断增加。据统计，在此期间，英军增加了9艘军舰，载炮184门，10艘武装船，33艘运输船和6000名陆军。兵力调集齐备后，侵略军于1842年5月中旬开始北上，攻占了乍浦，兵临长江口的吴淞要塞。吴淞位于宝山县境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是长江的第一道门户。要塞防线长达7里，沿线筑有炮台。西炮台置炮154门，由提督陈化成率军防守。东炮台安炮27门。两个炮台有守军2400名。6月26日上午，英军在军舰大炮的掩护下，向吴淞炮台发起进攻。7旬老将陈化成挥旗发炮，拔刀接仗，与敌激战近3个小时。据侵略者柏纳德回忆，“中国军队……始终打得很凶猛”，“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为最厉害。我军旗舰被击中多次，后樯被击中三炮”[7]。战斗中，陈化成身受7处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牺牲。侵略军攻陷吴淞后，乘势侵占了上海。

7月上旬，侵略军增加兵力，人数达到1.2万名(其中步兵9000名，海军3000名)，舰船73艘，载炮283门，于6日进入长江。清军浙东反攻失败后，道光帝被侵略者的炮火吓得惊慌失措，由过去的忽战忽和转而变为一意求和，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会同被革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与侵略者议和。在清廷投降政策的指导之下，清朝大员们对长江下游的防务没有采取任何加强的措施，沿江清军也无充分的战争准备。因此，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很快到达镇江城下。7月21日，侵略军向镇江发起进攻，守城清军拼死抵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侵略军攻进城后，零散的清军三五成群，不断袭击敌人，使侵略军防不胜防。仅21日一天的战斗中，英军死亡37人，受伤128人，失踪3人。6天以后，侵略者才完全占领镇江。(www.xing528.com)

英国侵略军占领镇江之后，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于8月9日抵达南京。8月11日耆英和伊里布相继赶到南京，向侵略军乞降。29日，耆英、伊里布在侵略者的炮口威逼下，与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在英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有13款，其主要内容有: 割让香港给英国，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英国有权派驻领事官员，维护其侵华利益; 清廷向英国赔偿鸦片烟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合计2100万元。此外，英国在1843年7月和10月又逼迫清廷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攫取了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开始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南京条约》和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丧失了东南海防的藩篱，中国东南海防大门被英国侵略者用大炮打开。第一次鸦片战争主要在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4省进行。这4省是中国东南海防前沿。鸦片战争前，清廷虽然有一定的近代海防的观念，但无完整的海防体系，虽把22万军队择要驻扎在这些地区，选险设防，构成简单的防卫配置，但这些军队驻防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民防贼”，不是“御外”。尽管如此，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以前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拥有完整的领土主权和海防主权。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从广州打到南京城下，摧毁了清朝东南沿海防御设施，东南沿海藩篱尽失。特别是《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国强占了香港，把它变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和滩头阵地。香港成为列强“插入中国领土的一个楔子”，从军事上、经济上控制了中国南部海域。条约还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军舰常驻这些城市，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通商的5个城市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是清朝海防的重要支撑点。它们的开放，使清朝东南沿海防线打开了缺口。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在开放的五口，中国无权自行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不经英国同意，中国无权增减海关税率，这从经济上剥夺了中国抵抗列强侵略的权利。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东南海防大门被打开，西方列强的商品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原料被廉价掠夺，中国海疆从此进入了恶浪汹涌、警报迭起的时代。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使英国在华取得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巨大利益，而且它发出一个历史信号，向世界昭示，中国这样的庞大帝国可以被西方列强作为海外扩张掠夺的对象。1844年7月3日，美国全权公使顾盛强迫清廷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10月24日，法国特命全权大使拉萼尼强迫清廷在广州黄埔的法舰“阿吉默特”号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这两个条约扩大了中英《南京条约》的侵略特权，允许列强在华设立租界、开设医院、建立教堂、建房居住; 允许列强军舰到各港口“巡查贸易”等。1851年，沙俄强迫清廷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除继续在陆路侵略中国外，沙俄还力图从海上打开侵略中国的通道。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开始拒付澳门租金，企图永久霸占澳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也相继来华分享侵略利益。清朝从一个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

[1] 《鸦片战争》(2)，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649页。

[2] 麦华生: 《在华二年记》，载《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35页。

[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九。

[4] 梁廷枬: 《夷氛闻记》。

[5] 《鸦片战争》(4)，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13页。

[6] 《鸦片战争》(4)，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13页。

[7]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