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防内为主的四口通商阶段

清廷统一台湾后，其海疆政策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在东西两大世界的日益接触中，二者开始了一个彼此消长的过程。在这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中，一方面是清代海疆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清廷的治边重心转向西北陆路边疆，其东南海疆的保守格局开始形成。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治台政策的确立与完善

台湾归清后，就其弃留问题，清廷内部颇有争议。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二月，靖海将军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强调指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越峤，乃江浙闽粤之保障，弃之必酿成后患，留之诚永固边隅。”[1]从海防战略的高度指出了保留台湾的重大意义。康熙览奏后，虽已同意施琅的主张，但在征询大臣意见时也流露出一些矛盾心理，如“台湾弃取，所关甚大，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若徙其人民又恐失所，弃而不守，尤为不可”[2]。细品其言，矛盾有三：一是要取台湾必派兵驻守，但兵员过少不足守御，而兵员过众又易生乱萌；二是郑氏遗民，若迁回大陆恐其失所，必成乱因，不迁其民，日增日聚又何以控制；三是台湾远隔重洋，清廷鞭长莫及，全岛汉民汉兵，全靠镇守之官，只将其三年一易又怎能放心。所以其寻找的至当之策，显而易见是对台汉人的控制防范之策。

考察有清一代的治边政策，其海疆与陆疆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西北地势辽阔，利于发挥八旗骑射之长，清统治者可以利用汉人，也可以直接治理，排斥汉人于边疆事务之外，这从理藩院人员的构成和清前期西北历次战役，几乎全用满蒙将帅等方面已得到明证。但东南海疆波涛万里，满人不习舟战，清廷尽管不信任汉人，“每以汉人为难治”，却不能不依靠汉族官兵为其防御治理，因此防范戒备之心格外突出。台湾遗留问题之所以迁延八月之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福建当局迟迟拿不出一个能使清廷放心的善后决策来。施琅深知清廷所虑，因此逢迎其主，对台硕画甚为周详，最终形成“为防台而治台”的治台政策。其主要表现如下：

（1）遣派郑氏官兵回籍安插。平台以后，康熙即“差侍卫吴启爵赍敕到台，赦伪文武官，准其投诚，安插内地”[3]。清廷原议是将投诚官兵“移驻畿辅、山东、山西、河南诸省”，以除后患。经施琅上疏尽陈利弊，清廷仅将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等首要送京入旗，其余郑部武官1600余名、文官400余名及明裔朱桓等人均于福建附近各省安插垦荒，兵4万余名或入伍或归农，听其自便。结果，大批郑氏官兵连同子弟眷属纷纷内渡，以致台民锐减，“相率还籍，近有其半”。这种近似换血的方法，达到了清廷“所以解散而消弭之”[4]的最终目的。

（2）班兵制度。台湾班兵制始定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八月，主要在于防备“岁久各立家业，恐意外致生他变”[5]。清廷规定，戍台兵丁不用台民，全由福建省各地驻军中抽拔，选调之人要求“年力精壮，有身家”[6]，且不许携带妻室，“更迭往戍，期以三年”[7]。同时，将漳、泉两地兵丁与在台漳、泉两籍移民分开，隔离戍守，即漳州籍兵丁分拨到泉州移民区，泉州籍兵丁到漳州移民区。待清朝后期甚至规定武官“都守以上不用闽人，都守以下不用漳、泉人”，对福建弁兵亦严加防范[8]。

（3）人事制度。即台湾用人制度，主要包括选任与管理两方面。其有别于内地之处在于：其一，文员不经部选。清代文职官员，除胥吏外，铨选之权操于吏部，但台湾文官不经部选，“准该抚于闽省现任官内拣选调补”[9]。这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是极为特殊的。它虽有利于地方调配，选用熟悉风土的贤能官吏，但这种授权督抚且寓牵制于放权之中的做法又使督抚用人格外慎重，以免牵连受过。其二，三年升转，无致久任。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廷规定，台湾自道员以下，教职以上各官，三年俸满即升。以后年限虽稍有变化，但任期惟短、无致久任是台湾人事制度中的一大特点。据台湾学者杨熙统计，清前期（康熙至道光朝）台湾道（含台厦道）共44人，平均任期为2.94年；台湾知府46人，平均任期为2.83年；以下各县平均任期最长者为风山县3.87年，最短为彰化县2.85年。其中雍正年间台湾官吏任期更短，道府平均2.18年，各县仅有2.37年。除去前后交盘、协办、渡海候缺等时间，独当职任者不足一年。致使贤能者难有作为，怀有二心者亦难能成事。其三，闽台合制、以汉治汉。台湾建省以前，岛内郡县均由福建管辖，同戍台班兵一样均为闽台合制。台湾文职之首初为台厦道，分巡台湾、厦门两地。雍正五年（1727年）改为台湾道，专辖台澎地区，虽兼学政带有兵备衔，但“一应军务机宜并地方事件，仍听内地督抚管制办理”。台湾武职最高为总兵，虽加挂印，但受福州将军、闽浙总督和福建水师节制，遇事不可专擅。同时，台湾文官由闽省拣选，台兵、台饷由闽省调拨，人力财力处处依存，不能离而为二。乾隆初年，曾有人因台湾镇道职分不相统属，奏请朝廷设巡抚改省制，被乾隆一旨回绝，殊不知“遇事武职虽有擒捕之（责，文）职反有牵制之心，或呈报之时，武职虽具实据（奏），文职复讳重为轻”[10]。镇道之间意见参差互相牵制，这正是清廷的深意所在。其四，御史巡台，强化监督。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台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朱一贵起义。清廷因此认识到，台湾远隔重洋，耳目不周、控制不力的严重性。平乱后，清廷在改善吏治的同时，每年自京师“派满汉御使各一员，前往巡察，一年更换”[11]。其职责主要是稽查地方条陈奏事，“至则厘核案牍，查盘仓库，阅视军伍，周巡南北疆圉，据实以告”[12]，并参与地方事务的处理。雍正五年（1727年），巡台御使又兼管学政，权力涉及司法、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成为皇权的耳目、助手和智囊。以上诸端形成周密的人事制度，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统一台湾到甲午战败，清治台共193年，其中农民起义和各种民变共有132次之多，但没有一次是由台湾地方官吏率众起事的。

（4）民政制度。清廷留台既然是出于国防战略上的考虑，因此它的一切规划和措施，均是以海疆宁靖、易于控制为出发点。这种防闲政策集中体现在“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的各种防范措施上。如：第一，行政建置消极滞后。清领台湾之初，设一府三县，其时人口约10万（不包括番社人口），到日本侵台前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190年间台湾人口增加了20余倍，但行政建置只增加了一县三厅，其中雍正元年（1723年）增设的一县二厅（彰化县，淡水厅、澎湖厅）是在朱一贵起义之后，清廷为免北路空虚以防不测才接受蓝鼎元“添兵设官，经营措置”的建议（淡水厅治直到乾隆二十一年尚留在彰化境内），而时隔87年之后，噶玛兰厅的建置方提到清廷的议事日程。这种不宜辟地，建置迟缓的决策，对清代前期台湾的经济开发影响甚大。另外，清廷对台不仅建置消极而且明言不许筑城。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二月，谕内阁曰：“城垣之设，所以防外患，如必当建城，虽重费何惜，而台湾变乱率自内生，非御外寇比，不但城可以不建，且建城实有所不可也。”[13]这道谕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后，才稍有松动，允许府城及嘉义县建砖石城垣，其余凤山、彰化等地依然用刺桐竹木栽插。第二，实施严渡政策，不许携眷赴台。清廷为便于控制台湾，在不宜辟地、消极建置的同时，又强行限制台湾汉族人口的集聚增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初平，清廷即颁布“台湾编查流寓六部处分则例”，规定：台湾流寓之民，凡无妻室产业者，应逐回过水，交原籍管束，其有妻子产业，情愿在台居住者，该府县即移知原籍，申报存案，若有犯徒罪以上者，无论妻子产业有无，概行押回原籍，不许再行越渡。翌年，施琅又上奏清廷公布移民三禁：其一为欲渡台湾者，须在原籍地申请照单，经分巡台厦兵备道稽查，依台湾海防同知审验批准，潜渡者严处；其二为渡台者不许携带家眷，业经渡台者，亦不得招致；其三为禁止粤地人民渡台。其后，雍正十年（1732年），广东巡抚鄂尔达以“人人有室家之系累，谋生念切，自然不暇为非”为由上奏清廷[14]，允许民人搬眷入台，但以在台居住者为限。翌年，复准调台官员酌量携眷，即只许“文职官员知县以上者，年逾四十岁而无子嗣，得申请携眷”[15]。这种稍微松动一点的措施，待高宗即位后又恢复旧观，重新强化。对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林爽文起义失败后，乾隆皇帝曾有一段绝妙的独白，道出了清统治者的虚弱心理。其言曰：“现在林爽文等纠众滋事，设其家属俱在内地，贼匪等自必有所牵顾，何至敢于肆逆至此，是台湾民人禁止搬眷居住，未必非杜渐防微之一法。”[16]第三，汉番隔离之策。随着台湾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土地的逐渐开发，汉番冲突不断发生。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以沿山一带，易藏奸宄，命附山十里以内民居，勒令迁徙。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筑长城以限之，深凿壕堑，永以为界，越界者以盗贼论”[17]。第一次提出了汉番隔离的边禁措施。后经蓝鼎元上书力争，虽未大规模迁徙，但仍于雍正七年（1729年）宣布封山禁令，“饬沿山各隘立石为界，禁民深入”[18]。“石界以外，听生番采捕，如民人越界、垦地、搭寮、抽藤吊鹿，及私挟货物擅出界外者，失察之该管官降一级调用，该上司罚俸一年。”[19]乾隆二年（1737年），又禁止“汉番通婚”，违者离异治罪，地方官参处。从前已娶者，毋许往来番社，生有子嗣者别行安置为民，亦不许往来番社。第四，强化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相沿已久的治民政策。清领台湾后，不仅承袭这一政策，而且进一步发展强化，变单一的陆上保甲为水陆联保，即将保甲、汛防与稽查三者结为一体，形成东南海疆独特的保甲制度，以维持台湾和东南海疆的封建秩序。清初，台湾府内三县共设1280甲，其中台湾县739甲，凤山县302甲，诸罗县239甲，“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事互相救应”，“出则注明所往，入则检查其所来”，“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20]。

（二）清代前期的海防措施

清代海防的目标主要为三种人，初为郑氏集团，台湾归清后则主要为海盗和来自海外的侵略者。近代以前，西方殖民主义各国对我国沿海地区的侵扰仅限于局部地区，规模不大，所以清廷水师的目的仍在缉捕海盗，防守海口，“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21]。同时，清廷治边重点在陆路边疆，东南有海洋天堑，形格势禁。加之以马上平天下的满洲贵族，不习海战，故清廷对海疆一意防守，而在防守之中亦可见其戒备防范之心。

清领台湾以前，除津沽为北洋重镇，顺治初年置战船严守外，其海防重点主要在闽浙一带。为防备以郑成功为首的海上武装力量，清廷在沿海立桩界，增设墩堠台寨，驻兵警备的基础上，拨八旗劲旅驻扎京口，以镇海大将军统之。另设水师营，造战船以习水战。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廷命梁化凤为水军都督，率军万人驻防崇明、吴淞。复因松江府三面临海，又设提督重兵把守，以防郑军突入长江。

统一台湾之后，清廷逐步完善海疆防御系统，不仅在台澎地区设官分治，拨兵汛防，而且一改明初将沿海巨岛弃而不守的内缩政策，为海口与海岛相维、岛屿与海岸并重的全面防御体制。江、浙、闽、广四省沿海地区，明代仅设3镇，且均在内地府城。而清廷于此则设水陆绿营官兵21镇，除省府要害地区外，其余崇明、定海、金门、海坛、琼州、南澳等沿海岛屿均在此设兵戍守，联络巡防，与台湾澎湖列岛一起，形成以海岸为依托，星罗棋布的东南海疆防御体系。史载，清前期各省经制马步兵在60万左右，其中沿海水师兵额几近10万。但海战为八旗所短，万里海疆不得已而用绿营，防范戒备自在意中。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败退台湾时，清廷便开始加强东南沿海防御，设福建福州左翼四旗汉军及满蒙步甲。二十年（1681年）再设广东广州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汉军。台湾归清后，清廷又分别于广州和杭州增设驻防八旗满、蒙、汉兵共6200余人，以将军统之，并置绿旗四营兵3400有奇。寻于福州、京口、杭州等地分设八旗鸟枪、领催、骁骑等官兵，进一步增强威慑力量。迄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设青州驻防将军，最终完成了以京师为中心，北自盛京南至广州的东部沿海八旗防卫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清廷积极创建八旗驻防水师，以防守海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在旅顺原有水师基础上，增设金州驻防水师营。雍正三年（1725年），清朝于津沽芦家嘴创建天津水师营，特简都统大员督率满蒙八旗两千人隶之。四年（1726年），清廷扩大旅顺水师编制，以加强辽东半岛防御。五年（1727年），命江苏京口八旗仿照天津水师之制，设京口水师营，并抽调杭州和江宁驻防旗兵分别训练杭州水师与江宁水师。六年（1728年），新设福州驻防水师营。七年（1729年），又建浙江驻防乍浦水师营和广州驻防水师营。短短十余年间，八旗水师略具规模，战船数百，官兵逾万，与八旗驻防陆师表里相依，扼要戍守，水陆兵额高达35000人，占各省驻防八旗总数的1／3强，既极大地增强了清廷沿海防御力量，也起到了对水陆绿营的监督与防范作用。

除上所述，历康雍乾三朝，清廷逐步在东南沿海形成海疆防御的三条主线。最外一条是以绿营水师为主的海岛防线；居中一条是八旗与绿营水陆相维的海岸防线；内里则是以八旗和绿营陆师为主，连接沿海重镇的东南防线。其中浙江洋面以上，海滨淤沙多而岛屿少，北有辽东旅大，南有山东登莱，拱卫京师门户，沿海巡逻捕盗、防守海口，主要为八旗水师。浙江洋面以下，岛屿多而淤沙少，海岸迂回，历来为海疆多事之区，海岛戍守，海上稽查捕盗，海口与内河之防御，主要为绿营水师。其巡防之规，则沿明会哨制度。外海水师巡防盛京，以协领为总巡，佐领、防御、骁骑校为分巡。直隶等沿海各省，以总兵官为总巡，副将以下为分巡。各于所治界内，率水师沿海上下，更番往来，诘奸禁暴，两界相交之处，届期会哨，以巡缉情形申报所属将军、总督等稽查。每年定期以二月、四月、五月为始，至九月事竣回营。“有引避不巡，或巡而不周遍者，论如军律。”[22]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闽浙海洋绵亘千里，自二月出巡至九月撤巡，为时大久。“乃令各镇总兵官每阅两月会哨一次。其会哨之月，上汛则先巡北洋，后巡南洋。下汛则先巡南洋，后巡北洋。定海、崇明、黄岩、温州、海坛、金门、南澳各水师总兵官，南北会巡，指定地方，蝉递相联。”[23]形成“诸哨络绎，连如长蛇，群方合并，各如丘鼎”的海上防线。但乾嘉以后，随着清王朝日趋衰落，吏治腐败，军伍废弛，海上会哨制度亦形同虚设。

（三）康熙朝的开海贸易政策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宣布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并分别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之始，亦是清朝海疆政策的历史转折。在此之前，清廷实施了展界复业与开海解禁两大措施。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三藩之乱基本敉平，海上郑氏败局已定，康熙帝审时度势，及时接受了福建督抚姚启圣等人题请，将福建沿海展界，“使迁移人民复业”，即恢复迁界地区的农牧业生产，但仍禁止出海贸易，“严行察缉与台湾郑氏交通者”[24]。俟台湾刚一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清廷即命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往广东、福建，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雅思哈往江南、浙江，主持展界一事。“令民耕种采捕……勿误来春耕种之期。”[25]

随着展界工作的完成，开海贸易便提到议事日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清廷允许浙江沿海商民，可驾500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同年七月，因闽粤两地迟不议请海上贸易一事，康熙帝曾质问席柱等人“何以不议准行”，决定立即实施开海贸易。其目的康熙自己阐述得十分清楚：“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26]于是同年十月，清廷正式宣布解除海禁，令满汉人民“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27]。

应该指出，在天下一统，国内形势变化的条件下，康熙帝能够顺应历史，及时调整政策变禁海为开海，对促进清初沿海与内地的经济交往，推动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无疑都是十分有益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清廷开海政策中虽有恤商裕民的思想，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稳定经济，增加收入，充实兵饷以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在海关设立之前，康熙即明确指出“海洋为丛利之薮，海舶商贩必多”，必须“严缉，不得因以为利，致生事端”[28]。为此，开海贸易后，清廷颁布了一系列限制政策。主要有三方面：其一，出入海洋之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晓谕沿海“商民人等有欲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给发执照，将船身烙号刊名，令守口官弁查验，准其出入贸易”[29]。但只许“乘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来行走”[30]，并规定：“往东洋者，必定由定海镇所辖之要汛挂号而出，往咬 吧、吕宋等处之船，必由澎湖、南澳所辖之要汛挂号。此外，沿海捕鱼船只“不许越出本省境界。”[31]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更进一步将保甲制度推行到海上，“欲出洋者，将十船编为一甲，取具。一船为匪，余船并坐，连环保结，若船主在籍而船出洋生事者，罪坐船主”[32]。其二，货物出洋之禁。开海贸易之初，清廷限定焰硝、硫磺、军器、樟板等物不许私载出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又规定，沿海之民不许出洋贩米，违者“照例治罪，将米入官”[33]。南洋禁令颁布后，更进一步限定“出洋船只按道里远近，人数多寡，停泊脱货日期，每人一日准带食米一升，并带余米一升以防风信阻滞，出口时守口官弁逐一验明放行”[34]。其三，海船制造之禁。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廷议准出洋贸易商船，许用双桅，但梁头不得过1.8丈，渔船梁头不得过1丈，并规定“欲造船者，先报明地方官，取澳甲里族各长并邻右保结方准成造。完日地方官亲验，将船身烙号、刊名、舵水人等取具船户保结，然后给照，照内将在船之人年貌籍贯分晰填明”[35]。

康熙一朝，外国贸易船只不多，为招徕远人，清廷在严格限制国内商民出海贸易的同时，对外国来华船只采取了相对优惠政策。不论是进出口货税，还是船税的税率都是很低的[36]。而且还不断地实施减免税，以优待外商。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粤海关规定，洋船原额税减去“十之二”[37]。第二年，“于原减之外，再减二分”[38]。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减免英商船“原定税收之四分三，以招揽贸易”[39]。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朝对“暹罗贡使所带货物，请听其随便贸易，并免征税”[40]。同时，清廷对外的宽容政策，还反映在对来华的传教士身上。康熙即位之初，即重新启用南怀仁，“各省封禁之堂，一律交还”[41]。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山东发生反洋教斗争，康熙帝曾明确表示各省不要迫害传教士。三十一年（1692年），浙江巡抚张鹏翮再次掀起反洋教风潮，康熙则强调指出：“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征俄罗斯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因此“各处天主堂俱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42]。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赐皇城西安门内广厦一所，并派内大臣饬工修整，以便教士居住”[43]。三十四年（1695年），“皇上又将府第之旁隙地区，赐与神父，令建天主堂一所，并给修建银一万两”[44]。由此可知，康熙五十年以前，清廷在东南海疆方面，是防民甚于防夷，防内重于防外，对西方传教士则利用有余，控制不足。

清初开海后，明清两朝300余年的海禁政策一旦明令解除，东南海疆形势登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海上贸易盛况空前。“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浡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45]“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46]

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73年间，中国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达3017艘[47]。而往南洋诸国贸易的船只更是趋之若鹜，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从福州、厦门等地开往雅加达的商船仅有10余艘，四十二年（1703年）有50余艘，迄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则多至千余艘[48]。同时，世界各国的商人亦纷至沓来，几乎所有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主要国家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贸易关系。史载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的72年中，来华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达312艘[49]。

随着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康熙帝对外的宽容政策，很快出现两个明显的后果：一是海外华人急剧增加，二是外国传教士的活动日益猖獗。自海禁开放以后，那些深受海禁与迁界之苦的沿海人民，纷纷相率出洋，“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贸易船只，无分大小，络绎而发，只数繁多……且藉公行私，多载人民……相引而之外国”[50]。其中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一年中抵达日本长崎的中国人有9100人[51]。到乾隆后期，在荷兰统治下的巴达维亚已有华人10万。而国内外国传教士亦与日俱增。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在华传教士有75人；康熙四十年（1701年），猛增到167人[52]，足迹几遍中国各地。据教会统计材料，迄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华中国人入教总数已有30万人之多[53]。

康熙为一代明主，其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西方近代科学的先进性，并虚心学习用于实践，但他不懂得传教士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更不会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背后所蕴藏的丰富内涵。所以他一厢情愿地希望西方科学能长久地为封建王朝服务，并不断地要求罗马教皇替他选派一些“极有学问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效力”[54]。但中西两种不同层次的文化系统在日益接近和交流中，其间的摩擦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彼此间的冲撞威胁到封建王朝利益的时候，作为封建卫道士的康熙大帝，又必然会改变政策，采取一系列的限制与防范措施。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初，清朝的“南洋禁航令”便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笼的。

[1] 《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八，《施琅传》。

[2]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四；《康熙起居注》，第2册。

[3] 高拱乾：《台湾府志》，卷十，《艺文》。

[4] 施琅：《靖海纪事》、《移动不如安静疏》、《壤地初辟疏》。

[5] 《康熙起居注》，第2册。

[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二四。

[7] 姚莹：《东溟文集·台湾班兵议》。

[8] 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

[9]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

[10] 《明清史料·戊编》，第1本，中华书局，1953年版。

[11] 《台湾文献丛刊》，第173种，《台案汇录乙集》。

[12] 《台湾文献丛刊》，第19种，《海东札记》。

[13] 《清世宗实录》，卷一三八。

[14] 《明清史料·戊编》，第2本，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107页。

[15] 转引自庄金德：《清初严禁沿海人民偷渡来台始末》（上），载《台湾文献》，第5卷第3期。

[16] 转引自张菼：《清代初期治台政策的检讨》（丁），载《台湾文献》。(www.xing528.com)

[17]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

[18] 连横：《台湾通史》，卷三。

[19] 《海防备览》，卷三。

[20]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八，《户部·户口·保甲》。

[21] 《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兵六》。

[22] 《清史稿》，卷一三五，《兵六》。

[23] 《清史稿》，卷一三五，《兵六》。

[24] 《清圣祖实录》，卷九四。

[25]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康熙起居注》，第2册。

[26]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

[27]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

[28]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五；《康熙起居注》，第2册。

[29]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二九、七七六。

[30] 《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二九、七七六。

[31] 《海防备览》，卷三。

[32] 《海防备览》，卷三。

[33] 《海防备览》，卷三。

[34] 《海防备览》，卷三。

[35] 《海防备览》，卷三。

[36] 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37]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

[38] 《粤海关志》，卷二二，《贡舶二》。

[39] 转引自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文。

[40]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

[41] 肖若瑟译：《圣教史略》，第2册，光绪三十一年铅印本，第154页。

[42] 李刚已辑录：《教务纪略》，卷首，《谕旨》。

[43] 黄伯禄：《正教奉褒》。

[44] 刘准：《天主教传行考》，胜世堂，1905年版，第332页。

[45] 姜宸英：《海防总论拟稿》，《清朝经世文编》，卷八三。

[46] 嵇曾筠：《浙江通志》，卷八三。

[47] 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文。

[48] 杨余练：《试论从“开禁”到“海禁”的政策演变》，载《光明日报》， 1981年1月13日；《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八。

[49] 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文。

[50] 施琅：《论开海禁疏》，《清朝经世文编》，卷八三。

[51] 转引自《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6页。

[52] 《基督教传播史》，《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转引自林健：《康熙与外国传教士》，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53] 《基督教传播史》，《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转引自林健：《康熙与外国传教士》，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54]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