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治理藏族地区：《中国边疆经略史》调查结果

明代藏族分布在乌思藏、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等边疆高寒山区和草原。其政治分散，教派林立，各自成为政教合一的势力，雄踞一方。元朝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土司制度。明朝建立后，主要兵力用于对蒙古的战争和防御，故对藏区分别采取了和平招抚的政策，鼓励入贡，厚加封赏，使其归顺明朝。又根据藏区的特点，多封众建，尚用僧徒，建立军政机构，加强明朝的统治。又以茶马互市满足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也从藏区获取大批战马，装备明军。

（一）建立军政机构，加强对藏区的统治

对青、甘、川、康藏族地区，明朝建立了军政合一、汉藏族官员参治的卫所和土司。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进入陇右，遣使至藏族地区宣谕明太祖的诏书，说明元君失政，天下归命于明朝。又派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至河州，劝谕各部酋长、官员归附明朝，入京朝贺。次年，明将邓愈自临洮出兵，攻克河州，复遣使招谕藏族诸部。于是元陕西行省吐蕃等处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交纳元朝所授金、银印请降，并入朝南京，归附明朝。洪武四年年初，明设河州卫，以明将为指挥使，授何锁南普为指挥同知，下设千户、百户，以各部头领充任，子孙世袭。同年，明军入川，灭明升，故元阶州、文州、茂州、威州、松潘等地的蒙、藏族官员及各部头领降明。洪武六年，明设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次年，置汶山、陇木头、静州、岳希蓬等长官司，隶重庆卫，保留了元代土官府的名称。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朝平息洮州、松州藏族上层的反抗，设茂州卫、松州卫、威州卫、洮州卫。每个卫管辖若干藏族土司，其中陇木头等长官司转归茂州卫管辖，松潘等处安抚司及所属诸长官司归松州卫管辖。卫指挥使由中央派遣，藏族官员任副职，管理当地藏族事务，督领各土司下属的土兵。

对于乌思藏及东部朵甘思藏族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设立羁縻、维系性质的卫所和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不作太大变动，着意于招抚，因俗以治。洪武二年，许允德至朵甘思、乌思藏招抚藏族首领。三年，邓愈克河州后，朵甘思、乌思藏诸部表示归附。六年，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至南京朝贡，被太祖封为“炽盛佛宝国师”。太祖诏置乌思藏、朵甘思卫指挥使司以及宣慰司2、元帅府1、招讨司4、万户府13、千户所4，封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60人为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七年，明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以韦正为都指挥使，下辖河州、朵甘思、乌思藏三卫。不久，升朵甘思、乌思藏二卫为都指挥使司。喃加巴藏卜奉太祖命返乌思藏招谕诸部，复遣使举荐土官56人。于是明廷增置朵甘思宣慰司及招讨司6、万户府4、千户所17。元代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改为乌思藏都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其辖区包括今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山南地区、阿里地区及拉达克地区。元代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并为朵甘都司，其辖区包括今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的玉树、果洛、海南及黄南部分地区，西藏的昌都地区，四川的甘孜及阿坝部分地区。这样，从雅砻江、金沙江流域，西至阿里、拉达克等地都分别在明朝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的管辖之下。明朝循其旧俗，按不同等级，给予各种世袭官职，使其“尊朝廷之法，抚安一方”[1]。各种军政官员的品秩、任免、升迁和更替，都由中央官府掌握。

藏族地区佛教盛行，为此，明廷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设立西宁僧纲司、河州卫汉僧纲司、河州卫番僧纲司管理佛教事务。

（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

明代藏族地区教派众多，主要有萨迦派、迦当派、噶举派等，藏族原有的本教也还有一定势力。每个教派又分为许多派系，势力不等，其中以噶举派帕木竹巴的势力最大。14世纪末，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

针对上述特点，明朝改变了元朝只倚重萨迦派的做法，采取了多封众建的政策。在建立军政机构的同时，封授了一系列的法王、西天佛子、国师、禅师等，以法王为最高僧职。法王有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大智法王、大善法王、大通法王、大悟法王、大德法王等十几人。其中以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派，永乐五年受封）、大乘法王（萨迦派，永乐十一年受封）、大慈法王（格鲁派，宣德九年受封）最为著名，地位最高，称三大法王。他们无辖地，从事传法无一定驻所，修贡也无定期，法王号不世袭，由师徒或转世相继承。其他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就更多，均由朝廷颁授印信，确定其等级、地位。

明朝又分封了五个实力强大的政教领袖为王，使其抚治一方。永乐四年（1406年），封乌思藏势力最大的政教领袖、帕木竹巴噶举派的札巴坚赞（《明史》作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为阐化王。五年，封噶玛派馆觉（在今西藏自治区昌都东南的贡觉）僧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噶玛派灵藏（在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邓柯）僧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十一年，封思达藏（在今萨迦以南的达仓）都却方丈僧南喀勒贝监藏（《明史》作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止贡噶举派必力工瓦（在今拉萨以东）僧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上述五王各有自己的领地，王位可以世袭，但承嗣者必须上报中央，经明廷册封后方为合法。

为了防止冒混，明廷规定，凡袭封受赐者，必须经“敕书勘合”。由于封赐过滥，明英宗、孝宗和世宗时多次采取递降、落职、追夺诰敕等措施，裁减了一些僧人的封号。

（三）朝贡和赏赐

明朝在藏区建立了它的军政机构，册封了众多的僧俗官员。这些官员作为明朝一个辖区的首领，必须定期向明廷朝贡，无辖区的三大法王等也须不定期地向中央朝贡。明廷对入贡的首领厚加赏赉，回赐品的价值数倍于入贡品，并利用入贡者回藏区招引更多的头人入贡。

朝贡表明藏族地区对中央的臣属关系和承担的义务；封官、赏赐是明朝中央对藏区行使职权，并通过他们直接治理各地藏族人民。藏族上层不仅以得到明廷的封诰为荣耀，而且从回赐中得到丰厚的实利。入朝的使者要求留京任中央官员，或藏僧要求留在京城寺庙中任僧职，均可得到朝廷的安置。有时是明廷要求他们在京任职，旨在笼络并加强中央和藏区的关系。

为了加强中央和藏区的联系，便于明朝使臣及时到达藏区颁布诏书、下达旨令，也便于各部僧俗头人、使者入京朝贡，明成祖于永乐五年（1407年）、七年、十二年一再下令恢复或新修藏区至内地的驿站。在明廷和阐化王的共同努力下，修通了从雅州到乌思藏的驿站。这样，除了以前由甘肃到乌思藏的旧有驿站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捷径。驿站供给过往官员、使者食宿和交通工具。贡道畅通后，各部、各派争相入贡。

明朝在四夷馆中专设“西番馆”，任用藏族官员，翻译贡表和其他文书，便于通贡和赏赐。

在这些政策和措施下，入贡者越来越多，人数不断增加。洪武、永乐年间，每次入贡的使者不过几十人。明廷对入贡者的人数和等级也不加限制，来者不拒，厚加封赏。宣德年间，使团人数增至四五百人。天顺时，使团人数有两三千人，“诸僧及诸卫土官辐辏京师”[2]，入贡者“络绎不绝，赏赐不赀”[3]。到了成化初，明廷对入贡作了限制，“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三年一贡，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由四川路入。国师以下不许贡。其长河西、董卜韩胡二处，一年一贡或二年一贡，遣人不许过百。松、茂州地方住坐番僧，每年亦许三五十人来贡。其附近乌思藏地方，入贡年例如乌思藏，亦不许（过）五六十人”[4]。又规定入贡文书必须钤以王印，其余国师、禅师等印，皆不许行。尽管如此，入贡者往往突破明朝的规定。明廷有时也不得不稍作变通，“以尽怀柔之意”。即使被留在关卡上的部分使者，明廷亦令就地赐予彩缎表里，照数给予食茶。(www.xing528.com)

入贡品主要有马匹、驼、盔甲、刀、箭、佛像、舍利、佛经、犀角、藏香、毛皮、氆氇等藏地土特产。明廷回赐的礼品主要是金、银、彩币、绸缎、布匹、茶叶、粮食、金银法器和书籍等。永乐十四年（1416年），格鲁派僧人释迦也失返乌思藏，明成祖除了赐予各种礼品，还御制赞词赐之，使格鲁派深以为荣耀。格鲁派用此次的赏赐品，在拉萨修造了著名的色拉寺。朝贡与赏赐政策不仅加强了中央和藏区的政治关系，也促进了藏区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四）茶马互市

明朝因与北方蒙古作战，需要大量马匹，藏族也需要从内地输入大量茶叶，以解决生活上的需要。于是明廷制定了由官方垄断茶马互市的政策，推行于藏族地区。

洪武初年，明朝即在陕西收贮汉中茶，在四川收贮巴茶。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设四川等处茶盐都转运司于成都。同时又设雅州碉门、永宁界首镇、灌州、安州、筠连州五个茶局，收取剪刀茶[5]，岁收916400余斤。所收茶叶，专供与藏族易马。自洪武五年起，明朝先后设立秦州（今天水）、河州（今临夏）、洮州（今临潭）、雅州（今雅安）、岩州（今松潘西北）等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易，设茶市与藏族等进行茶马互市，“行茶之地五千余里”[6]。洪武三十年（1397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迁治于西宁，便于同藏族互市。由于茶马互市不断发展，上述茶叶不够支出，遂以湖广茶叶加入茶马互市。

明廷为控制茶马互市，禁贩私茶，禁止汉商入藏地收购马匹，也禁止藏商入内地收购茶叶。派御史督察，“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7]，以保证明廷以茶叶等换取足够的马匹。明朝又制定金牌签发之制，以保证输入马匹的数量和质量。金牌信符上书“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三行字。上号藏于内府，下号发放各部，每三年派官员至各部合符一次。诸部持金牌信符纳马，茶马司以此验收马匹，给予茶叶，并另外厚赏其首领。

茶马比价由明朝方面规定，因时因地有所不同。洪武初年，雅州茶马司初定价，马一匹给茶1800斤，于碉门茶课司支取。这是由于茶多马少，明朝急需马匹的缘故。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改定其价，上马给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河州、永宁等地马多茶少，故马价偏低。洪武十六年（1383年），河州、永宁茶马司定价，上马给茶40斤，中马30斤，下马20斤。永乐八年（1410年），河州茶马司定价，上马60斤，中马40斤，下马递减之。“土木之变”后，马匹严重损耗，诸边缺马待补，故马价上涨。弘治三年（1490年），定上马100斤，中马80斤。万历中，定上马茶30蓖（每蓖6斤4两），中马20余蓖，下马十五六蓖。明朝规定，马以上、中、下及年龄论值；茶叶分上等及中等，禁止劣茶及湖南之假茶输出，以免影响马匹输入。

明朝官方有时也以盐、绢、布、牛或银等易马，比价也有相应的规定。

茶马互市政策从经济上加强了内地与藏区的联系，促进了双方农业、牧业和副业的发展。

[1] 《明太祖实录》，卷七九，洪武六年二月癸酉条。

[2] 《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二》。

[3] 《明宪宗实录》，卷二一，成化元年九月戊辰条。

[4] 《明宪宗实录》，卷七八，成化六年四月乙丑条。

[5] 碉门、永宁、筠连诸处所产之茶，名剪刀粗叶，专供藏族等饮用。

[6] 《明史》，卷八〇，《食货志四》。

[7] 《明史》，卷八〇，《食货志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