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北部边疆治理成果

明朝的北方从东北到西北居住着蒙古各部（包括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关西诸部和察合台后王等）、女真各部、苦兀、吉里迷、朝鲜族、畏兀儿、撒里畏兀儿、哈萨克、乞儿吉思和回族等。其中蒙古族人口最多。蒙古贵族北徙后，仍保持着强大的兵力，辄以重新入主中原，恢复元朝统治为目标，故北疆是明朝战略防御体系的重点，其政策、措施之成败，关系明朝江山的安危。明朝使用战争或怀柔等手段，起初是为了要解除蒙古的实力，统一大漠南北。由于这一目标未能全部实现，便建立了一整套防御体系，同时以封王、通贡、互市等政治、经济手段牵制蒙古地区。

（一）明朝对蒙古的战争

明朝与蒙古的军事冲突，几乎与明朝相始终，但双方在各个阶段的战争态势、目标和策略有所变化。

前期，即洪武、永乐两朝，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对全中国的统治权。明朝侧重执行“以威服之”的战争政策，以武力消除蒙古贵族的实力，明显处于攻势。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取得了应昌和沈儿峪（今甘肃定西以北）两大战役的胜利，迫使元军退至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地区。洪武五年，明太祖在部下的鼓动下，力图乘胜消灭北元，统一北疆，遂派大将军徐达等分三路深入漠北，直指和林。但由于明朝当时还以步兵为主，缺乏一支适于在沙漠、草原地区作战的强大骑兵，结果主力中路战败，损失数万人。明太祖吸取教训，经过多年准备，训练了一支骑兵，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派蓝玉等率15万大军再入漠北，在捕鱼儿海大败脱古思帖木儿，俘虏7万余人，消灭了北元的主力。但明军不可能长期驻守漠北，又没有扶植一个完全听命于明朝的汗室成员或建立羁縻军政机构治理漠北地区，因此当明军南旋之后，分裂为鞑靼与瓦剌两部的蒙古势力经过20年的生息之后，又各自强大起来，成为足以与明军对抗的势力。永乐七年（1409年），鞑靼部的本雅失里可汗和阿鲁台太师杀死明成祖的使者郭骥，又覆没丘福率领的10万明军，乘胜南下，进攻辽东，威逼山西大同诸塞。为此，明成祖放弃了通和的政策，于永乐十年、十四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发动了五次“亲征漠北”，除了第二次是打击瓦剌之外，其他四次是针对距明朝较近的鞑靼部。明朝前期对蒙古的进取政策，虽然未能达到统一漠北的目的，但已极大地减轻了蒙古贵族对明朝北方的压力。

中期，即自正统以后至隆庆俺答受封以前。战争态势起了根本变化，战争的目的也起了变化。蒙古方面也还有如也先“求大元一统天下”和达延汗（大元汗）恢复元朝的意图，但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即蒙古领主们企图通过战争夺取更多经济利益，扩大通贡互市的数量和范围等，因此处于主动进攻态势。明朝方面由于国力衰退，军备废弛，处于全面防御态势。土木堡之战和北京保卫战是中期明蒙之间最大的两次战争。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首领也先经过长期备战，大举南下。明英宗想以“亲征”消除瓦剌的威胁，但毫无准备、毫无计划地仓促出征，指挥混乱，导致50万明军被瓦剌覆没，英宗本人也被俘。瓦剌乘胜兵临北京。明朝方面在于谦等积极主战下，依靠军民英勇奋战，击败了也先，保卫了北京。但明朝自土木堡之役后，元气大伤，官兵对蒙古骑兵都有畏惧心理，只能勉强守塞，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后期，自隆庆俺答封贡至明末。双方态势趋于持平，战事较少。蒙古方面以骑兵突袭明边，以夺取财富、牲畜为目标。明朝方面有时派出小股精悍军队出塞赶马、烧荒、捣巢，以扼制蒙古骑兵接近边塞。东线察哈尔部与明朝战事较多，但由于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多获胜利。明朝采取的战争政策主要在前期，中后期主要处于防守。

（二）建立北疆防御体系

明朝北疆的安危关系明朝的存亡，故明朝诸帝都将北疆的军力布置、边防建设放在头等地位。太祖建都南京，对远离京师的北方，特以“诸子守边”的措施，加强防卫。封二子朱 为秦王，镇守西安；三子朱为晋王，镇守山西；四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平；十三子朱桂为代王，镇守大同；十四子朱楧为肃王，镇守甘肃；十五子朱植为辽王，镇守广宁（今辽宁北镇）；十六子朱 为庆王，镇守宁夏；十七子朱权为宁王，镇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十八子朱楩为岷王，镇守岷州（今甘肃岷县）；十九子朱橞为谷王，镇守宣府（今河北宣化）；二十子朱松为韩王，镇守开原（今辽宁开原）；二十二子朱楹为安王，镇守平凉（今甘肃平凉）。这一“诸子守边”政策，表明了太祖守土的决心，对加强北部的边防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燕王和晋王有力地防止了蒙古的南下，其辖区成为明军北上的重要基地。但由于北部藩王握有重兵，有意培植自己的势力，身经百战的大将也受其节制，故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明成祖就是以藩王夺嫡登基的。故成祖即位后放弃了诸王守边的政策，更以“皇帝守边”的政策，迁京师于北方重镇北平，建陵于近边塞的昌平，皇帝巡边，甚至统大军亲征漠北，誓与疆土共存亡。这一政策一直维持到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其后诸帝虽不敢轻易巡边，但也不敢掉以轻心，任命得力的总督、巡抚和总兵等巡边、守边。

明朝北疆的防御体系是比较严密的。

第一是建立军事卫所、羁縻卫所并辅之以屯田，由临边诸都司、行都司管辖。

万全都司：辖宣府左卫、右卫、前卫，兴和守御千户所，万全左卫、右卫，怀安卫，怀来卫，延庆左卫、右卫，开平卫，龙门卫，龙门守御千户所，保安卫，保安右卫，永宁卫，蔚州卫等。

辽东都司：辖定辽中卫、右卫、左卫、前卫、后卫，东宁卫，自在州，海州卫，复州卫，盖州卫，金州卫，广宁卫，广宁中卫、左卫、右卫，义州卫，广宁后屯卫、中屯卫、左屯卫、右屯卫、前屯卫，宁远卫，沈阳中卫，铁岭卫，三万卫，辽海卫，安乐州及其他千户所。

陕西都司：辖洮州军民卫，岷州军民卫，宁夏卫，宁夏前卫、后卫、中卫，宁夏左屯卫、右屯卫，靖虏卫，西固城守御千户所，灵州守御千户所，兴武营守御千户所，平虏千户所，西安诸卫，延安卫，汉中卫，平凉卫，绥德卫，巩昌卫，临洮卫，宁羌卫，兰州卫，秦州卫，固原卫，榆林卫等。

陕西行都司：辖甘州左卫、右卫、中卫、前卫、后卫，肃州卫，山丹卫，永昌卫，凉州卫，镇番卫，庄浪卫，西宁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

山西行都司：辖大同前卫、后卫、左卫、右卫，云川卫，安东左屯卫，玉林卫，阳和卫，高山卫，天成卫，镇虏卫，朔州卫，威远卫，平虏卫等。

又以兀良哈三卫（朵颜、泰宁、福余）和关西七卫（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罕东左、沙州、赤斤蒙古）及哈密卫为羁縻卫所，在东北和西北构成两道屏藩。

永乐七年（1409年），设奴儿干都司，统领女真诸部、兀良哈三卫、库页岛及沿海岛屿各族，辖184卫、2千户所。至万历年间，所辖卫所达384卫、24所。从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1411—1433年）明朝派太监亦失哈等多次巡视奴儿干地区，在奴儿干满泾站之左，建永宁寺，立有《敕修永宁寺记》（永乐碑）和《重修永宁寺记》（宣德碑），记述明朝对当地各族的管理。

第二是先后设九边重镇加强防卫。

辽东镇：领25卫、11所、2关。治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拥兵87402名。

蓟州镇：拱卫京师，领113关、72寨、115营堡。治蓟州（今河北蓟县），拥兵50371名。

宣府镇：领15卫、26所、关城堡53座。治宣府（今河北宣化），拥兵58062名。

大同镇：领14卫、7所、583堡。治大同府，拥兵59909名。

太原镇：领雁门、宁武和偏头3关、39堡、19口。治太原，拥兵27547名。

榆林镇（亦称延绥镇）：领6营、28堡。治榆林卫，拥兵58067名。

宁夏镇：领4卫、4所、22营堡。治宁夏卫（今银川），拥兵70263名。(www.xing528.com)

固原镇：领3卫、4所、16营堡。拥兵67294名。

甘肃镇：领12卫、60所、1关、51堡。治甘州（今甘肃张掖），拥兵79945名。

每镇设巡抚都御使一人，总兵官一人，根据需要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若干名，分守辖区诸要地。

洪武时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等，使辽东和宣府、大同互相沟通。永乐元年后，这些卫所内迁，使辽东和宣、大孤立，九边形势也日趋紧张。论者多谓明成祖弃大宁是极大失策。

第三是修筑辽东边墙和万里长城。边墙在辽河东西，起自山海关，经开原，至鸭绿江边的九连城，长2000里。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迄嘉峪关，逐年加修，构成阻挡蒙古骑兵的屏障。

第四是将塞外人口迁入塞内屯种，又派出小股军队赶马、烧荒，实行坚壁清野，防止蒙古骑兵进犯。

这样，明朝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形成北部的严密防线。

（三）招降和封王

明初，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蒙古各部一再进行招降。招降的对象上至北元皇帝，下至各部头目。明太祖多次致书元惠宗和爱猷识理达腊等，劝其归顺。惠宗卒后，遣使致祭，给予“顺帝”谥号。明成祖也多次致书鬼力赤、本雅失里、阿鲁台和瓦剌诸首领。对于来降的蒙古贵族、官员和头领，分别封以官职，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作战有功的人员则晋级封爵。一些有文化的人被安排到鸿胪寺、四夷馆等从事翻译或教习。一般属众，愿从军者，编入军籍，参加卫所乃至羽林军，做皇帝的侍卫；愿为民者，编入民籍，给予田土、牛羊。明初执行这一政策时，适逢大量北徙的蒙古军民饥寒交困，统治者之间不断内讧之时，故优抚政策取得了较大成效。虽然北元大汗们不愿归降，但部将、宗王归降者不少，如洪武时元将江文清、高昌王和尚、岐王桑哥朵儿只班、宗王札木赤、王子失笃儿和枢密都连帖木儿等纷纷率部投降，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纳哈出及所属20万众也归降。永乐时归降的人众更多，如蒙古贵族也先土干（金忠）、把都帖木儿（吴允诚）父子等，他们又为明朝效力，屡立战功。据不完全统计，洪武、永乐两朝有七八十万以上的蒙古军民归降了明朝。

永乐七年（1409年）明成祖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联合他们共同击败了鞑靼部的本雅失里和阿鲁台。永乐十一年，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使其牵制瓦剌部。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子孙世袭。他的夫人三娘子后来被封为“忠顺夫人”。“俺答封贡”后，战乱不止的明朝北疆得到了几十年的安定。三娘子“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1]，“功比边壮士十万不止”[2]。

（四）通贡和互市

自古以来，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农业民族之间，经济上是互相依赖的。明朝急需蒙古地区的大量马匹，以便组建和维持强大的骑兵队伍和从事运输。蒙古等民族需要内地的粮食、布帛、茶叶和其他生活用品。双方的统治者曾试图通过战争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战争往往使双方得不偿失，战乱使蒙古地区陷于“爨无釜，衣无帛”[3]，“日无一食，岁无二衣”[4]的悲惨境地。于是双方都有通贡和互市的要求。

明朝鼓励北方各族、各部入贡以及开设马市，有经济和政治两重目的：一是为了取得北方各族的马匹、狩猎品和各种土产，二是迫使北部各部政治上顺从自己，即优抚入贡者，使之得到贡市之利，又以断绝通贡、关闭马市制裁敌对的部落。

明朝分别同各部发生通贡关系，规定了入贡的贡道和贡期。一般每年一贡，贡使每年十月进入驻有重兵防守的大同、宣府或甘肃，十一月抵京师。贡使参加明廷的贺正旦节，上贡品。明廷给贡使代表的首领封官晋职，颁布赏赐，并设宴招待。贡使于正月离开京师，二月左右经大同、宣府或甘肃返回本部。明朝有时派出使者随同贡使到各部颁布诏谕、封职和赠送礼品，然后随下次贡使返回北京。由于诸部首领在入贡中获得优厚的经济利益，故不断增加贡使人数和入贡次数，以至“贡使络绎乎道，驼马达送于廷”[5]。明英宗曾试图限制贡使人数并削减赏赐以减轻负担，但引起了瓦剌封建主的强烈不满，并成为也先南下攻明的借口。由于贡品数量多，明廷选取珍奇、优良者外，也允许贡使在会同馆与民间进行贸易，开市二三日，叫做“贡市”。

由于通贡远不能满足牧区和农业区之间的经济交流，自永乐以后，明朝开设马市与蒙古各部和女真进行互市。马市由明朝指定地点，每年开市一两次，每次3至15日，明朝派官员管理，驻兵维持，各部头领也到市场监督自己的部属。明朝按品种等级定出牲畜的价格，官方用银、钞收购马匹，或用布、缎、铁锅等折价易马，这种马市叫做官市。互市顺利结束后，由明朝官员设宴招待各部首领，颁发明廷的赏赐——市赏。如果互市时，对方有敌对行动或扰乱市场等，明朝即以革除市赏乃至关闭马市进行制裁。

随着互市的发展，明朝准许官市结束后，进行民间的互市——私市。后来又准许在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与中原交接地区每月在适当地点开设一种月市——小市。又曾在辽东义州（今辽宁义县）开设木市，以中原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换取蒙古地区的木材。万历年间，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曾几次要求明朝开设茶市，由于明朝担心俺答汗以换取的大量茶叶控制藏族，拒绝了他的要求。

（五）后金兴起后明朝的联蒙抗金政策

明朝后期，边事的焦点转向东北地区，察哈尔部联合内喀尔喀五部和朵颜等部不断袭击明辽东地区，赖有名将李成梁出任辽东总兵，有力地阻止了蒙古各部的进攻。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察哈尔部的林丹即大汗位，力图以武力统一蒙古各部，一度控制内喀尔喀五部，不断袭击辽东等地。腐朽的明朝已无力反击，便以“抚赏”求和。万历末，受察哈尔、内喀尔喀五部及明朝压制的后金兴起，东北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明朝与蒙古领主在东北的争夺，转变为后金与蒙古、明朝争夺东北的斗争。

漠南蒙古处于明朝和后金之间，成为明朝和后金争取的力量。由于林丹汗与后金势不两立，于是努尔哈赤用武力和联姻等方式臣服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使林丹汗陷于孤立。明朝使用收买的政策，以大量的赏金和岁赐笼络蒙古各部，共同抗击后金。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给林丹汗银4000两。泰昌元年（1620年），加赏银至4万两，林丹汗遂声言助明抗击后金。崇祯元年（1628年），林丹汗西进，占据土默特、河套等地，又攻击明大同、宣府地区，明朝仍给予林丹汗岁赐银81000两。翌年，林丹汗拥众至延绥红水滩，要求增赏未遂，即纵掠明边。直至林丹汗病死，明朝和蒙古之间不但没有组织起有力的联合行动，反而被后金各个击破，漠南蒙古先后入于后金之手，明朝也在萨尔浒战役后一蹶不振。明朝以重金收买林丹汗的政策不仅没有达到联蒙抗金的目的，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加深了内部的阶级矛盾，迫使各地人民揭竿而起，推翻明朝的统治。

[1] 《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2] 查继佐：《罪惟录》，卷二八。

[3]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4] 王崇古：《酌许虏王请乞四事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八。

[5] 《明英宗实录》，卷二〇四，景泰二年五月癸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