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元朝中央政权统治的加强，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政策分别深入到各个边疆地区。
漠北是元王朝始兴肇基之地，虽然在忽必烈定都于燕京后，这里逐渐成为元朝一处“边远之地”，但至终元之世仍然具有特殊的地位。这里既是成吉思汗大帐所在的“祖宗根本之地”，也是朝廷对抗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海都等叛王的北方藩屏。先是于至元九年（1272年），设立和林转运司，后来大约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改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管理岭北地区一切军民庶务。成宗末年，由于海都覆败之后，元朝统治势力扩展到按台山以西，岭北地区形势从而发生显著变化，于是，“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罢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置和林总管府”[1]。仁宗时，又改称岭北行省，和林路改名和宁路。
岭北行省“统有北边等处”[2]。行省辖境，东至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南隔大漠与腹里接界，北至北海之地（今西伯利亚北部），辖境极为广袤，真可谓“控制一方，广轮万里”[3]。岭北行省管辖的地方行政机构，据《元史》记载知有和宁路总管府与称海宣慰司两处。岭北行省西北部的谦河（今叶尼塞河）与昂可剌河（今安加剌河）广大地区，亦有行政官员进行管理。至元七年（1270年），汴梁人刘好礼被遣派到这里担任吉利吉思、昂可剌、乌思、撼合纳、谦谦州“五部断事官”，下设经历、知事等官员，于益兰州“修库廪，置传舍，以为治所”[4]。直到元末，仍对该地行使着有效的统治权，吉利吉思等地仍是元版图的一部分[5]。
《元史·地理志》未载岭北行省内有置州县事，这是因为行省内基本行政单位仍是自成吉思汗时延续下来的千户、百户、十户，分属于各诸王、贵戚、勋臣，为其领民与领地（蒙语称“爱马”，汉译为“部”、“投下”）。诸王贵族分地是岭北行省境内的一类特殊政区，广泛分布在岭北地区。诸王各置王傅、府尉、司马或断事官等属员，管理所领军民。岭北诸王中以晋王地位最高。按元朝分封制，岭北是晋王分藩之地，“统领太祖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6]。岭北行省建立后，行省丞相常以朝廷重臣担任，如太师月赤察儿、太傅哈剌哈孙等，他们被授予节制诸王、总领北边军民的大权。这样，晋王的权力就相对削弱了，王府直接管辖范围实际上只限于本位下。地方军政财赋统由行省管理，晋王等封王则代表皇帝的抚军，负镇戍一方之责。元人虞集称：“岭北行省治和林，国家创业，实始居之，于今京师为万里，北边亲王，帅重兵以镇；中书省丞相，出为其省丞相，吏有优秩，兵有厚饷。”[7]可见，在元朝统治者心目中，岭北行省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元朝在岭北屯戍了大量军队。五条河、称海、和林、怯绿连河、呵札、杭海以及益兰州等地，都有北边戍军所营的屯田，“为田六千四百余顷”[8]。仅从屯田规模之大，即可推知戍军数量之多。为便于朝廷同北边的联系，元朝在以往驿站基础上，又开设了当时称为“兀鲁思两道”或东西两道站赤的帖里干道与木怜道，这是岭北行省与腹里之间的主要驿路。此外，还有一条穿越甘肃行省直达和林的纳怜道。此即《元史·兵志》所记“北方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令中书省官定拟于乞里吉思以至外剌之地起立六站，数内乞里吉思、帖烈因秃、憨哈纳思、外剌四处各设一站，兀儿速设二站”[9]。这证明当时北方驿道直达岭北地区的西北极边。驿站的设置，使内地与北疆连成一气，使过去“所谓勒燕然、封狼居胥，以为旷世稀有之遇者”，今则“单车掉臂，若在庭户”了[10]。
[1]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2]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
[3] 《元史》，卷三一，《明宗本纪》。(www.xing528.com)
[4]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
[5] 参见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6]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7] 《元文类》，卷五四，虞集：《岭北行省郎中苏公墓志铭》。
[8]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二》。
[9]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站赤》。
[10] 杨孚：《滦京杂咏·后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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