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与西北、西南边疆诸政权的关系简析

宋的西北至西南边境存在回鹘、吐蕃诸政权，以及大理国。宋朝对诸民族政权采取怀柔抚绥的政策，也就是通过封敕、朝贡和榷场贸易，与诸民族政权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安定这一带边境，同时起到牵制辽和西夏的作用。这种政策的出发点有着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对维护宋朝的统治也有着现实的意义。在实行怀柔抚绥的过程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内聚力，但由于宋的政治腐败和软弱地位，它的积极方面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回鹘汗国灭亡以后，诸部中迁到西域建立政权的主要有喀喇汗、于阗和高昌，势力较小的有辖戛斯、西突厥、沙陀、斡郎改等。关于回鹘的历史，《宋史·回鹘传》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回鹘本匈奴之别裔，在天德西北婆陵水上。后魏号铁勒，唐初号特勒，后称回纥。其君长曰可汗，自贞观以后朝贡不绝。至德初，出兵助国讨平安史之乱，故累朝恩礼最重……元和中，改为回鹘。会昌中，其国衰乱。”又说：“历梁、后唐、晋、汉、周，皆遣使朝贡……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1]这段文字不仅说明回鹘名称的由来，还表明了与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除此之外因姻亲有甥舅相称之习。入宋以后，宋朝因袭前代以怀柔羁縻回鹘，建立起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这种联系见于《宋史》和《宋会要辑稿》的就有50余条之多。喀喇汗王朝是回鹘西迁中葛逻禄一支所建的政权，是我国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所建立的王朝[2]，它的疆域包括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河中地区及新疆的西部。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所谓桃花石汗就是中国汗的意思[3]。有的则冠以“东方与中国之王”或“东方与苏丹之苏丹”的封号，他们都自称是属于中国的。

于阗王李氏执政不晚于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是回鹘一支迁于于阗新复州所建的政权。宋与于阗的接触始于建隆二年（961年）十二月，据载：“（李）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柙；玉枕一。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4]乾德三年（965年）于阗僧善名、善法使宋，并带来宰相致枢密使李崇矩以“求通中国”的信。宋朝不仅赐紫衣，而且令崇矩以书及器币报之。宋统治瓜、沙的归义军节度使曹氏，与于阗李氏经常联姻，关系十分密切。宋对于阗的怀柔主要表现在册封和建立朝贡关系等方面。开宝二年（969年）于阗僧善名复至，宋朝赐号为“昭化大师”。嘉祐八年（1063年）于阗遣罗撒温献方物，宋封其王为“特进、归忠保顺 鳞黑韩王”[5]。 鳞是于阗语，意为金翅鸟。于阗王则沿用旧称来称呼宋朝的皇帝，如元丰四年（1081年）于阗王派部领阿辛上表，自称“于阗国偻 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而称神宗赵顼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6]。宋与于阗之间有着密切的朝贡关系，据《宋史·于阗传》记载，乾德三年（965年）、四年，开宝二年（969年），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天圣三年（1025年），嘉祐八年（1063年），于阗都遣使朝贡，而自神宗“熙宁（1068年）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元祐（1086—1094年）中，于阗使至无时，政府“令熙河间岁一听至阙”。绍圣（1094—1098年）中，知秦州游师雄说：“于阗、大食、拂菻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远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诏从之。”直到宣和（1119—1125年），于阗使者“朝享不绝”。此后，于阗因金灭北宋，便很少与南宋来往。于阗所贡有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西锦、玉 辔马、腽肭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等，而宋朝回赐袭衣、金带、器币等。朝贡关系的建立，除政治上的意义外，由于宋朝的“厚赐”，于阗还获得许多经济上的实惠。在宋的怀柔政策的感召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黑韩（汗）王遣罗厮温来贡，罗厮温说，“今此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请宋朝派使以“安抚远俗”。宋真宗以路远为由没有命使前往，但写下诏书由罗厮温带回，认为这样与“命使无异”。

高昌回鹘因地理关系，直到建隆三年（962年）阿都督等42人来贡方物[7]。乾德三年（965年），可汗又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等，此后朝贡不绝。值得注意的是，高昌王自认为是唐朝的外甥，从五代至宋均以甥舅相称。据载，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其王始称西州外生（甥）师子王阿厮兰汉（汗）”[8]。阿厮兰又作阿萨兰，是突厥语，意为狮子，所以又称做狮子王。宋朝为了安抚高昌回鹘，太宗曾于太平兴国六年五月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出使高昌，王延德等历时4年而回，记录了出使的经过及见闻，这是保存下来的一篇有关高昌回鹘的重要文献[9]。从文献的内容来看，达到了宋朝遣使的目的，王延德等人不仅受到阿萨兰的亲自接见，并且礼遇甚隆。景德元年（1004年），阿萨兰又遣使金延福来贡。

分布在东起秦州，西至瓜、沙，包括甘、凉、肃诸州及贺兰山等地的河州回鹘，因其可汗牙帐后移至甘州，所以又称做甘州回鹘。甘州回鹘因靠近宋朝，且有共同对付西夏的愿望，因此与宋朝的关系较其他回鹘更为密切。宋朝因同样的理由，对甘州回鹘亦十分重视，首先表现在册封上，咸平四年（1001年）可汗王禄胜遣使曹万通来贡，万通自称任本国枢密使，并说：“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愿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继迁以献。”[10]宋真宗听后十分高兴，并降诏禄胜说，“可汗功业，其可胜言，嘉叹所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统制”[11]，特授万通左神武大将军。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回鹘击败西夏的进攻后，夜落纥、宝物公主、没孤公主及娑温宰相各遣使来贡，宋朝授可汗王进奉使姚进为宁远将军，宝物公主进奉使曹进为安化郎将。三年，夜落纥遣使说：“败赵德明立功首领请加恩赏。”宋真宗下诏给司戈、司阶、郎将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补署[12]。更为重要的是，宋于天圣元年（1023年）六月特进可汗王夜落隔通顺为归忠保顺可汗王[13]，进一步加强了与甘州回鹘的关系。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时，曾敕李宪择使聘阿里骨，使谕回鹘“令发兵深入夏境”[14]。甘州回鹘从北宋初年起累遣使朝贡，贡品多为美玉、名马、橐驼、珊瑚、琥珀、香药、牦牛尾等，宋对甘州回鹘的朝贡每次都给予优厚的回赐，赐物多为白银、铜钱、绢、帛、茶等。甘州回鹘曾因唃厮啰欲娶其女未果而结怨，加之西夏占据河西走廊，便逐渐与宋的联系减少。

吐蕃王朝崩溃后，“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15]。在宗教上则是藏传佛教派别林立，有噶当、萨迦、噶举等派，噶举派的塔波噶中又分噶玛、蔡巴、拔戎和帕竹噶举4大支，而帕竹噶举又有止贡、达垅、雅桑、主巴、绰浦、修赛、叶巴及玛仑8小支，即所谓的“四大八小”之说。宋朝建立后，迫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严峻，对吐蕃诸部亦采取怀柔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是为了抵御西夏的侵扰，巩固西北边防的需要，正如熙宁元年（1068年）王韶在平戎策中所说：“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万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间，牧马于兰、会，断古渭境，尽复南山生羌，西筑武胜，遣兵时掠洮、河，则陇、蜀诸郡当尽惊扰。”[16]另一方面也是吐蕃各部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被西夏所吞并，也需要宋朝在各个方面的支持。因此，宋朝对吐蕃的怀柔政策得以实施，并取得一定的效果。

宋朝对西北的政策以维护安定为主，因此对吐蕃诸部采取恩抚的办法，尽量避免边境冲突的发生。建隆二年（961年），吐蕃部落杀伤宋秦州采木场士卒，边臣擒捕47人，太祖令雄州节度使吴廷祚赍书赐秦州吐蕃首领尚波于等，在敕书中说：“朝廷制置边防，抚宁部落，务令安集，岂有侵渔……近得高防奏汝等见已拘执，听候进止。朕以汝等久输忠顺，必悔前非，特示怀柔，各从宽宥。”[17]并以锦袍银带赐之，尚波于感悦，是年秋献伏羌地。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太宗召献贡的吐蕃酋长于崇政殿，厚加慰抚，赐以束帛，并对宰相说：“（吐蕃）自唐室以来，颇为边患。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逐数千里外。但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倘因攘除，必致杀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也。”[18]为了避免“引惹边事不和”，曾特诏边州“不得辄放百姓入蕃取柴烧炭，仍断绝军人百姓通事，不得与蕃人交易”[19]。当西夏兴起后，宋与吐蕃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有联合制西夏的愿望。至道二年（996年），吐蕃部落为西夏李继迁所侵，折平族首领握散曾上言“愿会兵灵州以备讨击”[20]，太宗“赐币以答之”。到真宗咸平年间，宋与吐蕃联合制西夏的时机成熟，咸平元年（998年）诏河西军左厢副使，归德将军折逋游龙钵为安远大将军。二年授西凉府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为刺史，后两年改授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褚下箕等三人为怀化将军，于是潘罗支遣部下李万山率兵讨西夏。六年，又晋潘罗支为朔方军节度，并赐以铠甲器币，其余酋领授官有差。潘罗支请宋朝助师击西夏，宋朝答应进兵。同年十一月，李继迁率兵攻入西凉府，潘罗支伪降，未几集六谷蕃部及者龙族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遁死[21]。景德元年（1004年）潘罗支为迷般嘱及日逋吉罗丹二族所谋杀[22]，宋朝封其弟厮铎督为朔方军节度、押蕃落等使、西凉府六谷大首领[23]，但势力渐渐衰退，后因内乱为西夏所灭，属民逃往青唐方面的唃厮啰。

吐蕃以著名首领命名的唃厮啰政权，徙居青唐以后逐渐强盛。宋采取厚唃厮啰以扼西夏的策略，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唃厮啰遣使来贡，宋回“赐锦袍、金带、器币、供帐什物、茶药有差，凡中金七千两，他物称是”[24]。于是，唃厮啰“请讨平夏以自效”，次年“数使人至秦州求内属”[25]。宋对唃厮啰不断加官晋爵，如明道初授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景祐中授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宝元元年（1038年）加保顺军节度使，仍兼邈川大首领，后累加恩兼保顺河西节度使、洮凉两州刺史等。在宋朝的恩抚下，唃厮啰早在景祐二年（1035年）大破西夏对青唐的进攻，后又数以奇计破元昊，使元昊不敢窥其境，起到了牵制西夏对宋的攻掠作用。元昊称帝后，宋于宝元二年遣左侍禁鲁经持诏谕唃厮啰，使背击元昊以减其势。唃厮啰奉诏出兵西凉，见有备而还，声言将再举。以后，宋朝又派屯田员外郎刘涣至唃厮啰，唃厮啰答应“约尽力无负”[26]。总之，宋联合吐蕃制约西夏，正如孙甫所说：“自元昊梗命，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27]唃厮啰政权存在百余年之久，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最后一代当权者结什角[28]为西夏所围，在突围时受伤，亡故后由其侄赵师古为首领，其势大衰。

宋朝怀柔羁縻吐蕃诸部的另一个目的，即获取蕃马以加强战备。宋朝对马政十分重视，王岩叟曾说：“有国以来，未尝无马，国多马则强，少马则弱。”[29]中国产马最多的地区，主要在塞外阴山南北、西北甘青宁绥一带以及东北和西南一些地区。契丹据有北方，控制了阴山产马区，禁止马匹外出。宋朝需要的马匹只好仰赖于其他地区，而更主要的是靠西北诸部。宋初以群牧司总天下马政，天禧以后渐衰，仍仰给于边郡之马市，据载：“雍熙、端拱间，沿边收市，河东则麟、府、丰、岚州、火山军、唐龙镇、浊轮寨，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制胜关、浩亹府，河西则灵、绥、银、夏州，川陕则益、文、黎、雅、戎、茂、夔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30]以上马市，市于河东、陕西者谓之西马，市于川陕者谓之川马，市于登州者则谓之女真马。女真自建隆以来直到元丰五年（1082年），才泛海至登州卖马，后为高丽所隔[31]。西马的质量较川马为好，故宋朝对吐蕃多示怀柔以获取蕃马。

宋朝主要通过朝贡和马市两条途径获取蕃马，吐蕃诸部亦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自五代以来“蕃部羊马不绝于路”[32]，入宋以来贡马的记载不绝于书，而以建隆二年（961年）灵武五部贡橐驼良马为始[33]。吐蕃诸部每次贡马的数量多寡不一，有时亦十分可观，如咸平元年（998年）折逋游龙钵献马2000余匹，五年潘罗支遣使贡马5000匹，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唃厮啰等献马582匹，等等。宋朝通过马市购买马匹的数量也很大，在宋真宗咸平以前每年购马5000余匹[34]。西夏据有河南以后，宋对马市进行过调整，据载：“其牧市唯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奇岚、火山、保安、保德军，其后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置场。”但到仁宗天圣中，“犹得蕃部省马总三万四千九百余匹云”[35]。宋对居住在岷江流域及其以西、以南的蕃族，通过茶马互市来加强统治。宋在四川买马以黎州、叙州为中心，黎州市场旧额2400匹，南渡以后每年在四川购马近万匹，据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记载，“为二百三十五纲，每纲五十匹，共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匹”[36]。隆兴元年（1163年）在四川买马支出的银2万两，绢5000匹，钱引10万贯。从上可见，蕃马对宋朝国防的重要性，因此宋对吐蕃诸部尽力怀柔，并使“羁縻勿绝”。

宋对大理政权的怀柔羁縻，对西南地区的安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和好政策是通过封敕、朝贡和聘使来实现的，如太宗太平兴国（976—984年）初年，封大理首领白王为“云南八国郡王”[37]，淳化（990—994年）末又“敕大理王、统辖大渡河南姚巂州界山前山后百蛮三十六鬼主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诺驱，可特授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旧忠顺王”[38]。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正式册封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王”[39]。宋为了大理朝贡的方便，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40]。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又诏广州观察使黄璘在宾州置局，以接待大理的使臣或转送奏章[41]。在宋的怀柔羁縻下，大理也不断遣使向宋朝朝贡，如熙宁九年（1076年），大理“遣使贡金装碧玕山、毡罽、刀剑、犀皮甲鞍辔”[42]。又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使宋，次年进京“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43]。大理贡马一直保持到宋朝末年。宋与大理互派使臣往来，如淳化中招安使雷有终遣嘉州士人辛怡显出使大理，大理除派进奉使外，崇宁二年（1103年）派高太运使宋，求“经书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本”。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又派人入宋，将取得的《大藏经》“凡千四百六十五部”置于五华楼[44]。南宋末年，大理王派高和抗击蒙古军的进攻，高和在战争中英勇牺牲后，宋还派使臣前往吊祭。

除此之外，宋朝为了弥补在战争中损失的马匹，北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年间在广西帅司置干办公事一员于邕州，专管提督左右江峒丁，同措量购马[45]。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在邕州置司提举市大理等马市。六年废买马市，由帅臣领之。当时，广西经略胡舜陟与邕州守臣筹措购买战马[46]，后购得马2400匹，受到奖赏[47]。此后，南宋每年在广西（不包括廉州）市马总额和所需费用，据载是2400匹，“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 四千”[48]。大理马“间一至黎州互市”[49]，而更多的是在广西市场上出售，如乾道九年（1173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50]。宋在广南西路邕州的横山寨和宜州设置购马机关和官吏，购得马匹“每择其良赴三衙，余以赴江上诸军”[51]。所谓“三衙”，据载：“乃命（广西）经略司，以三百骑赐岳飞，二百骑赐张浚，又迁千骑赴行在。”[52]说明大理的马匹大部分用在对金战场上，支援了南宋的抗金斗争。随着横山寨、永平寨、钦州博易场的开设，“蛮马之来，他货亦至”[53]，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综上所述，宋朝对回鹘、吐蕃诸政权，以及对大理均实行怀柔抚绥政策，这种政策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对周边民族政权的首领进行封敕，建立密切程度不一的朝贡关系，并互派使节进行交往。在经济上通过马市或博易场等进行贸易，以沟通物资往来。在军事上为了对付共同的潜在威胁，采取形式不一、程度不等的合作。从这一政策的本质来说，与羁縻制度有相似的地方，不同的是这些民族政权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宋对这些民族政权采取和好的政策，有以下两个明显目的：①宋朝的军事力量主要放在北部战线上，用以防御强邻的侵扰，而保持西北以至西南一线局势的稳定，对宋朝的统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只有这样才无后顾之忧。②宋在应付北部强邻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战马，在北方马源断绝的情况下，只好开辟西北以至西南的马源，而西北地区的蕃马对宋朝来说更具有重要性。同时，诸民族政权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也需要与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正由于双方的相互需要，西北以至西南一线基本是和平安定的，北宋熙宁年间推行屯兵营田，与蕃部发生一些局部冲突，但并没有酿成大的边患。

[1]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2]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前言》，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 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简史》，第1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页。

[4]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

[5]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

[6]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

[7]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

[8]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

[9]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

[10]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11]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12]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13]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14] 《宋史》，卷四九〇，《回鹘传》。

[15]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16] 《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17]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18]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19] 《宋会要辑稿》，一八五册，《兵二七之二三》，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20]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1] 《宋史》，卷四八五，《西夏传一》；卷四九二，《吐蕃传》。(www.xing528.com)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

[23]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4]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5]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6]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27] 《宋史》，卷二九五，《孙甫传》。

[28] 《金史》，卷九一，《移剌成附传结什角》。

[2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

[3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

[31]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32] 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九。

[33] 《宋史》，卷四九二，《吐蕃传》。

[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

[36] 《宋会要辑稿》，一八三册。

[37] 《续资治通鉴》，卷二六七。

[38] 辛怡显：《至道云南录》，转引自《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

[39] 《宋史》，卷四八八，《大理传》。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

[41] 《宋史》，卷四八八，《大理传》。

[42] 《宋史》，卷四八八，《大理传》。

[43] 《宋史》，卷四八八，《大理传》。

[44]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45]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丛书集成本，下同。

[4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一。

[47]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

[48]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

[49] 《宋史》，卷四八八，《大理传》。

[50]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大理》。

[51] 《宋史》，卷一九八，《兵志一二》。

[5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五。

[53]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