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北部边疆的战争与和平：中国边疆经略史

北宋建立以后，大体从天津泥沽（今塘沽）到兰州西北一线，北部有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以及女真人灭辽而兴建的金朝。宋的北边政策实际上就是对辽、夏、金的政策，台湾学者蒋复璁在《宋代一个国策的检讨》[1]中，从宏观的角度对“强本弱末”，也就是“强干弱枝”的政策有过详细的剖析，这里则着重探讨宋与辽、夏、金和战中几个政策问题，其主要内容是：北宋对辽初期以军事上攻取燕云地区为上策，而以政治交涉相配合；中后期即“澶渊之盟”后，与辽讲信修睦，密切政治上的交聘，军事上以长期安守三关（今河北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为要务。对西夏则是以军事上的控制与政治上的抚绥，达到安定西边牵制辽朝为目的。北宋对金初以联金击辽，导致被金朝所灭亡，后又逐渐形成南宋与金的南北军事对峙。

（一）北宋对辽之战与盟

契丹于后晋天福元年（936年），“将兵五万骑，号三十万”，直下晋阳灭后唐，扶植石敬瑭做了后晋皇帝，并约为父子之国。石敬瑭做了儿皇帝后，“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2]。此后，辽朝一直占据燕云十六州，并在山前建南京（今北京市），在山后建西京（今大同市）。燕云地区是历代国防要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宋时成了与辽关系的症结所在。

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在统一中原和南方的过程中，为了稳定北方的局势，防止辽与北汉的进攻，一方面派重兵驻守，另一方面敕“沿边诸州，禁民无得出塞，前所盗马，尽令还之”[3]，以此来达到“敦信保境”的目的。宋太祖对辽所占据的燕云十六州，并不是无动于衷，只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实力，自量难以稳操胜券而未便轻动罢了。当统一南方的事业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于开宝二年（969年）四月乘辽景宗耶律贤初立，太祖便率兵亲征北汉，企图消灭北汉政权，撤除对辽的屏障。北汉在宋军的进攻下，请求辽朝派兵救援，辽兵分两路赴援，均为宋军所败。宋击败辽的援军后，便集中兵力攻太原。在久攻太原不下，辽援军又将至的情况下，匆匆班师。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又分兵四路亲征北汉，击败辽的援军后灭了北汉。

北汉灭后，宋与辽的矛盾更加突出，太宗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地，曾两次率军亲征。第一次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七月，太宗灭北汉后乘胜攻辽，但高梁河之役，宋军大败，辽军“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4]。第二次是在次年十一月，瓦桥关之役中宋军又败，辽将耶律休哥追至莫州而还[5]。太宗两次亲征失利后，经过几年的准备，于雍熙三年（986年）分兵三路北征：一路以曹彬、米信、崔彦进出雄州；一路以田重进出飞狐；一路以潘美、杨业出雁门[6]。辽于歧沟关大败宋军，杨业在陈家谷被俘，绝食三日而亡。杨业子延玉等数百人战死，宋军全线崩溃。

宋初为收复燕云地区的努力受挫后，在对辽的政策上不得不进行适当的调整，如端拱元年（988年）“复通北边互市”[7]，以缓和与辽朝的关系。更突出的表现在由军事进攻转为防御，“禁缘边戍兵无得辄恣侵掠，务令安静”[8]，并于淳化五年（994年）两次遣使议和。值得注意的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与辽朝签订的“澶渊之盟”，不仅是宋辽关系由战到和的分水岭，也是宋对辽政策改变的重要标志。

澶渊之盟的成立，是宋辽双方军事上势均力敌，政治上相互妥协的历史产物。从澶渊之盟前的战况来看：至道三年（997年）九月，辽萧太后和圣宗率兵大举南下，由于宋将傅潜拥兵8万屯定州闭门自守，辽军破狼山寨进至祁、赵，游骑深入祁洛间。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辽军进至澶州，俘宋将康保裔于澶州西南的裴村。四年，辽军两次南下为宋军所阻。五年，辽遣萧继元等南伐，获胜而归。六年，辽军犯定州，双方互有胜败。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辽奚王等率兵4万余骑，自鉴城川抵涿州，三月宋将魏能破辽军于长城口。闰九月，辽萧太后和圣宗率兵20万亲征，经保、定直趋澶州，威胁开封。在辽军的严重威胁下，宋真宗没有采纳逃至金陵或成都的主张，而是接受寇凖力主“亲征”的建议。十一月，真宗至澶州城北，广大官兵“士气倍增”。这时，辽军刚损失大将萧闼览而气沮。从上可见，宋军虽然采取防御的政策，但辽的多次进攻均未得逞。从议和方面看：宋太祖、太宗时曾遣使议和，但均未能如愿以偿。这时，宋真宗在广大军民的压力下，亲抵澶渊督战，但缺乏抵抗的决心，一有机会就想罢兵议和。辽朝连年用兵，未能取得明显的优势。萧太后为了辽朝的利益，也有善宋的和意，于是在澶州不能取胜的情况下，便遣使持书议和。是年底，宋辽签订澶渊盟约，宋以萧太后为叔母，岁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9]。同时还规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两朝城池依旧修缮，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等[10]。

澶渊之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客观上起到安定边境、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的积极效果。如宋朝“大赦天下，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分之一。诏：‘缘边毋出境掠夺，得契丹牛马，悉纵还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广储蓄，由是河北得安业”[11]。辽朝的经济也得到发展，出现“辽海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12]、“辽之农谷至是为盛”[13]的景象。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也有迅速的发展，景德二年（1005年）辽在涿州、新城、朔州、振武军等地设立榷场，宋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地设立榷场，贸易额有大幅度的增长。两国聘使以各种名目往来频繁，从景德元年（1004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的117年间，贺生辰宋遣使至辽140次，辽遣使至宋135次，共275次。贺正旦宋遣使至辽139次，辽遣使至宋140次，共279次。祭吊等宋遣使至辽46次，辽遣使至宋43次，共89次。以上三项共达643次。另外，因事交涉宋遣使至辽19次，辽遣使至宋20次，共39次[14]。从上可见，澶渊之盟后的百余年间，宋辽之间均采取和善的政策，因此保持着相互友好的关系。其间虽然发生过一些摩擦，如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的增币交涉[15]，以及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发生的重新划定边界事件[16]，双方通过谈判得到解决。总的来说，宋朝在经济等方面略有所失，但维护了边境的安宁以及对辽和好的大局。

（二）北宋对西夏的抚与制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党项羌之名始于南北朝时期，隋唐时内附。唐时，居住在夏州的拓跋氏逐渐强盛，成为僻居西北的藩镇。五代时，与中原各政权保持着臣属关系，实际上享有政治上独立的地位。北宋对西夏的政策，最初采取抚的办法，如封李彝兴为太尉。乾德五年（967年）李彝兴死，又“赠太师、追封夏王”[17]。开宝九年（976年）封李克睿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李继捧即位后，因族弟李继迁的反对，于七年率族人入宋，自动献出银、夏、绥、宥四州八县地，并留居京师，被封为彰德军节度使。李继迁以恢复“故土”为号召，“联辽抗宋”侵扰边境，形成对宋的威胁。宋朝采用赵普“以夷制夷”之策，授李继捧为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回夏州管理边事。但是，淳化五年（994年）李继捧与族弟相约，暗通契丹，进攻宋的灵州。宋朝不得不派兵将李继捧逮捕回朝，而李继迁直到宋真宗时才请和归顺。李继迁虽接受宋的官号，仍不断蚕食土地以扩大势力范围。李德明即位后，为了经济上的利益接受招抚，于景德三年（1006年）与宋签订和约。在李德明统治西夏的20余年间，两国关系较好，边境也比较安定。

宋对西夏的政策在元昊称帝后发生了重要变化。元昊于天圣九年（1031年）即位后，欲建王霸之业，不断攻掠宋的边境。如景祐元年（1034年）进攻宋的府州、庆州等地；二年以诈下猫（牦）牛城，攻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取瓜、沙、肃三州，将河西走廊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旋举兵兰州等地，使宋与吐蕃的交通断绝。宋景祐五年（1038年）时，元昊已拥有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的广大领土，遂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宋仁宗得知后大怒，便“绝好问罪”，兴兵讨之，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消灭西夏。

宋仁宗为了“惩罚”西夏，于宝元二年（1039年）七月命夏竦、范雍负责陕西方面的边务，从而揭开了宋夏陕西之战的序幕。这场战争开始于宝元三年，宋朝命高继隆出击西夏后桥寨等据点，西夏用突然袭击的战术陷金明寨，并南下包围延州及塞门、安远等砦。宋将刘平等率步骑万余赴援，师至山川口西遭西夏伏击，宋军被灭，刘平被俘[18]。九月，西夏攻山川砦，宋将杨保吉战死。又进围师子、定川砦，宋军再败，士卒死者六千余人。康定二年（1041年），宋将任福与西夏战于张家堡，夏兵诈败，任福轻敌冒进，沿好水川追至宠竿城北，陷入西夏十万伏兵的包围中，任福战死[19]，将校死者数十人，士卒六千余人。庆历二年（1042年）元昊进攻王沿防区，宋将葛怀敏初战失利，入保定川砦。西夏包围定川砦，葛怀敏、曹英等因寡不敌众战死，官兵九千四百余人，马六百余匹均为夏兵所获[20]。宋军失利的原因很多，欧阳修曾说：“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者又几百，皆须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21]

宋仁宗为惩罚元昊的陕西之战失利，引起社会的严重危机。余靖说：“今自西陲用兵，国帑虚竭，民亡储蓄，十室九空。”[22]西夏虽在军事上取得局部胜利，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采用范仲淹、韩琦等人的建议，与西夏进行议和，并于庆历四年（1044年）达成协议，宋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岁赐绢153000匹，银72000两，茶3万斤，在保安军及镇戎军高平寨重开榷场，从而结束10年之久的宋夏战争。

此后，宋对西夏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宋英宗时双方关系一度紧张，但很快又缓和下来。宋神宗初年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便于元丰四年（1081年）乘西夏内乱，以李宪作五路统帅出熙河路，种谔出鄜延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王中正出河东路，直指西夏都城兴州，企图一举消灭西夏政权，结果在西夏的坚壁清野之下无功而还。西夏则于次年宋永乐城刚修竣时，倾全国之师号30万来攻，宋经血战后城陷。元祐六年（1089年）双方又出现和局。值得注意的是，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时，宰相章惇采用谢景温之说，认为“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人偃蹇终未顺命，宜罢分画，以马迹所至为境”[23]，提出停止分划地界，筑城进拓，加强防务，断绝岁赐的强硬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之下，据元符二年（1099年）河东路报告：“自前年复葭芦，去年筑神泉，幅员数百里间，楼橹相望，鸡犬相闻。横山之腴，尽复汉土，斥堠所及，深入不毛，秦晋士马，更为声援；自此岚石，遂为次边，麟、府不为孤绝。”[24]宋的筑城进拓，势必与西夏的利益产生冲突，双方战争又起。宋因占据战略要地，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西夏在不利的情况下求助于辽，在辽的斡旋下宋于寿昌五年（1099年）接受西夏的求和。但是，宋夏之间的和局是不稳定的，政和五年（1115年）童贯为陕西经略使时，又“出塞进筑”，重和二年（1119年）才全线停战。此后，西夏乘宋金之战复绍圣以来所失之地，并于靖康元年（1126年）占领天德、云内和武州等地，又取西安州、怀德军，进攻兰州。北宋亡于金后，南宋与西夏的关系断绝。

（三）宋与金的和战

北宋末，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兴起，并于政和五年（1115年）建立大金。北宋对金的政策，最初是利用金朝的力量来对付辽朝，政和七年（1117年）派登州防御使马政以购马为名使金，商议夹攻辽朝。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商定金朝攻辽中京，宋朝攻辽燕京，灭辽后宋将献辽的“岁币给金”[25]。金军进展顺利，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攻下中京，而童贯、蔡攸率宋兵25万攻燕京却遭到大败。童贯为逃避罪责，密遣使请求金军攻打，是年底金军攻下燕京。金按照协议将燕京还给宋朝，但还给宋朝时已是一座空城。宋朝得了燕京以后，除每年向金缴纳40万“岁币”外，又增加100万贯的“燕京代税钱”，这就是宋朝联金攻辽所付出的最初代价。

北宋末年政治腐败，在对金的政策上造成许多失误，如阴纳张觉，招诱户口，与辽天祚帝秘密往来等一系列违背盟约的事件发生，这样为金朝扩张领土，向宋朝进攻制造借口。金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分两路伐宋，靖康元年（1126年）初，宗望见宋军有备，在索得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后，便撤军北还。同年八月金军再次南下伐宋，十一月底进入东京城。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宋徽宗、钦宗降为庶人[26]，被金朝送到极北荒凉的地方，北宋亡。

南宋高宗赵构虽标榜“中兴”，但没有还都东京抗金的决心，也没有迎还“二圣”的愿望，为了苟且偷安偏居东南一隅，压制和打击主战派及中原人民抗金斗争。当建炎二年（1128年）金军再次南下时，高宗曾在求和书中无耻地说：“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所以 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故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快哉。”[27]但金统治者并不理睬，继续向前推进，高宗被迫由扬州逃到杭州，后由杭州经越州、明州、定海入海至温州避难，金军退后才返回杭州。值得注意的是，高宗和秦桧为进行投降准备，采用高压的手段来压制反议和的言论，并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夺了张浚、韩世忠、岳飞三大帅的兵权，不久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了民族英雄岳飞。同年年底，南宋接受金规定的条款：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京西割唐、邓二州，陕西割商秦之半。宋向金称臣，岁贡银25万两，绢15万匹。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绍兴和议”。绍兴和议不同于澶渊之盟，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妥协的产物，历史上有着积极的意义，而绍兴和议是南宋对金屈辱投降的产物，两者有着原则的区别。绍兴和议后，南宋与金的对峙局面正式形成。

此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曾召见张浚“议出师渡淮”[28]，但是符离之败后，朝内保守势力抬头。次年，在金军的威胁下，与金订立“隆兴和议”。南宋割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地，而金答应南宋不称臣，改称侄皇帝，岁贡改称岁币，每年银绢各减5万[29]。孝宗赵昚，对沿用君臣之礼甚为不满，乾道六年（1170年）派范成大使金，要求改礼索地，但遭到金的拒绝。而后，宁宗赵扩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于开禧二年（1206年）下令北伐，结果完全失败。次年十一月，将韩侘胄、苏师旦的头送至金营，接受金提出的条件，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岁币增至30万，犒军钱300万贯。金军从占领的淮、陕地撤回[30]。这时，居住在北方的蒙古强大起来，南宋理宗赵昀又故伎重演，采用联蒙抗金的政策，于端平元年（1234年）在蔡州灭金，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最终为蒙古所亡。

由上所述，从北宋建立开始到南宋灭亡，按照宋朝历史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北宋时，北部有强大的辽朝和西夏，以后又有金的加入，形成宋辽夏金等多边关系。北宋对辽的政策，当旨在收复燕云地区的军事进攻失败后，便由进攻转为防御，澶渊之盟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历史上国内民族相互争雄，在特定的环境里又相互妥协，这是经常发生的事，特别是处在分裂的时期，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北宋对西夏最初采用的是招抚政策，当西夏强大后又企图用武力消灭它，最后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双方时战时和，若即若离。北宋对金采用联金灭辽，却未能避免为金所灭。南宋时，由于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多种原因，确定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南宋统治集团既没有北上抗金的决心，又不能发挥军民抗战的力量，用苟且偷安来形容不是没有道理的。北方的蒙古兴起后，结束了这一时期多政权并立局面，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无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有宋一代对北方的边防政策，总的来说消极的因素比较多，表现形式上也有雷同的地方，究其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上是邻族建立政权的强大，边界线长，攻守不易，主观上则是政策上的失误，“强干弱末”造成的后果。

[1] 见蒋复璁编著：《宋史新探》，台湾正中书局，1975年版，第1～52页。

[2] 《资治通鉴》，卷二八〇，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下同。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下同。

[4] 《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5] 《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

[6] 《皇宋十朝纲要》，卷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下同。(https://www.xing528.com)

[7] 《皇宋十朝纲要》，卷二。

[8] 《皇宋十朝纲要》，卷二。

[9] 《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

[11] 《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一，《契丹盟好》，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12] 《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13]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

[14] 据聂崇歧：《宋辽交聘考》统计，载《宋史丛考》，下册，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334～375页。

[15] 《契丹国志》，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

[16] 《宋史》，卷二，《神宗纪二》。

[17] 《宋史》，卷四八五，《西夏传上》。

[18] 《宋史》，卷三二五，《刘平传》。

[19] 《宋史》，卷三二五，《任福传》。

[20] 《宋史》，卷二八九，《葛怀敏传》。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四。

[22] 《宋史》，卷三二〇，《余靖传》。

[23] 《宋史》，卷二九五，《谢景温传》。

[24] 《宋史》，卷三二八，《章楶传》。

[25]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26] 《金史》，卷三，《太宗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

[27] 《宋史纪事本末》，卷六三，《南迁定都》。

[28] 《宋史》，卷三三，《孝宗纪一》。

[29] 《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八。

[30] 《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