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北部边政评议-《中国边疆经略史》精华

9世纪末10世纪初从西辽河流域地区崛起的契丹族，是以“炎黄之裔”自居[1]，联合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建立辽朝的。这是辽朝制定、推行的一切政策、规章制度首先考虑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原传统的一个重要根源。然而，契丹作为我国北方一个少数民族，掌政以后，比一般汉族统治者更易于了解与自己世代相处，或者说与自己居住地望相近的北部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与当时的现状。从这一点出发，辽朝的一切政策、规章制度，又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了按照北部边疆地区各部族所在的地理、经济和文化风俗等特点实行管辖的问题，均属情理中事。值得注意的是，契丹既不像东晋十六国时期拓跋鲜卑建立北魏那样，迁都洛阳之后，全力推行汉化和封建化的政策、措施，也不像唐代粟末靺鞨那样长期致力于经营其在关外的地方政权——渤海王朝，更不像五代时期沙陀突厥那样，南下中原建国称雄以后，完全以历史上中原王朝的承嗣出现[2]，而是遵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理直气壮地连上了它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共有的炎黄这条根的同时，无所忌讳地承认其少数民族身份[3]。这种非同一般的民族意识，必然要在立国建政等重大问题上有所反映。比如辽朝所拥有的整个辖区，南部与中原唇齿相依，山水相连，北部占有关口（即山海关、古北口）以北三千多里以远的汉与各少数民族错居的大片辖地。这一特定的政区格局，不是偶然的巧合，恰恰是契丹族、北部边疆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同祖同根，北部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息息相通、密不可分的一个反映。民族和地理两大因素，成为辽朝有关军国大政所制定和推行一系列“因宜为治”、“因俗而治”这个总政策的出发点。政区双轨制和一系列有关北部边疆地区的政策和措施，正是辽朝总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政区双轨制为基础所表现的北部边疆地区对于中原地区的套联式内向力。随着辽廷对北部边疆地区整个政策在较长时期内的相对有效的推行和实际管辖上的不断加强，加之辽与北宋共同缔造的百年以上的比较稳定的局面而赋予的新内容从两个方面得到反映：一方面，前代不乏鞭长莫及之叹的本地区内的松散部族，有许多与辽廷的关系竟达到非同一般的地步。例如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八月，圣宗亲率辽师“伐高丽”，受辖于辽阳府附近的女真部族当即表示为辽廷此次东征效命，主动“进良马万匹”，并要求配合辽师“从征高丽”，得到圣宗的“诏许”[4]。兴宗时期，西夏一度与辽离心，双方发生战事，重熙十八年（1049年）十月，于贺兰山展开激战。归顺辽廷的阻卜（鞑靼）部族军，由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领勇敢赴阵，“获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属，遇夏人三千来战，殪之”[5]。在这次战役中，忠于辽廷的阻卜部族军立了头功，统帅“耶律敌鲁古复封漆水郡王，诸将校及阻卜等部酋长各进爵有差”[6]。保大四年（1124年），当阿骨打率女真军追击天祚帝时，天祚帝幸“得阴山鞑靼（阻卜）毛割石兵，自谓天助，谋收复燕云”[7]。接着鞑靼（阻卜）兵帮助辽师与金兵“战于奄曷水”[8]。同时，天祚帝又命“鞑靼（阻卜）三万余骑乘（金帅）粘罕归国，山后空虚，直抵云中府，袭击（金将）兀室”[9]。当辽朝为金倾覆，耶律大石西奔时，曾经获得阻卜各部的仗义相助。史载耶律大石领兵“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阻卜之一部族）详稳床古儿”[10]。床古儿急难相助，“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11]。耶律大石西行至可敦城时，阻卜会同其他部族共18王与大石会合，大石“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12]。耶律大石能够最后通过沙漠建立西辽，与西北阻卜部族乃至其他部族的人力和物力的援助，关系至大。从中可以看出辽朝与北部边疆各族关系不可分割的一个侧面。至于北边地区各族以贡赋、守边、投归等方式向心辽廷的，更是史不绝书。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内向力往往通过辽朝上层统治集团崇尚中原传统文化或密切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表现出来。史载阿保机即位后，下令在其辖区内“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13]。随着辽朝文化教育事业的向前发展，掌政的契丹上层人物的提倡，扩大到北部边疆地区的孔学教育，使这一地区在思想文化方面进一步向中原靠拢。当宋真宗逝世时，圣宗闻耗不胜“号恸”，立即率“番、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14]。又为真宗设灵坛于范阳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建道场百日”，下诏全辽境内臣僚百姓避宋讳[15]。“文武百僚、僧道、军人、百姓等犯真宗讳者，悉令改之。”[16]实际上，连契丹皇帝的名字也要避宋帝宋祖之讳[17]。北部边疆与中原的内向程度，通过辽与北宋友好关系反映到朝野各个领域中。北宋欧阳修编纂《五代史》，只因辖有北部边疆地区的大片领土和民族，就将辽朝列入四夷传中。对此，契丹君臣很不乐意，认为欧阳氏“妄意作史，恬不经意”[18]。尽管如此，道宗仍然嘉赞太子洗马刘辉关于“请以赵氏（宋朝）初起事迹，详附国史”的奏议[19]。看似不计嫌怨，实质是一种内向中原的力量在其中起着维系作用。中原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在整个北部边疆地区的影响，通过契丹君臣的表现亦见其深化广化之程度。阿保机的太子耶律倍以追求中原生活方式出名，后移居后唐时，明宗赐其名为“慕华”[20]。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时，其穿着皆改为中原汉族的式样[21]。此后，辽制规定，“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22]。萧睿智皇太后以“好华仪而性无检束”著称[23]。道宗耶律洪基更直言，“愿后世生中国（中原）”[24]10。人们的愿望、追求，乃至社会生活、各项制度的中原化趋势，由于“上下相师”局面的形成而影响着北部边疆地区的各个领域。从一个角度看，奢华腐俗染成弊端，对辽朝的衰败伏下祸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原地区生活方式、文化技术的进步因素，不仅改变着辽朝，而且吸引着辽朝，这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却是一个不无值得究讨的问题。当“信威万里”的辽朝实现了对北部边疆地区各族的有效管辖，同时与北部边疆地区各族，尤其是与较有影响的部族建立了彼此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时候，北部边疆地区各族对中原地区的内向功能即随着辽朝向心中原的稳定性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视点看，变汉、唐以来松散的北部边疆地区为具有更强内向功能的正式政区，乃是辽朝200年北部边政一个突出的历史贡献。

辽朝所推行的有关北部边疆地区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压迫、剥削和掠夺的一面。契丹统治者所进行的战争不乏掠夺性，大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被“悉驱北上”[25]，从事奴役性的各种劳动。官吏酷法，“民不堪命”[26]。对生女真尤其严重。生女真地区的土产，如人参、貂皮、生金、名马、北珠、俊鹰、蜜蜡、麻布等，辽廷除了按规定时间和限量令其入贡外，还派官员到榷场“低值”强购[27]。辽廷派任的生女真节度使（一般由契丹人充当），往往“纵暴，多方贪婪，女真浸忿之”[28]。辽廷的“银牌天使”，一到女真各部，不仅索求无厌，还强迫生女真以“美姬艳女荐之枕席”[29]，从而引起女真的反抗。11世纪末至12世纪前期，不甘忍受辽朝压迫的生女真各部联合起来，建立金朝以取代辽朝的统治。从某一意义上看，金朝的更立，也是辽朝推行北部边疆地区政策的一个结果。

辽朝管辖下的北部边疆地区，其后基本上由金朝接管下来。金朝的辖区，包括北部边疆地区在内的政区建置，如州县、军司、牧司以及其他军政建置，“大率皆循辽、宋之旧”[30]。所以，当中国北方大地以金代辽并经历整个金代之后，北部边疆地区已出现了三百多年（辽907—1125年，金1115—1234年）的相对统一局面，而且，金朝又从多方面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一方面，由于一系列封建化措施的推行，北部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中原地区的距离进一步接近；另一方面，建立金朝的女真掌政者也和金以前建立辽朝的契丹掌政者一样重视政区部族制的推行，“分别蕃汉又不变家政”[31]，“亡辽不忘旧俗”的战略施政[32]，这使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入金以后，在辽朝的基础上又获得了一百多年的相对稳定的发展。如果说，辽、金能够与北宋、南宋并立各百年以上，与其立足于经营已久、具有深厚的物质和军事基础的北部边疆地区这个根基地不无关系，那么，当13世纪后期从漠北崛起的蒙古人建立元朝致力于实现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全国的时候，更是尽量利用这一承自辽、金根基地的物质和军事优势。蒙古军进入中原和江南地区之后，毫无疑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以补充其由于战争造成的兵员和装备等方面的消耗。但对于在这次统一战争中举足轻重的蒙古骑兵及其装备的供应和补充来说，光靠汉族地区不仅满足不了需要，也达不到战斗的要求，尤其是蒙古军南下的大批训练有素的骑兵、战马以及与此有关的装备和物资，离开了北部边疆地区这个广大而深厚的根基地，势必困难重重[33]。正是由于这一优势的极大发挥，使元朝能够“以弓马之利取天下”[34]，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统一全国的先例，把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清代前期，中央政府从巩固和发展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出发，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抗击外侮，平定叛乱，同时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维护北部边疆地区的进一步统一与安定。当我们考察北部边疆地区的历史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前发展的关系时，清、元等朝的贡献有目共睹，而辽朝在这方面的开创和建树之功，也应该加以揭示，使之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才是。

[1] 《辽史》，卷六三，《世表》载：“考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黄帝）后。”耶律俨为辽道宗时参知政事，“修《皇朝实录》七十卷”。俨事参见《辽史》，卷九八，本传。

[2] 沙陀突厥入主中原之后，均以中原正统嗣继自居。李存勖称其后唐（923—936年）以“继唐祚”为宗旨。石敬瑭诏示后晋（936—946年）一切制度“宜依唐礼施行”。刘知远肇基后汉（947—950年）之后，“追遵两汉祖庙”，“一依汉制”。参见《旧五代史》，卷三五，《唐明宗纪一》；卷七七，《晋高祖纪三》；卷一〇〇，《汉高祖纪下》。

[3] 我国历史上出于某种传统习惯，贬称边疆少数民族为“胡”或“番”，为历代不少少数民族掌政者所讳，契丹则不尽然，阿保机之妻述律后平素言谈，总是强调契丹皇帝为“胡主”，“番”与汉有区别。太宗耶律德光进入中原后，时而申明自己是“以打围食肉”部族出身，生活习惯与中原汉族不同。参见《契丹国志》，卷一三；《新五代史》，卷七二。

[4] 《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

[5] 《辽史》，卷二〇，《兴宗纪三》。

[6] 《辽史》，卷二〇，《兴宗纪三》。

[7]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宣和六年条。

[8]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宣和六年条。

[9]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宣和六年条。

[10] 《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附耶律大石传。

[11] 《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附耶律大石传。

[12] 《辽史》，卷三〇，《天祚帝纪四》附耶律大石传。

[13] 《辽史》，卷七二，《义宗倍传》。

[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条。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乾兴元年条。

[16] 《契丹国志》，卷七。(www.xing528.com)

[17] 详参古清尧、林荣贵：《道宗讳名与辽宋关系》，载《民族研究》， 1983年第4期。

[18] 《辽史》，卷一〇四，《刘辉传》。

[19] 《辽史》，卷一〇四，《刘辉传》。

[20] 《契丹国志》，卷一四，《东丹王传》。

[21] 《契丹国志》，卷七，《太宗纪下》。

[22] 《辽史》，卷五五，《仪卫志一》。

[23] 《契丹国志》，卷十三，《景宗萧皇后传》。

[24]10 陈述：《金辽文》，卷二，银佛背铭条。

[25]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

[26] 《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

[2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洪皓：《松漠纪闻》。

[28] 《契丹国志》，卷九。

[29] 《契丹国志》，卷九。

[30] 《金史》，卷五五，《百官一》。

[31] 刘祁：《归潜志》。

[32] 《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

[33] 《元史》，卷一〇〇，《兵三》载：“西北马多天下。”“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表明北部边疆地区马政在元朝骑兵战争中的供输地位。

[34] 《元史》，卷一〇〇，《兵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