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区域特点及其战略思想

辽阔的边疆，众多的民族，其生产水平与社会结构不可能平衡一致，倘以同一政策针对所有的边疆民族，必有一部分地区不切合实际，从而引起民族矛盾。由此看来，边疆政策能否根据不同的地域特点灵活掌握，也是它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代边疆政策所呈露的区域差异，正是它灵活运用的一个表现。

对陇右、西域地区，隋唐时代始终持以主动、进取、开拓、镇守的主导策略。裴矩撰《西域图记》，实是这一策略的初始准备。唐初许婚西突厥，不过是“俟数年之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1]。东突厥既亡，不出10年西域腹心的高昌国也在唐军征讨下不复存在。东突厥遗民的安置措施，主要是设羁縻府州，至于高昌地区，原本可以按照魏徵、褚遂良的建议，缘东突厥之例，存其社稷，复立其子，使之长为藩翰。但唐太宗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而是设置了直隶中央的西州，又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2]。高宗武后时又设北庭都护府，并围绕“四镇”与吐蕃展开争夺斗争。这些体现了唐代主动经营西域的战略意图。

西州的设置，绝不是所谓“利其土地以为州县”，而是唐朝整体战略的需要。唐代经营西域的性质与汉代很相似，汉为“断匈奴右臂”，唐则先断突厥右臂，后断吐蕃左臂，从而阻绝“南羌北交”之势。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西域建立比较巩固的统治是其先决条件。“四镇”的置废及与吐蕃的争夺，即足可证之。高宗务其安人，曾废四镇，结果“吐蕃果骄，大入西域”，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克复四镇，依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但狄仁杰则忧其劳费，念其远征，主张捐四镇，遭到崔融的坚决反对。崔融认为，远戍四镇，实是“杜渐防萌，安危之计”，“四镇无守，则狂胡益胆，必兵加西域，诸蕃气羸，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既动，自然危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求矣”[3]。守长安必须守河西，守河西必须镇西域。如果我们用地图将陇右道绘现出来，不难发现，东起秦州、渭州，中经凉、甘、肃、瓜等州，西抵西州、庭州，沿河西走廊呈窄长状自然排去，宛如利剑直插西域，而剑锋正当西州。陇右道州郡的排列特点，即充分显示了斩断南北蕃戎交连之势的战略思想。正如曾任西州刺史的元载所说：“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4]至此，唐朝为什么设置西州，其战略意图已不言而喻。

西州的设置与当地的社会实际情况也是符合的。高昌国地处吐鲁番盆地，自然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地区，史称当地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多葡萄酒，“商客往来，多取伊吾道”[5]。近年出土的大批吐鲁番文书，证实了史书的记载，使我们对当地经济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那里不仅生产力水平较高，而且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甚至不亚于内地。高昌的文化水平出土文书更是最好的证明，汉字久已通用，后魏时金城榆中豪族麹氏统治当地之后，所设职官一如中原王朝，甚至都城坐室中绘有孔子画像。这样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没有必要仍用羁縻方式进行统辖，直接设置直隶州县，当地居民是能够接受的。西州的成功设置，即说明了它与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这也是唐代在边远地区灵活掌握统辖方式之一例。

隋唐在西南、岭南的獠、蛮、俚族地区，主要施行招辑怀抚政策。秦汉至南朝时期，岭南的郡县设置不断发展着，但仍有许多地区土人与蛮、獠杂居，或者在大姓酋帅的统辖之下。隋朝初建，岭南冼冯家族中的冼夫人势力最盛，隋文帝乃派总管韦洸说谕夫人，在她的支持下，岭南很快得到安抚，冼夫人则因累累功勋，被册为谯国夫人，开幕府，置官署，给印玺，听发部落六州兵马，其荣无比[6]。李唐建国后，对岭南地区仍以招辑为主。武德四年（621年）以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招抚96州，得户60余万。次年七月，冼夫人孙冯盎来降，以其地置高、罗、春、白等8州，冯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于是岭南悉平”[7]。对西南的招抚也很突出，武德初韦仁寿检校南宁州都督，设立8州17县以羁縻抚慰之[8]。

唐代对岭南、西南地区的招抚，其突出特点是尽量不动用武力，而大多是通过本地最有影响的酋帅宣谕抚定。如太宗即位初，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太宗则说“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竟不许[9]。贞观元年（627年），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诸州屡奏冯盎反，太宗欲发十州兵讨之，在魏徵谏阻下，乃派李公掩持节慰谕，冯盎即遣子随使入朝，“一介之使，而岭南遂安，胜十万之师”[10]。

自秦汉以来，岭南与西南地区处在不断开发的过程中，其经济文化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唐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方式大多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较发达地区设直隶州县，反之则设羁縻州县进行管辖，一旦羁縻府州的经济文化有了发展，又随时升为直隶州县。翻开两《唐书·地理志》，该地区的州县数目是在不断增加的，而这些增加的州县大多是通过“开山洞”、“招抚蛮獠”、“开拓夷獠”等设置的，这不但说明了当地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唐朝统治的日益渗透。但是从总体上看，岭南与西南的农耕经济比之西北及北方民族发达得多，这便决定了唐朝的统治措施也必然要有所区别。我们很少见到唐王朝对西北或北方民族的羁縻府州征收赋税的记载，可是对岭南羁縻民户课征赋税的事例却屡见不鲜。前文已提到岭南俚户当输半课，开成三年（838年）安南都护马植奏：“今诸首领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以首领为刺史。”[11]懿宗时西原蛮据18州，“岁输贡赋，道路清平”[12]。足见同是羁縻府州，不同地域其统辖措施却有所不同，这一点正是由地域之间生产结构的差异决定的，政策的区域差异，实是对生产结构不平衡性的一种适应。

唐对北方契丹、奚、渤海等民族的羁縻统治，比较南方要松散得多。契丹、奚族的经济结构尚以游牧为主，其社会组织仍带有浓厚的部落酋长制特点，因此在这些民族地区无直隶州县错落其间，大多以羁縻府州间接管辖，而且几乎不征课赋税。这种松散的羁縻统治，常常流露出不稳定倾向，于是唐朝统治者又施之以封册、和亲等措施作为羁縻州制的补充。唐与渤海的封册关系，体现了彼此的和好交往，唐玄宗七次和亲契丹、奚，反映了他对北方民族统治的重视。就整体战略而言，隋唐之际的几次辽东战役，不过是中原王朝威定北方的一种手段，并非整体战略的核心内容，其真正的意图仍在西部，威定北方仅仅是经营西部的一种准备。

唐与吐蕃，总的来说是一种和战关系。和好的方式无所不有，二次和亲，八次会盟，数不清的使臣来往，以及封册、互市等，为双方的和好关系谱写了许多值得讴咏的篇章。然而战争之多，给双方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安史之乱前，双方大体上是“一彼一此，或胜或负，可谓劳矣”[13]，安史之乱后，吐蕃侵战河湟，长驱直入，构成唐王朝的头等威胁，从此整个边疆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捍拒吐蕃，这些措施大多是围绕本核心运筹的。从军事力量上看，唐对吐蕃已无可奈何，只能从整体战略着眼，像和亲回纥，联络南诏，都是这个整体战略的最好体现。因此，安史之乱后唐代的边疆政策实际上已发生某些变化，本文所谓的唐代边疆政策，主要是指唐前期而言。

[1]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八年四月条。

[2]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高昌》。

[3] 《全唐文》，卷二一九，崔融《拔四镇议》；《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www.xing528.com)

[4] 《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

[5] 《隋书》，卷八三，《西域·高昌》。

[6] 《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

[7]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一九〇。

[8]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韦仁寿传》。

[9]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武德九年十二月条。

[10]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十月条。

[11] 《唐会要》，卷七三，《南安都护府》。

[12]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西原蛮》。

[13]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史臣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