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边疆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迫使统治阶级采取新的对策。这一形势就是自东汉以来沿边内外的少数民族大量内迁，深入边疆地区定居，与汉民杂处，社会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曹操父子曾采取一些措施，但未能解决问题。
西晋建立初，边疆内外的少数民族的内徙又成为一个高潮。主要原因则是西晋的统一和强盛，吸引了边疆内外的民族内附，即所谓“慕义归化”。其次，也与塞外蒙古草原遭水灾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斗争有关。内迁的主要是大漠南北的匈奴及原统治下的各族，历史上统称之为“北狄”。《晋书》卷三《武帝纪》、卷九七《北狄匈奴传》记载晋初（泰始元年至太康八年）匈奴投归西晋共7次，人数不下20余万。此外，还有上述宁州西南夷的内属，东夷的归化[1]，“虏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2]等。时内迁的北狄共有屠各（即匈奴）、鲜支、赤勒、羌渠、力羯、贺赖等19种，“皆有部落，不相错杂”[3]。其中可考的屠各、贺赖，原系匈奴；赤勒即敕勒，秦汉时称丁零；羌渠、力羯，则为原匈奴统治下的别部，即羯胡。内迁的各族主要散居于今河北、山西、宁夏、陕西、甘肃等地；关中一地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并州匈奴五部，“户至数万”[4]。
晋初少数民族的“慕化”内迁，统治者采取了“广辟塞垣，更招种落”的政策，从而出现了上述的情况。这一政策，历来为封建史家所责难，唐代修纂的《晋书》史臣就说：“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广辟塞垣，更招种落……未环星纪，坐倾都邑，黎元涂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晋武帝）之失也。”[5]固然，西晋统治者招徕、安置内迁诸族的目的，是为“矜来远之名”[6]，或争取兵源和劳动力；但是从民族融合及有利于内迁各族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看，这一政策还是应予以肯定的。关于此，祝总斌《评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一文[7]，已有详细论述。笔者仅补充一点，即晋初少数民族的内徙与东汉末、曹魏时性质不完全相同，前者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自愿“慕化”而迁徙的，而后者多少带有强迫内徙，以补充劳动力和兵员的性质。因而，晋初对各族的内徙的政策较为稳妥，应该加以肯定。这一政策既是晋初的民族政策，也是边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内迁的诸族自然就纳入了晋初封建制度的系统之中，遭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迁入初期（即曹魏至晋初），压迫、剥削较轻；他们与当地汉族相处亦较好，很少有恃其强悍侵扰他族或反乱之类事发生。正如晋初阮种在一次贤良对策中所说：“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但是，由于一些边疆官吏“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尝啖利，妄加讨戮”[8]，在局部地区酿成几起内迁少数民族的动乱。如泰始六年至咸宁五年（270—279年）河西秃发鲜卑部首领树机能为首的反晋斗争，泰始七年（271年）南匈奴右贤王刘猛反晋，叛出塞外的事件等[9]。晋惠帝即位后，整个西晋统治机构开始腐朽，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而内迁各族人民更是深受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掀起了更为猛烈的反抗。元康四年（294年）先有内迁匈奴郝散的起义；过了两年，由郝散起义的余波引发了关陇氐、羌、匈奴等族的联合大起义。起义群众推原关中氐酋、已成为编户的齐万年为首，攻围县城，数败晋军。直到元康九年（299年），晋朝才最后镇压了这次起义[10]。
如何对待魏晋以来边疆各族的内徙和处置内徙的诸族呢？在统治阶级内部，早就有不同的意见。曹魏末，邓艾曾上言：“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11]晋泰始四年（268年），傅玄上疏中说：“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盛。本邓艾苟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12]至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后，又有侍御使郭钦上疏，大声疾呼：“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13]元康九年（299年），即齐万年起义失败后，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仍从宜徙内迁各族于边外，以符古代“地在要荒”的理论出发，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他特别担心内迁的关中氐、羌和并州的匈奴，主张立即将他们徙回原居地[14]。
郭钦、江统等的上疏，反映了当时西晋统治阶级一些人已经看到内迁各族深受双重压迫，成为西晋王朝的最大威胁。但他们所提出的对策，不是从根本上清除或减轻统治阶级对内迁各族的压榨，缓和民族的和阶级的矛盾，而是遵循古代四夷地在要荒、“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点，主张将内迁各族徙回边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汉魏以来，陆续内迁的各族长期与当地汉族人民杂处，有的甚至变成汉族统治者的剥削对象（所谓“编户齐民”）。迁之固然不易，而迁出后将使统治者失去获得财富的来源，所以，郭钦、江统等的“徙戎”建议，没有也不可能被西晋统治者所采纳。
那么晋朝统治者又采取什么对策呢？晋武帝对继续内迁的各族广为招徕，分别将他们纳入边疆或内地州郡系统之内进行管辖的同时，还沿袭了曹魏分并州匈奴为五部，于关中设“护军”，在边疆的平州、凉州设东夷校尉、护羌校尉等军事机构，以加强对内迁各族的统治。面临内迁少数民族先后发生的反晋斗争以及郭钦等人的“警告”，晋武帝既然不可能采取“徙戎”的办法，那么只有采取加强对内迁各族的军事控制，于边疆及内徙诸族聚居之地，增设一些军事机构，以期保证边疆的安定和稳固。《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记：“案武帝置南蛮校尉于襄阳（今湖北襄樊），西戎校尉于长安，南夷校尉于宁州。”又置“护匈奴、羌、戎、蛮、夷、越中郎将。案武帝置四中郎将，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将，居广州，主护南越”。这些校尉、中郎将，加上原有的护东夷校尉、护羌校尉、都尉、护军等军事机构，可以说遍布西晋的边疆地区及少数民族聚居之地。
加强军事统治，似乎是震慑内迁各族的好办法。其实，这种办法不仅没有解决内迁各族的反抗和割据，相反，由于选派官吏不当，往往更加激化矛盾。随着西晋王朝的腐朽，统治阶级内部的“八王之乱”，全国相继爆发了流民和农民起义，内迁各族也纷纷起来反抗。而并州五部匈奴贵族刘渊也乘机利用各族人民反晋斗争，打着复“汉”的旗号，最终灭亡了西晋王朝，中国北方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
[1] 《晋书》，卷三，《武帝纪》。
[2] 《晋书》，卷三，《武帝纪》。
[3] 《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
[4]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www.xing528.com)
[5] 《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
[6] 《晋书》，卷九七，《四夷传》。
[7] 文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208页。
[8] 《晋书》，卷五二，《阮种传》。
[9] 晋初两次反晋事件原因、经过和性质，请参见周伟洲：《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0页。
[10] 关于这次起义，可参见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9页。
[11] 《三国志·魏书》，卷二八，《邓艾传》。
[12]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
[13] 《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
[14] 《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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