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蜀汉对南中地区的征服与开发

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取成都，自称益州牧，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二十五年（220年）曹丕称帝后，刘备也即帝位于成都，国号“汉”，史称“蜀汉”。蜀汉建立后，其西南边疆称为“南中”，所谓“南中”，是指东汉时益州刺史所辖南部地区，包括越巂、永昌、牂柯、犍为属国（建安二十年改为朱提郡）、益州等郡，也就是今云南及四川西南、贵州西部地区。

东汉末年，南中诸郡为大姓、豪族所控制，如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的大姓雍闿，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的吕凯，朱提郡（治今云南昭通）的朱褒、孟琰，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的高定元等。

刘备取成都后，对原属益州的南中，即着力经营，以朱提太守邓方为安远将军、 降都督，驻南昌（今四川镇雄）[1]。 降都督，是蜀汉治南中的最高行政官号，由于南中大姓不附，时蜀汉 降都督只能驻南昌（在朱提郡）。汉章武元年（221年），邓方卒，蜀汉以原建伶（今云南晋宁南）大姓李恢为 降都督，往驻平夷（今贵州毕节）[2]。此外，还派太守正昂、张裔等深入南中。章武三年（223年）刘备卒，子刘禅立，南中大姓遂公开反蜀汉。其中益州郡大姓雍闿在孙吴交趾太守士燮的招引下，遣建宁大姓孟获等煽动南中叟人反蜀，附吴；吴遂遥署闿为永昌太守。闿杀蜀汉太守正昂，送太守张裔于吴[3]。孙权又以刘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屯于交、益二州界，与蜀汉争夺南中[4]。

在这种形势下，蜀丞相诸葛亮为了控制西南边疆，不失之于吴，并且安定后方，不得不采取措施。当时，蜀新失荆州，刘备死，幼子即位，不能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以安定南中。因此，诸葛亮仍以“和抚”政策为主，先采取政治攻势，遣使与吴通好，抚谕南中的雍闿、朱褒；同时积极“务农殖谷，闭关息民”[5]，做好进军南中的准备。

蜀建兴三年（225年）三月，当雍闿、高定元等击降蜀永昌郡时，诸葛亮遂率军分三路进军南中。一路由诸葛亮率领，从越巂入益州郡；一路由驻平夷的 降都督李恢率领，由平夷西南入益州郡；另一路由新任牂柯太守马忠率领，由牂柯（今贵州黄平南）西入益州郡。三路军顺利南下，所战皆捷。诸葛亮对为南中夷夏所服的大姓孟获（雍闿为高定元部曲所杀，孟获代闿为主），七纵七擒，使其心服，不再叛变[6]，同年秋，诸葛亮最终平定了南中越巂、益州、牂柯、永昌四郡的变乱。

平定南中后，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对南中统治的措施：

其一是改设郡县，任命官吏。东汉末年以来南中郡县已名存实亡，诸葛亮将原益州郡改建宁郡，移治味县（今云南曲靖），以李恢为太守，领交州刺史以镇之；又分建宁、越巂部分置云南郡，以吕凯为太守；分建宁，牂柯部分置兴古郡，以马忠为太守[7]。与此同时，诸葛亮还任命各级忠于蜀的官吏，将原南中大姓豪族（如孟获等）调离南中，到蜀汉朝廷做官等，从而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南中的控制。

其二是调发士卒，任用渠帅。平定南中后，诸葛亮调发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8]，成为蜀军中一支劲旅；对南中少数民族渠帅则加以任用，不留兵驻守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使夷汉安居[9]；对昆明、叟等族豪酋，赠以“瑞锦铁券”（即契约文书）[10]，作为保护他们权力和偿还收买夷人为部曲的价格文书。这些措施，不仅削弱了南中大姓豪族的势力，补充了蜀的军事力量，而且调整了民族关系，缓和了民族矛盾。

其三是大兴屯田，发展生产。由于南中地处蜀汉南部边疆，是其北与曹魏争战的大后方，因此，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即于建宁郡设五部都尉，配以夷汉部曲，进行屯垦[11]；又把少数民族渠帅领有的羸弱奴和依附民，分配给大姓做部曲，鼓励大姓出金帛收买、招徕部曲，于是夷人“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12]。云南郡出现了从事游牧的“上方夷”和从事农业的“下方夷”[13]。建宁太守李恢还迁濮民（即汉时哀牢夷）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14]，并抽取叟、濮等族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等[15]。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南中成为蜀汉兵源与赋税来源的基地之一，所谓“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即是[16]。然而，蜀汉平定南中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蜀汉继东汉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西南边疆的管辖，密切了该地各族人民与内地汉族之间的关系。诸葛亮对南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开发了西南边疆，使该地经济有所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内地先进的封建部曲制得到法律上的保护，而迅速发展起来。因此，蜀汉之平定和开发南中，在中国边疆史上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也应看到蜀汉统治南中，并没有解决蜀汉统治阶级与南中各族人民之间的基本矛盾；随着蜀汉与曹魏不断争战，统治者加重了对南中各族人民的压榨，引起各族人民的愁怨[17]。

[1] 《三国志·蜀书》，卷四五，《杨戏传》；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0页。

[2]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0页；《三国志·蜀书》，卷四三，《李恢传》。

[3] 《三国志·吴书》，卷五二，《步骘传》；卷四三，《吕凯传》。

[4] 《三国志·蜀书》，卷三一，《刘璋传》。(www.xing528.com)

[5] 《三国志·蜀书》，卷三三，《后主传》。

[6]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3页。

[7]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7页。

[8]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7页。

[9] 《三国志·蜀书》，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10]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64页。

[11]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7页。

[12]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7页。

[13]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43页。

[14]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35页。

[15] 《三国志·蜀书》，卷四三，《李恢传》。

[16] 《三国志·蜀书》，卷三五，《诸葛亮传》。

[17] 《三国志·蜀书》，卷四二，《谯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