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统一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局面逐渐形成。在北方的曹操，自建安十八年（213年）后，逐渐统一了长江、淮河以北地区；而扫除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割据势力，那是在曹丕正式建立魏国之后才完成的。曹魏最后形成的整个北部边疆，大致与汉代相近。它采取什么政策来统治整个北部边疆呢？下面我们分东北、北部和西北三部分加以叙述。
（一）东北边疆
早在东汉建安九年至十一年（204—206年），曹操击败袁绍子袁谭、并州的高幹等，取北边的青（治今山东临淄）、冀（治今河北高邑）、幽（治今北京）、并（治今太原）四州。袁绍另两个儿子袁尚、袁熙逃奔东北，投“三郡乌丸”。乌丸（一作“乌桓”），原系东胡的一支，东汉末已深入到北边诸郡，其中尤以辽东（治今辽宁辽阳）、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右北平（治今河北遵化东）三郡乌丸势力最强。以后，三郡乌丸逐渐统一，由原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从子蹋顿总摄。时据有河北的袁绍为了借助乌丸的势力，与蹋顿和亲，“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1]。故袁尚兄弟被曹操击败后，逃入三郡乌丸，依附蹋顿。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为消灭袁氏的残余势力和暴寇北边的乌丸，亲率大军出其不意地攻入辽西，斩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袁尚兄弟及一些乌丸部众逃入辽东，袁尚兄弟及乌丸首领为割据辽东的公孙康所杀，传首曹操。在击平三郡乌丸后，曹操更将幽、并二州的乌丸万余落，悉徙于内地，“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2]。此后，乌丸就散处于沿边诸郡及幽、并二州之地。
东汉末，由于乌丸不断内迁，原在乌丸以北的另一支东胡——鲜卑，也相应南徙，散处于幽、并二州并边诸郡边塞内外，主要可分为三个大的部落集团：一是以原鲜卑檀石槐后裔步度根为首的集团，居地在并州五原、云中、雁门及幽州的代郡一带；二是称为“小种鲜卑”的轲比能集团，居地在代郡以东的上谷、渔阳边塞内外；三是原檀石槐的东部大人素利、弥加、厥机等部，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3]。建安十年曹操取幽州后，上述三大鲜卑部落集团先后通过乌丸校尉阎柔向曹操贡马，曹操沿东汉旧例表宠其首领为王，采取怀柔、安抚的政策。
总之，曹操最初对东北边疆的统治，基本上沿袭东汉旧制，设幽州刺史、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官吏，并置护乌丸校尉，治广宁（今河北张家口），以阎柔为校尉。时东汉幽州所领的11郡（包括辽东属国），除辽东、玄菟（治今辽宁沈阳东）、乐浪（治今朝鲜平壤）三郡外，余皆为曹操直接统治。
魏黄初元年（220年），曹魏政权正式建立后，仍沿袭曹操时对东北边疆的政策，不过使之更加完善。
首先，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乌丸、鲜卑等族的统治，曹魏除保留治幽州蓟县的护乌丸校尉一职外，还新置护鲜卑校尉，治昌平（今北京昌平南）。最初任此两职的田豫和牵招，均系熟谙边情、干练勇毅的治边良吏。田豫在护乌丸校尉任内，幽州北边的鲜卑轲比能与东部弥加、素利等共盟誓，不得以马与内地贸易，豫先离间诸部，分而治之；“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强猾”[4]。牵招持节护鲜卑，以恩信招集流散入鲜卑的边民，“又怀来鲜卑素利、弥加等十余万落，皆令款塞”[5]。接着，鲜卑步度根、轲比能等亦遣使曹魏献马，魏文帝均封以为王[6]。黄初二年（221年），轲比能还放归在鲜卑的五百余家汉民，还居代郡；次年率部落大人、百姓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遣魏人千余家居上谷”[7]。
此后，轲比能部强盛，兼并步度根及东部素利、弥加等部，“控弦十余万骑”，“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8]；并不时寇扰曹魏北边的幽、并等州。直至曹魏青龙三年（235年），幽州刺史王雄遣刺客杀轲比能之后，轲比能的部落联盟才瓦解。从此，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汉（漠）南少事”[9]。
其次，在曹魏正式立国后，东汉时东北的辽东、玄菟、乐浪三郡仍为公孙氏所割据。公孙氏名义上接受曹魏的封号，但实际上保持着割据自立的状态。公孙度早在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割据辽东时，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分辽东郡为辽东、辽西、中辽三郡，越海收东莱（今山东黄县东）诸县，置营州刺史[10]，后又渐领玄菟、乐浪二郡。至公孙康（度子）时，又于乐浪郡南置带方郡（治今朝鲜沙里院）[11]。曹魏太和二年（228年），公孙康子渊胁夺其叔公孙恭位，魏明帝遂拜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渊南通孙吴，吴立渊为“燕王”。青龙元年（233年），公孙渊斩送孙吴使者首，明帝进其为“大司马，封乐浪公”[12]。公孙氏之割据辽东，对曹魏始终是一大威胁，侍中刘晔曾上言：“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13]因此，至景初元年（237年），明帝遣幽州刺史丘俭征公孙渊入朝，渊遂反，“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授北方”[14]。次年春，明帝遣太尉司马懿率军4万出征辽东。八月，司马懿攻入襄平（今辽宁辽阳），杀公孙渊父子[15]。魏军“又潜军浮海，收乐浪、带方之郡”[16]。
平定辽东后，曹魏于原公孙渊所领之地置平州，仍治襄平，统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并置东夷校尉于襄平[17]，统护境内及东北夫余、高句丽等；又徙辽东部分吏民渡海至齐郡（治今山东临淄）诸县安置[18]。而原在辽西塞外游牧的一些东部鲜卑部落也陆续向辽东郡内迁徙。如原在辽西的慕容部鲜卑，因从司马懿讨公孙渊有功，首领拜率义王，迁于辽东之大棘城北（今辽宁义县西）[19]10。
在辽东以东，自汉代以来还有一些原依属于汉朝的部族或小政权，如夫余、高句丽、挹娄、沃沮及 貊等。东汉末年，内地军阀混战，这些部族、小国皆自立，其中与辽东郡相邻的高句丽逐渐强盛，不时寇扰辽东。时据辽东的公孙康曾发兵攻破高句丽；后高句丽复国，都丸都（今吉林集安）。曹魏建立后， 貊、夫余、挹娄（即肃慎）等先后遣使朝献。青龙四年（236年）七月，高句丽王宫（一作“位宫”）曾斩送孙吴使胡卫等首，诣幽州[20]。正始三年（242年），高句丽王宫寇辽东之西安平（今辽宁丹东东北）；五年（244年）曹魏幽州刺史 丘俭督步骑万人出玄菟，击破高句丽；六年至七年（245—246年）， 丘俭复征之，追宫于沃沮，于丸都山刻石纪功而还[21]。与此同时，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尊以 （在乐浪、带方东，今朝鲜东部）附高句丽，率军击之， 人降。此后，“二郡（乐浪、带方）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遇之如民”[22]。总之，曹魏时辽东以东的诸部和小国，仍循汉时旧例，不时朝贡，表示臣属；而曹魏亦以属国、属部待之，视之为“荒外之国”。
（二）北部边疆
曹魏的北部边疆，主要指其所设置的并州及雍州以北的广大地区。自东汉以来，漠北蒙古草原的匈奴政权瓦解，南匈奴降汉，散居沿边八郡，以后又南徙到并州汾水流域。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一部分南匈奴部众留居于并州，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转战各地。至东汉建安七年（202年），内迁南匈奴降于曹操。除南匈奴迁入并州诸郡及河套一带外，如前所述，还有一批乌丸和鲜卑部众迁入并州地区。北方和东北的南匈奴、乌丸、鲜卑等族之大量内徙，是东汉末年以来北部边疆存在的一大问题。这是东汉末年以来北方战祸不断，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统治者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兵员，而采取招徕和默许政策的结果。这正如曹魏初侍御史郭钦上疏中所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23]特别是北部并州诸郡，更是“胡狄”（主要指南匈奴、乌丸和鲜卑）与汉民杂居的地区。
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及其属下对入居并州等地的南匈奴部众很不放心，“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于是，乘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及其名王来朝时，遂留呼厨泉于邺（今河北磁县南），令右贤王去卑回平阳监国；又“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五部是：左部统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南）；右部统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统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统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中部统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24]。共计约三万落，一落按七人计，有二十余万人。曹操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改变了原东汉与南匈奴的关系，而且使内迁南匈奴部众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匈奴原部落组织逐渐分化瓦解；部酋对部民的直接统治，渐变为东汉或曹操对部民的直接统治。南匈奴部众变成了政府的“编民”，要缴纳赋税，经常被征调为“义从”，守塞、保边，或参加征战。有的部民沦为士家豪族的“田客”或奴婢[25]。
曹魏建立后，仍然沿袭曹操于北部边疆所施行的政策。太和五年（231年），魏明帝“复置护匈奴中郎将”，治晋阳[26]。在整个曹魏时期，内迁南匈奴得到进一步发展，很少有反乱事件发生，北部边疆也基本上处于和平安定的局面。
在曹魏并、雍二州之北，即河套和大漠南北，仍然是所谓“胡狄”游牧居住之地。在漠南阴山原匈奴故地，已为从大鲜卑山（今黑龙江阿里河大兴安岭）迁徙至此的鲜卑拓跋部所据有。据《魏书》卷一《序纪》记载：拓跋部鲜卑在迁徙过程中，征服了许多其他族的部落，逐渐强大。至神元帝拓跋力微时，“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并迁于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魏景元二年（261年），力微遣长子沙漠汗至魏，遂留洛阳。这是拓跋鲜卑部落联盟与曹魏发生政治关系之始。此后，双方“聘问交市，往来不绝”。
（三）西北边疆
曹魏的西北边疆，包括雍州西部、凉州及所隶属的西域等地。东汉末年，这些地区处于战乱之中，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任命苏则为金城太守，时金城一郡户不满五百，苏则“内抚彫残，外鸠离散”，后户增至千余，又招怀羌族各部归郡者三千余落[27]。但是，当时河西的武威、张掖、酒泉、西平等郡太守，皆不附曹操，且更相攻击。在曹魏正式建立前，还未置凉州，自三辅至西域皆属雍州。曹魏黄初元年（220年），才初置凉州，以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然而，河西张掖、酒泉、西平等郡地方势力不服，纷纷逐太守，驱略羌胡叛。武威三种胡（卢水、屠各、西域胡）也群起寇抄，道路断绝。时金城太守、护羌校尉苏则，在武威太守 丘兴、雍州刺史张既的配合下，击降武威三种胡，又平定河西诸郡叛乱[28]。二年（221年），河西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又掀起叛乱，文帝以张既为凉州刺史，遣军击破伊健妓妾等，安定了河西的局势[29]。接着，张既又镇压了酒泉苏衡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的骚乱[30]。张既死于黄初四年（223年），史称其临二州（雍、凉）十余年，“政惠著闻”，“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31]；对曹魏初安定西北边疆，恢复河西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河西走廊之西是广大的西域地区，自汉代以来，一直在此地行使有效的行政管辖。曹魏黄初三年（222年）二月，因西域鄯善、龟兹、于阗等各遣使来献，文帝下诏曰：“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倾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32]。其实，早在黄初二年曹魏即以张恭为“西域戊己校尉”[33]。东汉西域五十余国，后更相吞灭，曹魏时余20国；而从敦煌入西域，原有南、北二道，曹魏时增为南、北、中三道。南道主要城郭国为鄯善、于阗，中道有焉耆、龟兹、疏勒，北道有车师后部等。曹魏曾封车师后部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34]。
曹魏除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外，是否还沿东汉旧制置西域长史府呢？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国内学者通过对19—20世纪初出土于新疆楼兰、尼雅残文书中曹魏嘉平四年（252年），景元四至五年（263—264年），咸熙元至三年（264—266年）等文书的研究，证明曹魏在楼兰曾设置西域长史府管辖西域广大地区，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35]。
总之，在曹魏政权建立前后，曹操、曹丕父子在西北边疆，主要致力于平息各地方势力的反乱，选派良吏，招抚流民和羌胡，恢复生产，并逐渐完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到魏明帝继立后，则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统治，着重于发展生产，鼓励和增进贸易。而这一系列措施，又主要是通过派驻于西北的地方官吏来实施的。
明帝即位初，任凉州刺史、护羌校尉的徐邈上任后，“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他还“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时“西域流通，荒戎入贡”，此皆邈之功也[36]。又如明帝太和年间任敦煌太守的仓慈，抑挫大族豪族，抚恤贫羸；禁止豪族对西域胡商的巧夺豪取，而以官平取，与胡商交市，并使吏民护送胡商，便利了中西方的贸易，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因此，仓慈深得各族人民的爱戴[37]。至嘉平中（249—254年），敦煌太守皇甫隆教民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力过半，得谷加五”[38]。
还应提及的是曹魏建立前后，在与蜀汉争夺陇右、关中的过程中，往往将西北边疆的氐、羌、休屠等族强迁入关中内地。早在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遣夏侯渊击败马超和仇池氐王千万，前后分徙仇池（今甘肃西和西南）氐族于关中扶风、美阳，立安夷、抚夷二护军统之[39]。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取汉中，曹操令武都太守杨阜徙氐、汉民，“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40]。曹魏正始元年（240年），雍州刺史郭淮徙氐三千余落，以实关中；时又有凉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种落两千余家附雍州，准奏请使居安定之高平（今宁夏固原）等[41]。至甘露元年（256年）邓艾都督陇右诸军事后，为招引北面的鲜卑部落以抗蜀汉，纳鲜卑数万，使居雍、凉之间，与汉人杂处[42]。
综观三国曹魏的边疆政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三国时仅据有北方的曹魏，经曹操父子两代的努力，其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基本上逐渐恢复到东汉时领有的地域；其于边疆的行政体制亦沿袭东汉，而略有损益。
其二，在经过东汉末年战乱之后，曹魏政权统一北方，恢复了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机构，发展边疆经济，较好地处理了边疆各族与内地的关系，为西晋的统一打下了基础。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潮流，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其三，东汉末年以来，边疆的少数民族，如乌丸、鲜卑、南匈奴、氐、羌等，因各种原因大批内徙，深入边疆诸郡内，与汉人杂处。如何管理这批内迁的少数民族，就成了曹魏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边疆问题之一。对于内迁的南匈奴部众，曹操将其分为五部，每部以匈奴贵族为帅，又遣汉人司马监督；使其部王公、贵族与部民分离，成为政府的“编民”，以加强统治。对于迁入关中等地的氐、羌等族，曹魏设置一些“护军”进行统治。护军制，即是以军事体制与郡县一级行政体制相结合，以管理内迁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之地。此外，散居于边郡的内迁各族则由州、郡地方官吏直接进行统治。
[1]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序》。
[2]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卷一一，《田畴传》。
[3]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马长寿：《乌丸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9页。
[4] 《三国志·魏书》，卷二六，《田豫传》。
[5] 《三国志·魏书》，卷二六，《牵招传》。
[6]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
[7]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
[8]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www.xing528.com)
[9]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
[10] 《三国志·魏书》，卷八，《公孙度传》。
[11]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
[12] 《三国志·魏书》，卷八，《公孙度传》。
[13] 《三国志·魏书》，卷一四，《刘晔传》。
[14] 《三国志·魏书》，卷八，《公孙度传》。
[15] 《三国志·魏书》，卷三，《明帝纪》；卷八，《公孙度传》。
[16]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
[17]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18] 《三国志·魏书》，卷四，《三少帝纪》。
[19]10 《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又《三国志·魏书》，卷四，《三少帝纪》还云：正始五年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今辽宁义县）以居之”。
[20] 《三国志·魏书》，卷三，《明帝纪》。
[21]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高句丽传》；卷二八，《丘俭传》。按 丘俭丸都山纪功碑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集安出土。王国维有《丸都山纪功石刻跋》（载《观堂集林》卷二〇），考证颇精。
[22]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
[23] 《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
[24] 《资治通鉴》，卷六七，汉建安二十一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
[25] 参见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9页。
[26] 《三国志·魏书》，卷三，《明帝纪》。
[27] 《三国志·魏书》，卷一六，《苏则传》。
[28] 《三国志·魏书》，卷一六，《苏则传》；《三国志·魏书》，卷二八，《 丘俭传》。
[29] 《三国志·魏书》，卷一五，《张既传》。
[30] 《三国志·魏书》，卷一五，《张既传》。
[31] 《三国志·魏书》，卷一五，《张既传》。
[32] 《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
[33] 《三国志·魏书》，卷一八，《阎温传》。
[34]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35] 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2～403页。
[36] 《三国志·魏书》，卷二七，《徐邈传》。
[37] 《三国志·魏书》，卷一六，《仓慈传》。
[38] 《三国志·魏书》，卷一六，《仓慈传》注引《魏略》。
[39] 《三国志·魏书》，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40] 《三国志·魏书》，卷二六，《郭淮传》。
[41] 《三国志·魏书》，卷二六，《郭淮传》。
[42]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资治通鉴》，卷七九，晋泰始四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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