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两汉王朝的民族管理机构

秦二世皇帝胡亥三年（前207年），赵高杀死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十月，刘邦进据咸阳，子婴投降，秦朝灭亡。此后经过四年战争，刘邦打败项羽。汉高帝五年（前202年）二月，刘邦定都长安，史称西汉。居摄三年（8年），王莽代汉，定国号为新，西汉灭亡。更始元年（23年），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立刘玄为帝。建武元年（25年）六月，西汉皇族刘秀即帝位，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延康元年（220年），曹丕废汉献帝，东汉灭亡。两汉存世四百余年。

汉朝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一方面，随着汉朝的建立，我国主体民族华夏族逐渐改称汉族，反映了这一民族共同体的新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中原内地的联系更为密切。北方的匈奴族时兴时衰，和汉朝的关系战和相兼，当匈奴族分为南北的时候，南匈奴直接置于汉王朝的管辖之下，北匈奴也经常向汉朝派遣使节。西域城郭政权众多，有时“三十六国”[1]，有时“五十五国”[2]，最初服属于匈奴，后来匈奴势微，汉通西域，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域便接受了汉朝派遣官吏的管辖。其中，乌孙、鄯善、于阗、龟兹、大宛、焉耆、车师前、车师后等，和汉朝关系尤为密切。东北边疆民族众多，有朝鲜、夫余、沃沮、乌桓、鲜卑、高句丽等，它们有的和中原内地很早就有密切关系，有的或服属于匈奴，或服属于汉朝。其中的鲜卑族，在匈奴族退出北方之后，从东北一隅来到大漠南北，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宰，和汉朝有和有战。对于东北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汉朝设官管理。西部边疆地区的羌、氐等族，内部经常发生争斗，他们在汉朝的统治下，有时也发起反抗斗争。南部边疆的夷、越等族，和中原内地关系密切，汉朝在这一地区通过采取划分行政区域、派遣官吏、册封少数民族首领等措施加强统治。

在政治制度和行政建置方面，汉朝承袭了秦朝制度，又有所发展。在中央机构中，随着尚书权力越来越大，客曹尚书亦主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在地方机构中，实行郡国制，既设立郡县，又有分封的王国和侯国，“皇子封王，其郡为国”，“列侯所食县为侯国”[3]。汉武帝时设立的州刺史最初本为监察官员，后来逐渐演变为郡县以上的行政长官，州也成为郡县以上的一级行政建置。此外，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员的设置更加具体。

汉朝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在中央机构中，先是承继秦制，也称典客，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称“大鸿胪”，王莽时称典乐，东汉复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以及郡邸长丞[4]。大鸿胪“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及四方夷狄封者”[5]。行人，武帝以后改为大行令，也称大行。“事之尊重者遣大鸿胪，而轻贱者遣大行。”[6]可见大行所掌和大鸿胪基本相同，不过有轻重之分罢了。译官，即翻译，是适应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语言不通的需要而设立的。别火，狱令官，主治改火之事[7]，具体负责饮食。因为少数民族饮食习惯不同，需要另外开伙[8]。郡邸长丞，“主诸郡之邸在京者也”[9]，“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曰邸”[10]，是负责京师馆舍居住的官员。大鸿胪的属官还有：使主客，负责具体接待边疆民族使者；大鸿胪文学，大行治礼丞，均负责礼仪方面的具体事务。西汉中期以前，还设有典属国，“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11]，“掌蛮夷降者”[12]，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六月，典属国被罢免，合并大鸿胪[13]10。

汉朝中央机构中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官员还有客曹尚书等。尚书在秦朝是少府的属官，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等。秦朝还设有左右曹诸吏，官无职事，将军大夫以下都可以加授。汉朝初年，尚书仍隶属于少府。汉武帝时，使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成帝初，大将军王风又录尚书事。这样，尚书的权力逐渐扩大，“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14]。西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初置尚书四员，丞四人，常侍曹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郡国事，民曹主吏民上书事，客曹主外国夷狄事。东汉光武帝时，尚书权力进一步扩大，“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15]。于是分二千石曹为二，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改常侍为吏曹，成为六尚书，减二丞，只置左右二丞。客曹掌羌胡朝会。光武帝时还置尚书郎，每尚书领六郎。尚书郎中，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16]。

两汉管理边疆民族的地方机构，第一，汉武帝年间设置了属国都尉，具体管辖归附或内属的边疆民族。关于属国，颜师古说：“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17]汉代典籍中对此多有记载。《汉书·武帝纪》：“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汉书·宣帝纪》：“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元年（107年），“蜀郡徼外羌内属”，“分犍为南部为属国都尉”。二年（108年），“广汉塞外参狼羌降，分广汉北部为属国都尉”。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载，西汉时期，安定郡三水县，上郡龟兹县，五原郡蒲泽县，天水郡勇士县，西河郡美稷县，以及张掖地区，均归属国都尉治辖。这些属国大多分布在西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东汉时期的属国有广汉、蜀郡、犍为、居延、龟兹、辽东、安定、西河、酒泉等[18]，在区域上已经扩展到东北和西南边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属国设置都尉、丞、千人、主簿等官，其中，都尉为最高长官，既管军事，又理民情。

第二，西汉武帝时期，曾以中郎将出使匈奴[19]，西汉后期，渐成定制。东汉初年，正式设置使匈奴中郎将官职。《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遣中郎将殷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护卫之。”《后汉书·百官志》写道：“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后汉书·南匈奴传》也写道：“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使匈奴中郎将是汉朝派驻匈奴的地方机构和官员，代表汉朝处理北方边疆匈奴事务。

第三，西汉宣帝年间设置了西域都护[20]，最初只为加官。《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初置，以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其属官有副校尉、丞、司马、千人等，分管军事、文书、守望。西域都护代表汉朝中央政府总护西域，并“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21]。

第四，西汉武帝时期还设置了护乌桓校尉，“主乌桓胡”，“并领鲜卑”[22]，其属官有长史、司马。又设置护羌校尉，“主西羌”[23]，属官亦有长史、司马等。

第五，两汉时期，还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边郡，即把内地的郡县制推广到边疆民族聚居地区。西汉东北有七边郡，北方和西北各有八边郡，西南有五边郡，南方有七边郡。东汉时边郡没有大的增减，只是有的领县增多，治所和辖区也稍有变动。

商、周时期，我国奴隶制兴盛并向封建制过渡，我国边疆管理机构在这时产生，是奴隶制国家政权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原民族和边疆民族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果。不过，这时的边疆管理机构在职掌方面还比较单一，多属负责接待边疆民族首领，安排他们衣食住行，向他们宣传王旨，以及了解掌握周边民族政治、经济情况等。秦、汉时期，我国封建制确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疆域辽阔，边疆民族众多，汉族和边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其边疆管理机构开始形成为中央和地方双重体制，组织上日益严密，正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1]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2]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3] 《后汉书》，志二八，《百官五》。

[4]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七上》。

[5] 《后汉书》，志二五，《百官二》。

[6] 《汉书》，卷五，《景帝纪》，中元二年春二月，师古注。

[7]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七上》，如淳注典客条。(www.xing528.com)

[8] 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64页。

[9]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七上》，如淳注典客条，师古注典客条。

[10]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64页。

[11] 《后汉书》，志二五，《百官二》。

[12]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七上》。

[13]10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七上》。

[14] 《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

[15] 《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

[16] 《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

[17] 《汉书》，卷六，《武帝纪》，师古注。

[18] 参见《后汉书》，卷三三，《郡国志》。

[19] 《汉书》，卷五四，《苏武传》。

[20]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21] 《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

[22] 《后汉书》，卷三八，《百官五》。

[23] 《后汉书》，卷三八，《百官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