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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后的西南边疆发展及影响-《中国边疆经略史》

时间:2023-10-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秦统一六国前,秦、楚的势力已经发展到西南边疆地区。从此,汉西南边疆连成一片,地区包括甘肃东南、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西与哀牢夷相接。这些部落归附后,汉均赐以印绶,说明汉朝的西南边疆更向西南发展,云南、青藏高原与汉的西部边疆连在一起了。“绥服”、“要服”和“荒服”地区,实际上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7]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秦统一后的西南边疆发展及影响-《中国边疆经略史》

秦统一六国前,秦、楚的势力已经发展到西南边疆地区。楚威王时(前339—前329年),楚派遣将军庄 逆长江而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昆明滇池,在此方圆数千里的肥沃土地上建立统治机构,使之成为楚的疆土。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29年),秦将司马错伐蜀,后两年,封公子通为蜀侯,秦统一了今四川西北地区。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司马错因蜀攻楚黔中,控制长江三峡,使庄 与楚国交通中断。庄无法回楚,遂“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1],昆明滇池一带的诸少数民族均归庄 管辖。秦统一六国后所设的36郡,包括西南的蜀郡、巴郡、黔中郡。为了通滇池,在蜀郡之南开五尺道,统一滇池地区,“诸此国颇置吏焉”[2]

汉初,汉领有蜀、巴之地,刘邦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建立起统一大业。景帝以“交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3]文化大兴。

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得知蜀郡南夜郎国有牂柯江可通番禺,即上书求使夜郎,武帝以其为郎中将率众往使。蒙至夜郎,与其王及旁邑首领相见,“约为置吏”,各以其子为令,遂于其地设置犍为郡。接着,司马相如建议“西夷邛、筰可置郡”,仅派其往谕,“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4],由蜀郡西部都尉协助郡守管理。

元狩初年,武帝听张骞言,从蜀郡向西南,可通印度、大夏,于是“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 ,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5]至滇。“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6]元鼎五年(前112年),犍为郡且兰部首领起兵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汉出兵平定,以其地设牂柯郡。接着在冉、 等首领的请求下,于邛都置越巂郡,筰都置沈黎郡,冉、 置汶山郡,广汉西白马置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年),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7]。从此,汉西南边疆连成一片,地区包括甘肃东南、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西与哀牢夷相接。

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王扈栗遣兵南攻鹿多部,结果反为所败,“溺死者数千人”。扈栗惧,“即遣使诣越巂太守,愿率种人归义奉贡。世祖纳之,以为两部属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西南边疆又有新的发展。明帝时,改设永昌郡[8],领诸族。

蜀郡、汶山郡以西,益州、永昌郡以北,为羌、夷等族居住。自西汉武帝以来,随着西南郡县的开设,诸羌夷部落与汉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建武十三年(37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9]。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10]。永元六年(94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11]。十二年(100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12]。永初元年(107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13]。同时,“青衣道夷邑长今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赍黄金、旄牛毦,举土内属”[14]。元初三年(116年)“徼外夷大羊等八种,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慕义内属”[15]

以上所举,或为一次归属,或是降而复降,求得赏赐,仅永平年间的白狼、槃木等一次归附的人口达600万,就足以说明归附汉朝已成为西南各族人心所向。游牧民族居无恒所,往来迁徙,白狼即后来史书中所称白兰,活动地区在四川西部、青海南部,范围极广,巴颜喀拉山为其活动中心。诸族活动的范围,与西羌的分布相连,或相互交错。这些部落归附后,汉均赐以印绶,说明汉朝的西南边疆更向西南发展,云南、青藏高原与汉的西部边疆连在一起了。

秦汉边疆的形成和发展,适应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潮流,把千余年来中原与四邻相互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中国的自然条件是中原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黄河、长江中游之间土质肥沃,适于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最早出现较发达的定居农业先进文化。中原与四邻之间,四邻相互之间,为了互通有无,进行着广泛的交换活动,中原地区自然成为交换的中心。在交换乃至其他交流活动中,中原人民在已有比较先进的基础上,又不断吸收四邻各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中的进步因素,包括迁居中原的各族人民,使自己较快发展起来,形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华夏族(秦人、汉人),而称四邻各族为“四夷”。四邻各族虽然较多地保留着固有的经济文化和生产习俗,但长期以来与中原华夏族建立和扩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而秦汉的统一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正是由于适应了这种历史潮流的缘故。

第二,从夏、商、周以来,中原与周边之间的各种联系,已经向政治上实现统一的趋向发展,所谓“五服”、“九服”说,正是这种统一的初步形式。“绥服”、“要服”和“荒服”地区,实际上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蛮夷荒服”,蛮夷氐羌都要参加中原王朝的会盟,表示政治上已建立起初级的臣属关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列强的扩展,“四夷”中有的被统一,有的向外迁,秦、汉所统一的边境地区,基本上是战国时期与中原有密切关系的地区和民族,西域的许多民族是从秦的西部边疆迁去的,如乌孙、月氏、龟兹等。

[1]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2]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3]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www.xing528.com)

[4]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5]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6]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7]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

[8] 《华阳国志》,卷四。

[9]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10] 《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

[11]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12] 《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

[13]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14] 《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

[15] 《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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