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边疆经济文化交流与战争的概述

周朝特别是周朝前期同四方边疆地区民族的关系，主要是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先进的华夏文化（生产技术等）通过各种途径向四方传播。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周初青铜器，说明周朝的影响早已到达辽河流域，并将炼制青铜器的技术传播到了山戎、东胡人那里。江苏中部和南部已发现形制与西周陶器相似的小型青铜器，说明越人已掌握了周人的青铜器制造技术。考古工作者在皖南、江西、湖南的一些地方也发现了不少周代青铜器。在北方，西周的青铜文化也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在西周奴隶主贵族看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不断用战争向边疆民族掠夺奴隶和财富是西周王朝同边疆民族关系的另一个方面。自周公东征及成王灭奄、蒲姑之后，西周对边疆民族所发动的战争，主要有康王讨鬼方、昭王征荆楚、穆王伐犬戎及宣王征伐 狁、徐夷、淮夷。

康王征鬼方，文献失载，仅见诸传世周器《小盂鼎》。西周建立后，鬼方仍居于泾洛之北至河套地区。康王命大将盂率军两次攻打鬼方，共执酋长四人，俘斩人口近两万。此外还掳获大批战车及马牛羊等。盂向康王献俘；康王问鬼方酋长为何叛周。鬼方酋长抗辩说，因为鬼方受到了周人 白的侵犯。这些酋长立即被处死。自盂讨鬼方之后，鬼方就销声匿迹了，大约向远离周人的地区迁徙了。

昭王时南方的荆楚先后并灭了江汉平原的庸、濮等小国，逐渐强大起来。昭王征荆楚，文献首载于古本《竹书纪年》及《左传》。《左传·昭公四年》云：“昭王南征不复。”古本《竹书纪年》云“昭王十六年伐荆，涉汉”，十九年“丧六师于汉”，“昭王末年……王南巡不返”。又，《史记·周本纪》云：“昭王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春秋时齐管仲率华夏诸国军队伐楚时曾质问楚成王，昭王南征为何不返。楚成王答曰：“君其问诸水滨。”[2]昭王南征亦见于昭王时器《宗周钟》、《 》及《过伯 》。《宗周钟》云：南国侵犯了周朝的边疆，昭王率军败之，并“ 伐氒都”，南方诸方国“二十又六邦”朝见昭王。《 》云一位名叫 的人从昭王“南征，伐楚荆”。据此，昭王曾屡次伐荆楚，最初打了胜仗，后来中楚人阴谋，溺死于汉水，其所率之精锐“六师”亦全军覆没。昭王南征以周朝的失败而告终。这对周朝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史记·周本纪》云昭、穆之际“王道微缺”、“王道衰微”。这不是偶然的。

穆王伐犬戎的原委载于《国语·周语上》。如上所述，犬戎亦称畎戎、绲戎，亦即畎夷、犬夷、昆夷、绲夷、西夷，系夏商之际由东方迁来。文王初年“昆夷伐周”，文王闭门“而不与战”[3]，《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说文王一度“事昆夷”。随着周族的强大，犬戎宾服于周。武王克商后，“放逐戎、夷泾洛之北”，犬戎被迫迁于今陕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服属于周。昭王南征失败后，西周奴隶制出现了危机。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周朝开始在边疆制造事端。据《国语·周语上》及韦昭《注》，犬戎居荒服，而“荒服者王”，即承认周天子为王、世一朝见即可。但周穆王却故意要挑起纠纷，命令犬戎“时享”，即每年向周朝纳贡四次，并且每二至五年要朝见周天子一次。这实际上是要犬戎由荒服升格为宾服，从而取消犬戎的自治权，加重犬戎人民的朝贡负担。结果引起了犬戎的反抗。穆王率大军讨伐之，获犬戎五王，犬戎逃徙于太原[4]。自是“荒服者不至”[5]，大概许多荒服国不再听命于周朝了。

据说穆王还是个大游历家和探险家，他立下“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的宏愿。《穆天子传》载他经今青海、新疆达中亚“西王母之邦”及“西北大旷原”。所述未必皆实，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王朝同西北及中亚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

穆王死后，共、懿、孝、夷时期，周朝国内奴隶大批逃亡，生产凋敝，下层贵族及平民无法生活下去；加之东方夷人和南方荆楚不断有造反行动，特别是北方和西北方的 狁、犬戎、羌戎不断内侵，周朝的统治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厉王时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厉王逃于彘。太子静立，是为宣王。

为了缓和危机，宣王一即位就发动了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掠夺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是对 狁的战争。

狁（亦作猃狁）又称允姓之戎，为西戎三大支派之一（另两个支派是犬戎和羌戎；羌戎又作姜戎）。宣王时 狁与犬戎为邻，均在周之北方。宣王讨伐 狁主要见于《诗经》的《采薇》、《出车》、《六月》三篇及《虢季子白盘》、《不 簋》、《兮甲盘》和新近出土的《多友鼎》四器铭文。据载，战争初期周军打了败仗， 狁南侵，人民流离失所。《六月》说：“ 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采薇》说：“靡窒靡家， 狁之故，不遑启居， 狁之故。”宣王派大将南仲率军赴朔方筑城防守；命大将尹吉甫率大军“薄伐 狁，至于太原”[6]。三篇诗都歌颂了周军的辉煌胜利。《虢季子白盘》说，将军子白率军“ 伐 （ 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7]。兮甲即尹吉甫，《兮甲盘》说他伐 狁至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多友鼎》载多友率军与 狁连续接战4次，杀敌300余人，俘人20余口，缴车127辆。经过宣王的大力征讨，狁向远方逃走了，北方戎狄诸部又归服了周朝。

宣王伐获胜之后，又发动了对东方徐夷、淮夷的战争。此事见于《诗经》中的《江汉》、《常武》两篇及《兮甲盘》、《召伯虎二》、、等器铭。《江汉》、《常武》歌颂了周军的胜利。《兮甲盘》载尹吉甫伐 狁归来后又受命往“南淮尸（夷）”强索贡赋，“王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尸。淮尸旧我帛贿人，毋取不出其帛、其积”，此外，还要向周“进人”。如有怠慢或违抗，“即刑、扑伐”。周朝奴隶主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www.xing528.com)

总之，西周晚期频频向边疆少数民族发动战争，奴隶主贵族从胜利的战争中获得大批的财富和奴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奴隶制的危机暂时缓和了，但频繁的战争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大大激化了周朝同周围少数民族方国的矛盾。宣王晚年发动的对羌戎（申戎、姜戎）和犬戎（太原之戎）的战争，周军多不能取胜；伐姜戎之役周“南国之师”尽失。至宣王子幽王时期，周政更加衰败，终于被西北少数部族犬戎所灭。西周亡后，又经历了春秋（前770—前476年）、战国（前475—前221年）时期550年至秦统一。这一时期，包括广大边疆地区和边疆地区各族在内的全国性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在酝酿着一个史无前例的统一局面。从某种意义上看，秦、汉中央政府能够比较广泛而深入地推行其统一措施，也是这一时期从中原至边疆，从内地华夏族到边疆各族的关系进一步演化发展的一个结果。

[1] 《左传·成公十三年》。

[2] 《左传·僖公四年》。

[3] 《帝王世纪》。

[4] 太原今地考说颇多，疑在今内蒙古五原一带。

[5] 《国语·周语上》。

[6] 《诗经·小雅·六月》。

[7]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