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字仲任，会稽郡上虞县人。王充的祖先来自魏郡元城，王充从小失去父亲，乡里人称王充是一位孝子。后来，王充到京师求学，在太学完成学业，跟随右扶风人班彪学习。王充博览群书，不喜欢专注于章句解释，家中贫困，无钱买书，王充常在洛阳书肆游逛，不花钱阅读书肆里售卖的书籍。王充很聪明，读书能够过目不忘，记忆力很好，靠着这种方式，王充博览百家书籍。后来，王充返回家乡，专心教授学生。再后来，王充出仕，在郡府担任功曹，多次向郡太守提出谏言，不被采纳，王充挂冠而去。
王充喜欢追根溯源，对难以理解的事情、诡异的看法，总是能够找出合理的解释。王充认为当代学者大多墨守成规，固有的解释很多都失去经典原意，王充闭门潜心读书，静心思考疑难，谢绝一切吊丧、喜庆、问礼等俗事，家里的墙壁、窗户上，挂满了书写用的刀笔。王充著述《论衡》八十五篇，有二十余万言，在书中，王充将各种事物分门别类，详尽解释，以回答世人对事物的疑问。
州部刺史董勤征召王充，任命为从事，后又改任治中，王充辞去官职，返回家乡。友人同郡人谢夷吾向朝廷上书，推荐王充，说王充学问渊博。章帝诏令公车署，特召王充，因为有病，王充没有去京师。当时，王充已经七十岁，年迈体衰，仍然矢志不移，著《养性书》十六篇。在书中，王充强调，人要节制嗜欲，颐养精神。和帝永元年间，王充在家中病逝。
王符，字节信，安定郡临泾县人。王符从小好学，怀有远大志向，重视节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人关系很好。安定郡的风俗，看不起妾生的子女，王符的母亲为侍妾，家族没有亲人，被乡里人所欺侮。从和帝、安帝以后，士人大多离开家乡，在外游宦做官，做官的士人，又相互引荐家乡人，王符鄙视这种做法。由于不合于世俗，王符迟迟得不到推荐。王符志存高远，对世俗的看法愤懑不平，隐居著书，著书三十余篇，在书中，王符讥讽时政，特别对接人待物，提出看法。王符不想在仕途上显露名声，为书起名字《潜夫论》，书中旨意，多为揭露时弊，阐明事理。人们从书中可以了解当时的风俗民情，该书分为五篇。
《贵忠篇》说：
帝王所敬者，天也，上天所爱者，人也。如今，人臣接受帝王的职务，治理上天所爱的民众，岂能不施以仁爱，为民众带来福祉？当民众有困难时，岂能不施以援手，为他们排忧解难？君子一旦担任要职，就要设身处地想着民众的利益。身居上位者，要考虑如何推贤进能，这样，才能够位居上而下不怨，位居前而后不恨。《尚书》讲：“上天的恩德，由人来实现。”作为帝王，遵循天意，设置官员。明王不能以私恩授予官职，忠臣不能以虚伪谋取职位。窃人之财，被称为窃贼，窃据官位，又叫什么！以犯罪手段，侵犯他人，势必会受到惩罚，以获罪手段欺天，能不受到惩罚？三皇五帝时的大臣，以道义事君，其恩德惠及草木，其仁义覆盖封国，因此，福祚传于后世，福荫子孙，享受百世。身处末世的大臣，以谄媚取悦于君王，不怕受到上天惩罚，专门以杀伐树威，像白起、蒙恬，秦国把他们当功臣，上天视他们为贼臣。息夫躬、董贤，君王认为他们是忠臣，上天视他们为贼臣。《易经》讲：“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很少有好下场。”德不称位，其祸殃必然惨烈；能不称职，其下场必然可悲。窃据尊位者，上天会夺去其思考的才智。即使有明察之资质，怀有仁义之志向，一旦富贵，就会背离亲人，抛弃旧友。甚至丧尽天良，疏远骨肉，亲近谄谀，鄙薄好友，厚遇像猪狗样的贼人。宁可漠视千万家产腐朽，也不肯借贷他人一文，明知仓库里的粮食变质，也不愿意借贷他人一斗。亲生骨肉在家中怨望，平民百姓在街巷议论。前边覆车之鉴，后边危车在途，岂不令人痛心。
纵观前朝权贵的用心，与初生婴儿又有何区别？婴儿常患病，权贵之臣常遭殃。父母有过错，人君同样有过失。婴儿患病，是因为伤了脾胃；权贵遭殃，是因为过于娇宠。婴儿哺乳过多，容易生病，权臣富贵之人，志骄意满，容易惹祸上身。过于溺爱孩子，会因溺爱而害了孩子；过于宠幸贵臣，会因为娇宠而杀了贵臣。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受到极刑惩治者，有的死在牢里，有的死在市中，这不正是无功于天，遗祸于人？鸟以深山为家，还要把鸟巢筑在高处，鱼以深泉为浅，还要构筑巢穴，然而，最终还是被人捕获，因为挡不住饵料的诱惑。豪门贵戚居住的宅邸，起个吉祥名字，大门坚固，还要用铁皮包裹，以铸铁为枢纽，最终，仍然会家破人亡，并非考虑不到大门的枢纽不牢，而是常担心财产不多，结果被骄奢淫逸所祸。
对上，不能顺应天意，对下，不能爱护万民，只想着为所欲为，千方百计，依仗君威，欺罔神明，背离天意。犹如累卵之祸，却想着泰山般稳固，原本是朝露之行，却盼着传世之功。岂不是糊涂透顶！糊涂透顶！
《浮侈篇》讲：
帝王以四海为家，以亿兆百姓为子民。一夫不耕，则天下忍饥受饿；一妇不织，则天下忍寒受冷。如今，举国之民风轻视农业，趋向商业。经商的车辆充塞道路，游手好闲、投机取巧之徒充塞都市。种田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商邑翼翼，四方是极。”洛阳的都市，经商者十倍于种田者，投机取巧，游手好闲者，又十倍于经商者。这就造成一夫耕种，百人吃饭，一妇种桑，百人穿衣，以一人侍奉百人，怎能保证供应！天下有上百个郡，上千个县，县邑的市场更是成千上万，情况大致相同。经商与务农，不成比例，百姓怎么会不啼饥号寒？百姓啼饥号寒，奸邪之徒，怎么会不乘机作乱？奸邪之徒很多，官吏治民，怎么会不更加残酷？以残酷手段治民，天下怎能没有哀怨之声？哀怨的人多，祸乱的根源，就在其中。天下百姓民不聊生，上天再降下灾异，国家就危险了。
百姓由富变贫，国家由富变穷，动乱从变化中产生，危亡就会来临。因此，圣王明主重视百姓的生活，顾虑百姓繁重的徭役，以教化引导，防微杜渐，防止动乱的萌芽，以阻断百姓萌生邪念。《易经》强调制度，强调节俭，不损伤物力，不滥用民力。《诗经》有《七月》之诗，强调防微杜渐，周而复始，反复强调。由此看来，人的欲望不可过于放纵。
现在，人们的穿着讲究奢华，饮食讲究奢靡，喜欢搬弄口舌，又习惯于欺骗。有些人把奸诈当作职业，有些人把赌博当作谋生。丁壮男子不扶锄头，却怀揣弹丸，手持弹弓，相约上山游玩，有些人用土制作弹丸售卖。这些人，对外不足以抵御贼寇，对内不足以消灭鼠雀。有些人制作泥车、瓦狗等玩具，用技巧哄骗孩子的钱财，这些都是无益之事。
《诗经》讥讽：“不绩其麻，市中婆娑。”有些妇人不修妇道，放弃养蚕织帛，学会什么巫祝，击鼓跳神，以此愚弄百姓，迷惑家中的妻女。那些身体衰弱、有病的家人，本来就心存忧虑，此时，则会变得更加惶恐。致使家属狂奔乱走，离开正宅，在崎岖的山道上跋涉，受到寒风侵袭。奸人获利，贼人逞凶。有些人深受巫祝的欺骗，以至于丧命，到死都不知道这是被巫祝所误，反而后悔相信鬼神太晚，像这样被巫祝欺骗的例子，太多了。
有些人在绢缯上作画，写上祝词；有些人花言巧语，为人献上祝词；有些人糜费金色的彩绢，扩大衣服的尺寸；有些人裁剪，将缕缕丝线，缠绕在手腕，用绮縠缝制成旗幡。动辄耗费上百的缣帛，花费千倍的功夫，把上好的丝绢做成无用之物，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繁难。这些人坐享精米，消磨时光。山林不能抵御野火的摧残，江海不能充实有孔的酒器，这些都是应该禁止的事情。
在往昔，孝文帝率身垂范，身穿黑色粗丝织成的衣服，脚穿皮革制成的鞋子。如今，京师的皇亲国戚，衣服饮食，乘舆宅邸，其奢靡僭越礼制，超过帝王。就连他们的御手、仆妾，都穿着锦绣绮纨，葛子升越，筩中女布，佩戴犀牛、象牙、珠玉制成的饰品，用琥珀、玳瑁制成假山等物品。金银错镂，穷奢极欲，相互夸耀。有些人家嫁娶，动用的车子摆出数里长阵，婚嫁用的缇帷充塞道路，跟随的骑奴、侍童成群结队。富有者，竞相攀比，贫困者，自愧不如，一顿饭的花费，相当于贫困者终身劳作。在古代，只有在君王允许下，才能穿缯丝衣服，乘用车马。今天，虽不能像古时那样，也应该学习孝文帝，让百姓懂得节俭为尚。
在古代，殡殓埋葬死者，以薪柴为棺，葬在野外即可，不封不树，也没有服丧的期限。后世圣人把薪柴改为棺椁，以桐木为棺，用葛藤捆扎，向下挖掘土壤不及泉水，距离地面不露臭气。从中古以后，才改用楸梓槐柏杶樗等木材，各地根据条件，用胶、漆涂抹棺椁，使棺椁变得坚固，在地下存留的时间久一些，仅此而已。如今，京师的皇亲国戚为死者下葬，一定要用江南的檽梓，豫章的木材。距离京师遥远的地方，也竞相仿效。像檽樟、豫章的木材，地处偏僻，要在高山上采伐，再从深谷中运出，通过海路，沿着淮河，溯黄河而上，直到洛水。木材上岸，再经过工匠制造、雕刻，经年累月。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制成重达千斤的棺椁，动用万夫之役。东边到乐浪郡，西边到敦煌郡，耗费人力，耽误农时，影响到万里以外。在古代，死者有墓，但不筑坟；中古时，筑坟，但不崇高。孔子葬母，坟高四尺，遇到下雨坍塌，弟子请求整修坟墓。夫子哭着说：“在古代，是不修坟墓的。”及至儿子孔鲤去世，孔子为儿子准备棺木，没有外椁。文帝葬在芷阳，明帝葬在洛南，都没有在墓葬中埋藏珠宝，也不起山陵，陵墓虽然卑矮，更显示仁君的品德高尚。如今，京师的皇亲国戚，以及郡县的豪门大姓，生前并没有尽力奉养，父母死后却要大肆铺张。有些还用上金缕玉衣，棺椁一定要用檽梓楩錻，在墓葬中，埋藏大量的珍宝、偶人、车马，坟墓造得十分高大，墓区广种松柏，建起庐舍、祠堂，为的是显示奢华。鄗邑、毕邑两地的陵寝，还有南城曾皙的墓冢，都很简陋，周公并非不忠，曾子并非不孝，褒扬君父的圣德，爱护父亲的名誉，不在于耗费大量钱财殡殓，不在于埋葬大量车马。在往昔，晋灵公横征暴敛，用大量的财富雕镂墙壁，《春秋》认为灵公违背仁义道德；宋国大夫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宋国大夫违背臣子应尽的道义。对比今天的官员、百姓，僭越礼制，奢侈淫靡，更是违背天道！
《实贡篇》讲：
重用贤者，国家兴旺，重用谄谀，国家衰败；重用忠臣，国君安稳，重用佞臣，国君危殆。这是古往今来的定论，人所共知。然而，国家衰败，国君危殆的事实，却总是存在，继踵不绝。难道说，在当时，就没有忠信、正直之士，或忠信、正直之士苦于谏言，难以奏效？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在殷商末世，仍然有三位笃行仁义的忠臣，小小的卫国，仍然有很多君子。今天，以大汉国土之辽阔，士民之众多，朝廷之清明，上下之努力，而官员却无善吏，身居高位者，却找不出良臣！难道这个世代，没有贤士出世？恐怕还是朝廷取士用士，出了问题。一般来讲，志向高远者，追随的人少，随波逐流者，聚集的人多，凡结交朋党，大多出于私心，背离实务而趋于浮华。能够推荐士人的官员，也不能按照士人的才干、品行作为举荐的标准，而是虚造声誉、妄生羽毛，忽略被举荐者的才能。官员每年要向朝廷举荐二百人。考察举荐时的评价，德行堪比颜回、冉有，再考察士人的行政能力，却不及中人。这样的士人，一旦担任官员，再转相举荐，其后果堪忧。士人贵在能否发挥作用，至于人品，未必求全责备。四友虽美，才能难以兼备；三仁崇高，决断差强人意。高祖受命，拥有天下，辅佐的大臣并非都是完人；光武帝重用士人，有很多来自王莽阵营。更何况在太平盛世，怎么能说没有人才！
明君圣王发布诏命，犹如雷声；忠臣应和，犹如回音。长短大小，清浊徐疾，必然有类似之物。磨玉须用坚硬的石头，洗金须用食盐淘洗，濯洗锦缎须用鱼鳔，浣洗布匹须用草木灰。这叫作一物降一物，物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智者弃短取长，重要的是功效。今天，被举荐的士人，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某人身上或许有瑕疵，不必求全责备，有的人健谈，有的人缄默，各由其便。像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样的人才，何愁不能发现，像吴汉、邓禹、梁统、窦融这样的贤士，将会接踵而至。孔子讲：“是没有想到啊，真想到了，人才怎么会遥不可及呢？”
《爱日篇》讲：
国之所以为国，是因为有人民。民之所以为民，是因为有粮食。粮食之所以丰收，是因为洒下的汗水。汗水之所以能够带来收获，是因为日复一日的劳作。国家太平，总希望太平之日长久。太平之世，人民闲暇有余力；天下大乱，国民就会度日如年，在动乱中受困，能力就得不到发挥。时光舒缓，并非羲和之功，时光缓慢，是因为君主开明，人民服从治理，人才得到重用。时光短促，并非太阳运行过快，时光蹉跎，是因为君主昏聩，臣下作乱，国家不能有效治理。孔子讲：“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困；富足感觉时光舒缓，贫困感觉暗无天日。圣人深知人民乃国力之本，重视国家的基础，朝廷要减省徭役，让民众得到休息。当年，尧帝诏命羲和，要敬奉昊天，尊奉时令，敬授民时。在明帝朝，公车署规定在凶日不接受奏章，明帝听说后，批驳：“民众放弃农桑，远道而来，扣诣阙门，公车署竟然以禁忌为由，拒绝奏章，这是为政者应有的态度吗？”遂撤销规定。如今，蒙冤受屈的民众，希望能得到申诉的机会，当地县令、县长，却像神明一样，难以见到。百姓放弃农桑，赶往郡府，郡府却以时间不到不予以通报，不向官吏行贿，就看不到官员。有些人不得不连日等待，有些只好转向打点；或者拜托邻里，馈送食物，以应付受惠者。辛勤劳作的时间被耽误，天下人吃饭的问题，能不受到影响？
孔子讲：“审理讼案，我与其他人一样。”由此看来，中人以上，就可以判明曲直，乡亭小吏，也能判断是非。之所以有这么多蒙冤受屈的百姓，其中必有原因。理直者不屈不挠，理曲者谄谀行贿。不屈不挠者，官吏得不到好处，行贿者盛行，就会徇私枉法。如果诉讼案件出现反复，审案的官员要负责任，官员以应负责任之故，不得不在县府违法判案。羸弱百姓缺少乡党的支持，要与当地豪绅对簿公堂，怎能不蒙受冤屈？县里官员听信地方官吏，故维持原判。如果诉讼出现反复，县官应负连带责任，县官因为受到牵连的原因，案件又上送至郡府。以一小民百姓之身份，要与一县主官对簿公堂，蒙受的冤屈，怎么能得到伸张？诉讼之事再有反复，郡府官员也应负连带责任，郡府官员以负责任之故，案件又移送至州部。以一小民之身份，要与郡府官员对簿公堂，其蒙受的冤屈，怎么能有获胜的机会？州部官员不理此案，案件只能上诉至三公府。三公府不审理，案件只能迁延岁月。贫弱百姓孤苦无依，当地豪强即可拖延时日。像这样审理案件，什么样的冤案能够得到昭雪？正直之士心怀怨结，得不到伸张机会，猾吏奸轨违法，得不到惩治，这是小民百姓容易受到侵害、天下有这么多冤案的原因。
除上天降灾之外，仅以人为造成的冤案来讲，从三公府到州郡，到乡县司法官吏，为百姓诉讼判案者，案件错综，反复审理，每日有十万件。一人有事，二人断案，就是三十万人不能经营。以中等农户计算，每年有三百万人因为诉讼，要忍饥受困。盗贼滋扰，怎么可能消除？太平盛世，何时可以到来？《诗经》讲：“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能富足，君王又如何富足？这些问题，能不深思吗！能不深思吗！
《述赦篇》讲：
凡是治疗疾病，一定要先查验脉搏之虚实，病气之所在，然后再开出药方，这样，疾病才能痊愈，寿命才可以延长。作为国君，一定要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乱的起因，然后再颁布禁令，这样，奸邪才可以制止，国家才可以安定。如今，危害百姓最甚者，莫过于以钱赎罪。以钱赎罪，恶人猖獗，善人受到伤害。怎么会这样？百姓不做违法之事，官吏执法公正，不畏地方豪强，不惧奸宄欺诈、造谣诽谤。要让人们知道，奸猾之徒是花钱才得到赎免。黎民百姓受到冤屈，需要到阙庭申冤，一万人中，只有几个人能去；能得到审理者，百人中不过一人；能面对尚书申诉，十人有六七人会空手而归。轻薄之徒，奸猾之辈，一旦陷入法网，受害者家属，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以解心头之恨。而为非作歹者，一旦得到赦免，就会让恶人趾高气扬，争相夸耀。盗贼穿着盗来的衣服，堂而皇之地走在失主门前；孝子看到仇人无可奈何，被盗的财物拿不回来。还有什么样的痛苦，能超过这些！
杂草不除，就会伤害庄稼；奸轨不除，就会伤害良民。《尚书》讲：“文王制定法律，绝不赦免罪人。”先王制定刑法的目的，并非要伤害人的肢体，剥夺人的生命；而是为了震慑奸邪，惩治罪人，为民除害。因此，《诗经》讲：“天命有德，五服五章矣，天讨有罪，五刑五用矣。”《诗经》讽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在古代，只有接受天命的君王，在天下大乱之后，因违法乱纪者太多，一时难以用法律制裁，所以不得不采取一次大赦，让犯罪者自我更新，使百姓得到安居，促进天下大治，并非为了姑息养奸，放纵犯罪。那些天性凶残的歹徒，犹如百姓中的豺狼，即使得到宽宥，也绝无悔改之意。一旦挣脱桎梏，早晚又会陷入囹圄，就是有严厉的县令、大尹，也不能使罪犯灭绝。为什么？凡是成为大奸大恶者，其才能必有过人之处，而且会乔装打扮，混迹于世间。他们用非法所得的财产，大肆行贿，以谄媚之辞阿谀官吏，以便相互利用，除非有第五公的廉洁，如果没有第五公的廉洁，又如何不被贿赂者所利用？常有人议论说：“长久不赦免罪犯，奸宄之徒会越来越多，官吏难以制止，应该及时赦免，以减少犯罪的人数。”这是未找到治乱的途径，不了解祸福的起因。
度辽将军皇甫规辞官，返回家乡安定郡，有一个同乡，用钱买了雁门郡太守职务，离职返回家乡，有一天，这位花钱买官的太守，递上名片，欲谒见皇甫规。皇甫规躺在床上，不肯迎接这位太守。太守进门，问皇甫规：“卿此前在郡府吃的大雁，味道还好吧？”过了一会儿，家人又来报，王符来见。皇甫规久闻王符大名，急忙从床上起身，衣服来不及扣上带子，趿拉着鞋子，出门迎接。皇甫规拉着王符的手，返回室内，与王符同床而坐，两人相谈甚欢。当时人为此称赞：“徒为二千石，不如一儒生。”意思是说，书生以道义为重，理应受到尊重。王符终身没有出仕，在家中去世。(www.xing528.com)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郡高平县人。仲长统从小好学，博览群书，文笔甚好。二十岁时，仲长统在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游学，广交朋友，凡与仲长统交往者，均对他的学问表示赞赏。并州刺史高幹是袁绍的外甥，一向敬重有名望的士人，招揽四方游学之士，士人也大多愿意归附。仲长统来拜谒高幹，高幹盛情款待，就天下形势，向仲长统征询意见。仲长统对高幹讲：“君有大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此可以为君所戒也。”高幹自负，听不进仲长统的劝谏，仲长统辞别高幹，扬长而去。没过多久，高幹在并州反叛朝廷，招致败亡。并州、冀州的士人认为仲长统有先见之明。
仲长统性情倜傥不羁，敢于直言，不拘泥小节，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滔滔不绝。当时人称仲长统为“狂生”。每当州郡征召，仲长统都会称病，不肯应召。仲长统认为凡向帝王游说者，都是想扬名于世，然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哉游哉，何不乐以自娱。仲长统欲找一块儿清净、旷达的地方隐居，以乐其志。仲长统说：“如果居处有良田、广宅，背山面水，沟池环绕，竹木遍布，场圃置于房前，果园栽植房后。有舟车代步，可以休息四体。赡养亲属有珍馐，身边妻孥无劳苦。良朋聚会，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亨羔豚以奉之。漫步于畦圃田园，游戏于平林旷野，脚濯清水，目逐凉风，垂钓游鲤，飞弋高鸿。讽诵于舞雩之下，吟咏于高堂之上。安享闺房之乐，思老庄之玄虚；呼吸新鲜空气，求达人之仿佛。与少数知己，谈论经书道学，俯仰天地之间，评点人物之是非。弹《南风》之琴，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睥睨天地。不受世俗之苛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此这般，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为何要攀附帝王阙门！”仲长统曾经写下两首诗，以明其志。诗中讲：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贤者能变，达士脱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者几何。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尽请火灼。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duò）。遨游太清，纵意容冶。
尚书令荀彧久闻仲长统大名，非常钦敬，举荐仲长统为尚书郎。后来，仲长统在曹操幕府参谋军事。每当与曹操谈论古今及当下见闻，常激愤不已，浩然叹息。仲长统著述《昌言》，共计三十四篇，有十余万言。
献帝逊位那一年，仲长统去世，享年四十一岁。友人东海郡人缪袭常谈起仲长统的才气、辞章，认为仲长统足以与西汉文人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相媲美。这里仅摘录仲长统书中有益于时政的篇章，附录如下。
《理乱篇》讲：
豪杰能接受天命者，并非从刚一开始，就已经享有获得天命的名分。天下大乱，在战乱中崛起者，不乏其人。在当时，英雄豪杰均能够借助武威，盘踞一方，豢养智谋之士，逞凶斗狠，与我等一决雌雄，致使天下人犹疑不决，不知天下将归于谁手。这样的人难以计数。以才智较量者，穷尽谋略，以武力较量者，疲惫不堪，形势所迫，已经没有再顽抗的力量，这才俯首认命，前来向我等投降。这其中，有些曾经是尊长，有些与我等同舟共济，有些曾俘虏我等，有些囚禁我等，此时也不得不俯首帖耳。或许心中仍在诅咒，希望我等功败垂成，他们可以东山再起，以奋其前志，怎么可能会终生为我所用？
及至帝王即位，民心已经安定。普天之下，享有太平，顺应朝廷，安享富贵，抚育子孙，繁衍生息，天下晏然，皆向心归附。豪杰争霸之心已灭，士民太平之意已定，家家享受安乐，安居乐业，皇上成为天下独尊。当此时，即使下愚之人身居高位，也能遍施恩惠，其威势撼动鬼神。急风暴雨，电闪雷鸣，不足以逞其威；阳春和煦，时雨甘霖，不足以显其恩。即使周公、孔子再世，也难以再显示其圣迹；即使有百万雄师，犹如孟贲、夏育，也难以展示其威风。
后来继位的帝王，看到天下不敢再违逆朝廷，自以为天下不会再亡，遂放纵淫欲，纵横其邪僻，君臣同恶，上下相随。眼里看到的是角抵游戏，耳朵听到的是郑卫淫声。进入后宫，沉溺在妇人怀中，走出宫廷，驰骋于田野狩猎。荒废朝政，废弃人才，纵情淫乐至死，无所顾忌。身边的宠臣，更是些阿谀谗佞之辈，奉迎拍马之徒。安享尊荣，乐享富贵者，皆为后宫外戚。犹如饿狼看守庖厨，饿虎放牧小猪，遂将天下财富尽情挥霍，还要敲骨吸髓。天下百姓，有怨无处申诉，最终导致动乱，中土扰攘，四夷反叛，天下土崩瓦解，群臣叛离而去。在往昔由朝廷豢养的子孙，都成了吮吸朝廷膏脂的仇敌。直至时运衰竭，势不再来，仍然不知省悟，犹如生就的不仁不义，沉溺于淫邪，不能自拔！天下存亡，朝代更替，政治动乱，周而复始，天道轮回，成为常数。
处理朝政者，苟且度日已久，绝不会考虑贤愚有别，以此判断盛衰之数。施政不以古人为鉴，难以持久，难道不是这样？汉建国以来，编入户籍的百姓，以财力资助君主者，世代不绝。操守清廉之士，只能徘徊于荆棘之间，难有出头之日，对于风俗教化，无所裨益。豪门大户的房屋，高楼连栋，大厦相瞩，膏腴之地遍野，奴婢成群结队，钻营依附者，数以万计。家中使用的舟船、车辆，往来贩运买卖，遍布四方；囤积货物的仓库，遍布都城。珍奇宝货，巨仓难以容纳；马、牛、羊豕，山谷难以填满。妖童美妾，游走于庭堂；倡优歌伎，列阵于庭院。宾客等待谒见，不敢离去，车骑交错于市，不能前进。三牲屠宰之肉，已经腐臭，不可食用；清醇美酒，已经变味，不可饮用。左顾右盼，侍从随其目光而转移，喜怒哀乐，仆妾随其心思而忧虑。这就是公侯的最大乐趣，有享用不尽的财富。运用奸诈巧伪，就能获得一切；所有这一切，世人不会认为是巧取豪夺。水闸一旦打开，波涛汹涌，道路一旦打开，四通八达。要求士人舍弃荣华，甘居清贫，放弃享乐，忍受束缚，谁肯这样做！因此说，乱世长而盛世短。人逢乱世，小人会得到尊宠，君子能忍受清贫。君子贫贱，天高地远，仍然担心会遭受祸殃。处于清明盛世，又会重蹈奢靡之途。老者愈发老矣，不能忍受宽裕带来的俗气；少者愈发壮矣，重新受困于世代衰微。因此，奸人可专擅无穷之福，善人须忍受不赦之祸。眼睛能辨别色彩，耳朵能辨别声音，嘴巴能辨别滋味，身体能辨别寒温，就应该洁身自好，坚守嫉恶如仇。如果人的智慧能够避免重蹈覆辙，还会在享乐时，忘却衰败时的悲哀？这就是人主一而再，重蹈覆辙的原因。
春秋时，周室走向衰落，直至战国，天下大乱。秦国以兼并之势，逞其虎狼之心，屠戮天下，吞食人民，暴虐无道，最终覆亡，既而楚汉相争，用兵之苦，更甚于战国。盛汉二百年，又遭遇王莽之祸，计算在祸乱中死去的人民，数倍于秦末、楚汉相争。及至今日，名都变成废墟，无人居住，百里沦为荒野，无人来往，这样的惨剧，难以胜数，又超过新莽时，悲夫！不到五百年，天下遭遇三起大难，中间的动乱，难以计数。祸乱使得人心不稳，相互猜忌，时间越久，情况越糟糕，长此以往，难以想象。嗟乎！人们不知来世是否有圣人出现，挽救乱局，采取何种方法？也不知道天下何时能结束劫数，又如何结束。”
《损益篇》讲：
制度的建立，只要有利于天时、国家治理，就可以施行。一旦法律过时，有悖于天理，就需要更改。在古时执行有效的制度和法律，对今天的治理不再有效，就要改变。通过改变仍不如前，通过实践有些不成功，也不是不可以恢复。汉建国初，分封子弟为诸侯王，诸侯王治理国内的百姓，手中握有生杀大权。这些藩王骄奢淫逸，放任恣肆，变得无法无天。他们在国内鱼肉百姓，满足其享受；与姊妹私通，放纵其淫欲。对上有篡位谋逆之野心，对下有残杀无辜之凶残。虽然与皇室是亲戚，造成这样的恶果，也是形势使然。此后，几世皇帝贬低藩王，削夺其封土，藩王的势力遭到削夺，只能坐享租税。然而，仍然有纨绔子弟逞其恶行，犯下淫乱之罪，这样的事例仍然很多。因此，从根本上削夺藩王的权力，适当施以恩义，让藩王借一日之尊，享受封国的财富。在国内，诸侯王享有特权，把王位传予后嗣。朝廷不能仅以刑法加以惩罚，也不能放任藩王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时事凋敝，风俗改变，纯朴之风已去，奸诈巧伪盛行。受封子弟在封国逾越礼制，放任恣肆已经很久，不可授予其权力，任其为所欲为，还要收回传世的权力，削弱其势力。善良者提拔，邪恶者贬黜，让下面的藩国，没有壅滞之士，朝廷没有专权之臣。这样的改变是善举，应该尽快施行。
井田制的改变，富豪转而经商，他们的馆舍遍布州郡，田畴瞩望。富豪未曾有乡吏的任命，却可以穿三辰龙纹的衣服；未曾编户为一伍之长，却可以享有千室户邑的徭役。富豪享受荣华，其奢侈超过封君，其势力比埒郡守。富豪任意经营，犯法不用坐监，就连刺客、敢死之士，也愿意为其效力。而贫弱百姓，孤苦无援，衣服破旧，寄人篱下，死后无钱殡殓，蒙受冤屈，无处申诉。虽然也有法网疏漏的原因，其根本，还是富豪占有田地太多，没有受到限制。如今，朝廷重申太平之纲纪，对百姓推行教化，消除贫富不均的状况，纠正奢靡之风，非施行井田制，难以达到目的。以往更改井田制的做法，看来是失败的，应该恢复旧有制度。
废除肉刑，刑罚的标准难以掌握。减免死刑，下面就是髡钳，髡钳以下，就是鞭刑。死者不可以复生，髡钳不会伤及人命。髡钳刑、鞭刑不足以惩治中等以上犯罪，没有肉刑，怎么能行！像鼠窃狗盗之徒，男女淫乱私奔，用酒醪贿赂犯罪，斗殴时误伤他人，都不会构成死罪。如果杀头，惩罚太重，如果判处髡钳，又显得太轻。不制定肉刑，怎么惩治中等以上犯罪？制定法令，不能没有轻重区别，否则会妄杀无辜。如今的问题，刑罚过轻，不足以惩治犯罪。官吏贪赃获罪，在狱中以疾病死逃避诛杀。定刑的律条，没有一定标准，名实不符。臣担心，这不是帝王制定法律的目的，也不是圣人制定制度的初衷。有人会说：对恶人，用刑可以重一点。如果犯法的是善人呢，也能用重刑？实施刑法，不冤枉善人，善人有罪，不至于处死。这是忍心杀人，不忍心使用肉刑。如今，五种刑罚各有标准，轻重程度，法律条文有序，名实相符，只要不是杀人、谋逆、造反等禽兽行为，罪行重者，都可以不杀。按照周室制定法律的原则，续写《吕刑》，制定一部新的法典。
《易经》讲：“阳卦是一君二臣，这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二君一臣，这是小人之道。”那么，少数人是人上人，大多数只能是人下人。一个伍夫之长，管理伍夫；一国之君，治理一国之众；天下人的君王，治理天下人民。愚民为智者所役使，好像树枝附在树干上，这个道理，是天下常法。建立国家，要把人分类。建立制度，要因人而宜，分管各种事务。人民居住的地域遥远，难以安绥，政事过于集中，难以处理。如今，过于遥远的州、县，有些有数百、上千里，有些地方地处山区，有些地方多沼泽湖泊，仍然有人居住、种粮。朝廷应该划定疆界，让过于遥远的地方，距离县邑中心不超过二百里，在户籍上注明，以便于查阅，编为什伍户籍，便于相互联系。限制每户耕种的田地，以防止兼并。制定五刑法律，有利于制止犯罪。朝廷增派官员，有利于治理。督促农桑，有利于百姓家给人足。抑制经商，有利于发展农业。敦促学校建设，有利于培养道德。表彰善行，有利于风俗教化。考核才艺，有利于量才录用。选拔精壮，有利于习武守土。整修武器，有利于防守攻战。严格法令，有利于防止僭越。重信赏罚，有利于惩恶扬善。纠正荒嬉，有利于杜绝奸邪。严格纠察，有利于制止暴虐。以上十六项，是朝廷施政的要务，执行时有常法，考察时有范围。和平时期防止官员懈怠，一旦有事，也不会惊慌失措。即使圣人出世，也应该这样施政。
在以往，天下的户口数，超过一千万，除了老弱，每户有一个壮丁，就有一千万壮丁，这其中还有许多遗漏。此外，蛮夷戎狄居住在汉地者，还没有统计在内。每十个壮丁，必然会有一个能胜任什伍之长，推举什长以上的官吏，就有上百万人。十人取一个，任命为县佐、乡史，就有十万人。十人取一个，就有上万人，可以辅佐朝廷，处理政务。以体力出卖劳动者，是劳动人民，在人民中选拔壮丁；以才智贡献能力者，是士人，在士人中选拔耆年、尊者。按照这种方法选用人才，就会发现，天下的人才绰绰有余，怎么会没有人才呢？只能说没有利用，不能说找不到人才；人才没有得到重用，不能说缺少人才。这样看待问题，充分利用人才的能力，了解人的愿望，振兴颓废，利用人才，网罗遗漏，符合天人合一。
有人说：善于为政者，须除去繁苛。朝廷裁撤官员，减少机构，以无为而治的态度，做不可为之事，为何要这样？答：这样一来，夏商周三代的圣人不足以羡慕，往古的圣人不足以效法。君子以法制手段，让民众服从教化，小人以法制手段，令天下大乱。都是以法制手段，前者重视教化，百姓变得熏熏有礼，后者强调惩罚，天下陷入混乱，出发点不同。譬如，让豺狼放牧羊群，让盗跖负责征税，一定会陷入混乱。官吏放纵恣肆，维护国家利益时，又怎能制止恶行？世人只有由君子治理，才能实施教化，国家拥有丰厚的储备，才能渡过难关。人不能仅为了温饱从事农桑，国家储备，同样不能横征暴敛。官员享受优厚的俸禄，可以杜绝官商勾结，盘剥百姓；国家拥有丰厚的储备，遇上兵灾、水旱，不会有仓廪匮乏之忧。所以说，官员通过正道取得俸禄，百姓不认为是巧取豪夺；官府通过正常渠道征收赋敛，百姓不抱怨赋敛沉重。有了天灾，官府开仓放粮，予以赈、贷，不亦仁乎？百姓衣食有余，减少奢侈淫靡，朝廷布施恩德，不亦义乎？君子所处的地位，是士民百姓的楷模，享用美味、锦绣，出行乘坐朱轮马车。如今的社会舆论，认为居住在陋屋，才是高尚；仅享用蔬菜，才是清廉。这就失去了天地本性，鼓励虚伪矫饰，让玩弄小智者居于高位，各项事业得不到发展，原因就是认识有误区。得到清廉士人，失去以才能治国建功立业者。以廉洁取士，以贪婪去士，这绝非君王取士之目的。选用官员，要选用有才干的官员。有才干的官员，富者少，贫者多，俸禄不足以供养家庭，怎么能阻止官员谋取私利？以此定罪，犹如用陷阱等待君子。
盗贼加上饥荒，九州各地，此起彼伏，饥馑连年，军队征战不休，赋敛繁多，百姓穷困。削减官吏的俸禄，赖以为生的钱减少，巧取豪夺的财富必然增多，军队在万里以外征战，军饷转输，首尾难以兼顾，徭役沉重，农业劳力不足。亿兆百姓，呼喊苍天，贫苦百姓，辗转于沟壑。如今，按照土地肥瘦计算稼穑收入，每亩地产粮三斛，每斛征收一斗赋税，还不是太多。一年收获，可以有数年的积蓄，即使有徭役，加上奢侈淫靡，皇上向爱幸之臣施予恩惠，也不会耗尽国家财富。不遵循古法，施行轻徭薄赋，一旦出现警讯，一地受灾，既而连续三年，再审计财政亏空，坐视战士以蔬食果腹，路上的饿殍遍野，作为帝王，能这样施政吗？二十税一，是古代貊国的税制，更何况汉施行三十税一？减少官吏的俸禄，用以增加军费，最早缘于秦国征伐崤山以东诸侯，开疆拓土，征伐四夷。汉继承秦制，没有更改，国家动乱的原因，皆在于此。如今，土地没有常主，百姓没有常居，官吏的俸禄只能按日发给，官员的品级没有常法。朝廷应该确定制度，统一标准，租税以十一为标准，更赋照旧。如今的土地可谓地旷人稀，中原的土地还有很多没开垦；尽管如此，仍然要限制兼并，豪门大姓不允许拥有太多土地。地上长草的土地，一律作为官田，有务农能力的百姓，提供给他们耕种。如果听任百姓占有，此后，一定会留下后患。
《法诫篇》讲：
《周礼》有六部经典，《周官》记载的大臣，辅佐周王治理天下。到了春秋，诸侯重视德行，一位上卿辅佐国君。到了战国，还是这样。秦国兼并六国拥有天下，开始设置丞相，以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从高帝到孝成帝，丞相、御史大夫的设置没有更改。大多数丞相、御史大夫，任职直至退休。汉朝之所以兴盛，官员稳定是一个原因。把朝廷重任放在丞相身上，政事专一。任命多人负责，就会相互推诿，朝政陷入混乱。政令统一，事业发达；朝政混乱，事业停滞。光武帝感叹汉室前几世皇帝大权旁落，愤慨朝中权臣窃取帝命，欲矫枉过正，朝政不下移权臣，虽然设置三公，朝中政事归于尚书台阁。从此以后，三公之职仅为备员。然而，朝政没有及时处理，三公仍然会遭到责备。尤其是朝廷大权下移至外戚手里，皇帝的恩宠遍施于近臣、宦官，这些近臣、宦官又争相任用党徒，重用私人。在朝内，这样的人充斥京师；在朝外，这样的人遍布州郡。这就颠倒了贤愚，导致选贤任能形同虚设。很多无能官员，负责镇守边境，贪赃枉法，虐待边民，导致四夷愤怒，相继叛离。边郡祸乱不断，百姓怨气冲天，阴阳失和，日月星三光失序，异象频繁出现，水旱灾害频仍，螟虫啃食庄稼。这些都是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所致。朝廷把责任归于三公，横加叱责、策免，甚至处以死刑。令人呼喊苍天，号啕泣血。在汉代中期，选拔三公，强调清廉、谨慎，能够遵循常规办事。这样做，犹如妇道人家的规矩，乡里人办事的要求，怎么能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任职能力如此，选拔官员也是如此，希望朝廷三公为国家建功立业，为朝廷创立政绩，岂不是南辕北辙？在往昔，文帝对于幸臣邓通可谓至爱，仍然尊重丞相申徒嘉，对邓通严加申斥。皇帝对待幸臣是这样，对身边的小臣，又何须担心？到了近世，外戚、宦官请托之风盛行，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就会遭遇不测之祸，执法官员如何纠察、弹劾这些人！从前，任职的官员权力、责任重大，责罚较轻；如今，任职的官员权力较轻，而责任很重。在往昔，贾谊深感绛侯周勃受到的处罚太重，向文帝强调要重视大臣的廉耻。再以后，大臣有罪，以自杀了断，相沿成习。后来继位的皇帝，对此习以为常，没有人明白为何会这样。呜呼，悲哉！左手握着大权，右手却要准备以自刎了结性命。即使愚者，也知道这样做很难，更何况明哲君子！光武帝夺去三公的权力，如今，更有甚者，不给皇后亲属权力，几世皇帝都是这样，皇帝的亲疏变得很微妙。母后的亲属，皇帝身边的近侍，享有权势，变得尊贵，福荫传至万世。历史上因为所用非人，造成祸败，每个朝代都有，陛下仍然没有警惕，真的令人痛心。不如设置丞相，总理政事。如果委任三公，也应该厘清责任。凡在朝中当政者，皇帝不应该与其结成姻亲；一旦结成姻亲，就不应该再当政。如此一来，一旦在位者疲敝百姓、举荐不重用贤者，导致百姓感到不安，争讼不息，灾异频发，人物多妖，可以追究其责任，朝廷予以治罪。
人们常说：朝政放在一人身上，权力太大。答：人才难得，岂可因为权力太大，就放弃人才？在往昔，霍禹、窦宪、邓骘、梁冀之流，借着外戚的权势，操控权柄。及至伏诛被杀，仅凭诏书一封，瞬间将其诛灭，何须畏惧权力太大？如今，朝廷将神明之权，交予近臣，把权力输送外戚，算起来，十世皇帝有八九个都是这样做。不归罪外戚、近臣，却怀疑丞相的权力太大，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评论如下：百家之言，议政者很多，议政的内容，大多归结为固本强基，革除时敝。这些政论家观点不同，有些建议偏颇、杂乱，对于是非的看法众说纷纭，意见相左。我这里故妄论之，当今之世，已经不是上古时赫胥氏、神农氏的世代，人情乖谬，思想复杂，人们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即使有通晓万事的本领，也不能预判各种情况出现。山川的险峻，不足以研判人心的险恶；世间的俗事，更难以找出详尽的答案。按照常理去做，其实殊途同归，莫不是为了天下太平。人的才能、品行殊异，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夫复何言？明君圣王出世，则会天下太平，普天同庆。至于施舍、安抚之道，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礼仪损益，时代不同，有文、有质，无非交替使用。施政的方法，有些明显，有些隐晦。用兵、祭祀，与古时的理念并无差别。至于皇帝的黄屋左蠹、冠冕御服，会有些变化，然而强调教化，万变不离其宗。像周代的《甫刑》，对公族宽宥，对储君用刑，宽宥、用刑，交错使用，对觊觎皇权的防范，始终如一。这些措施，分流而共源，百虑而一致。一开始矫情，而后就会矫枉。葛屦履霜，其弊端在于太过俭朴；衣冠楚楚，又强调避免奢靡。对诸侯宽厚，还要防止其尾大不掉，诸侯势力太强，则会恃强凌弱。使用严刑峻法，苛政又会招致社会动荡。这些为《诗经·曹风》《诗经·魏风》所讽谏。考察《国风》，了解民情。周室衰微时，正是《国风》中的王朝末世。对于施政者，决定国家兴衰，或繁，或简，要与世代相适应；或猛，或宽，要与问题相匹配。在春秋，刑法镌刻在鼎上，有历史记载。高祖约法三章，贵在能够适应形势。郑国大夫太叔有猛政之美誉，父亲子产去世，国人为之流涕。赵宣子更改法令，以严酷治国，汉初萧规曹随获得赞誉，这些都是因时、因势而变化，有张有弛，可以为后世所效法！数位贤士对于时政的评论，强调得失，提出纠偏，议论多有错谬，更多的是以儒家观点，偏执于一隅之见。重视清静治国者，把这些看作是腐儒之谈；循名求实者，把这些看作是柱下儒生的通病。有些儒生，推崇前代圣王的治国之道，或可施行于当下；有些儒生，引经据典，抛出挽救时弊的良策，或可流芳于后世。言之凿凿，其实并无大用。犹如舟船，不能在陆地上行舟；犹如琴瑟，需要改弦更张。按照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不可仅拘泥于儒家经典，治国理政，终究会有方法，暂且把理论放一放？
赞辞如下：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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