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兴，字少赣，河南郡开封县人。年轻时，郑兴学习《公羊春秋》，晚年研习《左氏春秋》，积累下丰厚的儒学知识，精研深思，通晓义理，一起学习的同学，皆以郑兴为老师。王莽天凤年间，郑兴带领学生，跟随国师刘歆研讨经学大义。刘歆很欣赏郑兴的才学，让郑兴协助撰写条例、章句、训诂，同时帮助校勘《三统历》。
更始帝即位，诏命丞相府司直李松代行丞相职事。李松先进入长安，任命郑兴为丞相府长史，让郑兴前往洛阳，迎接更始帝刘玄迁都长安。更始帝的部将皆为崤山以东人，他们劝说更始帝暂且留在洛阳。郑兴谏言：“陛下从荆楚起兵，政权还未稳定，刚建立国号，关中的豪杰就争着诛杀王莽，打开函谷关，迎接陛下。为什么？因为苦于王氏虐政，思念高祖建立的汉朝。如果长久得不到朝廷抚慰，臣担心，关中百姓一旦离心离德，贼寇又会重新聚集。《春秋》讲‘齐国公子小白回到齐国’，没有称齐桓公为齐侯，是因为桓公还没有拜谒祖庙。如今，谏言者建议陛下先平定赤眉军，再进入关中，这是不懂得义理，追求末端。臣担心，国家把防务放在函谷关，如果留在洛阳，陛下能睡得安稳？”更始帝这才下定决心：“朕西入函谷的决心已定。”此后，更始帝拜郑兴为谏议大夫，诏令郑兴安抚萧关以西和朔方、凉州、益州。郑兴出使返回，更始帝又拜郑兴为凉州刺史。恰逢天水郡发生叛乱，叛军杀了天水郡太守，郑兴获罪，遭免职。
当时，赤眉军已经攻入函谷关，东行的道路被阻断，郑兴只好西行，投奔隗嚣。隗嚣以礼延请郑兴，郑兴耻于在隗嚣处任职，称病不起。隗嚣喜欢美化自己，常以西伯（周文王）再生自喻，与部下商议，欲自立为王。郑兴听说后，劝谏隗嚣：“《春秋传》讲：‘不谈忠信的话，谓之嚣张，不听五音的和声，谓之耳聋。’在此间，诸将聚会，没有一句谈论忠信的话语；大将军聆听诸将妄议，却不加以制止！在往昔，文王秉承祖上圣德，加上文王聪慧、明察，三分天下已经有其二，仍然服侍殷室。及至武王即位，八百诸侯在孟津不期而会，前来助战，襄助武王伐纣。大家都说：‘纣王可伐矣。’武王依然认为未知天命如何，随后撤军，以待天赐良机。高祖南征北战数年，仍然以沛公身份统领大军。而今，将军德行虽明，祖上并没有宗周福祚之荫庇，军威虽振，也没有高祖武功之显赫，将军欲举大事，谋划成功很难，祸患却会旦暮而至，如果一意孤行，岂不是不自量力？愿将军深思。”最终，隗嚣没有称王。再后来，隗嚣设立许多职位，借以抬高身份。郑兴再次劝谏：“将军任命的中郎将、太中大夫、持符节官员，这些都是王者才能任命的官职，非人臣所能设立。孔子说：‘只有鼎器与名分，不能假手于人。’不能假手于人，同样不能从他人手中窃为己用。有其名，无其实，反而有损其名，起不到尊上的作用。”隗嚣对谏言虽然不满，还是停止设置官员。
及至隗嚣把儿子隗恂送入京师侍奉皇帝，将要启程，郑兴通过隗恂，向隗嚣提出请求，希望回去安葬父母。隗嚣没有答应，只是更换了郑兴的住处，增加了郑兴的俸禄。郑兴来见隗嚣，说：“此前遭逢赤眉军之乱，臣作为外来僚属，在将军身边帮助将军阐明义理。幸蒙将军爱护，得以保全性命。郑兴听说，侍奉亲人之道，在于生前事之以礼，死后葬之以礼，祭祀符合礼义，遵循礼制侍奉，不敢有任何失礼的行为。如今因为我的父母还未安葬，请求将军，愿乞骸骨回到家乡，安葬父母。如果将军以增加俸禄，改善居所，欲让臣改变主意，这是臣以亲情为托辞，向将军谋求好处，毫无义理可言。将军为何要这样做！”隗嚣问：“隗嚣真的不值得效力？”郑兴答：“将军控制七郡之地（注：天水郡、陇西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金城郡），军队兼有羌胡之众，以此为资本，拥戴圣朝，德莫大焉，威莫重焉。将军驻扎在塞外，即为专命之任，入朝奉职，即为鼎足之臣。郑兴只能从俗，不敢隐居，通过将军谋求进身之途，不患不显达，通过将军谋求在朝廷任职，不患不能担任高位，这是郑兴的想法，不敢隐瞒。郑兴为父母安葬请辞，不会改变主意。我愿意把妻子儿女留下，独身回去安葬父母，将军又有何猜忌？”隗嚣说：“那好吧。”催促部下为郑兴置办行装，让郑兴与妻子儿女一起，东行返回家乡。这是建武六年的事情。
此前，侍御史杜林与郑兴一起在陇西寄居，杜林向光武帝推荐郑兴：“臣注意到河南郡人郑兴坚守道义，熟读经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郑兴有公孙侨、观射父之德行。陛下应该把郑兴召至身边，掌握宫中机要。在往昔，张仲在周室辅佐周宣王，为宣王所倚重，诗人为此制作诗篇（注：指《诗经·小雅》中‘侯谁在矣，张仲孝友’一句）。奏请陛下考虑，把郑兴召至身边，以供陛下垂询。”于是，光武帝征召郑兴，拜为太中大夫。
第二年三月的最后一天，出现日食。郑兴为此上疏：
《春秋》记载，天象出现异象为灾，大地出现异动为妖，民间违逆圣德为乱。民间有动乱，则妖、灾就会横行。去年以来连续出现灾害，恐怕与任职官员有关。《春秋》讲：“昭公十七年夏天六月甲戌朔，出现日食。”《左传》讲：“过了春分，还未到夏至，日月星三光运行失序。百官穿上素服，国君不进肴馔，避开正殿，等待灾异过去。乐官击鼓，庙祝用币祭祀，史官用辞祷告。”今年四月，孟夏之际，本应该是阳气用事，阴气下降，灾害却频繁出现。国家治理不能奉行善政，日月运行就会出现异象，灾害频繁降临，不能不有所警惕。关键要顺应人心，选择贤臣。当年，尧帝知道不可以重用鲧，违心使用，是违背初衷，屈服于大臣的谏言。齐桓公返回齐国即位，重用管仲为国相，晋文公返回晋国，重用郄縠，都是选择良臣，不以个人偏好，重要的是要选择贤良。而今，朝廷公卿大夫很多人举荐渔阳郡太守郭伋担任大司空要职，陛下迟迟未下决心。已经有流言蜚语：“朝廷欲重用功臣治国。”偏爱功臣治国，用人一定会有偏颇。愿陛下向上效仿唐尧、虞舜，向下学习齐桓、晋文，舍弃偏爱，重视举荐，从德行、才能两方面考虑，以成全群臣举荐贤良的诚意。
日月按期交会，应该是朔望，然而，近年来发生日食，时间大多在月末。时间未到而日月交会，这说明月亮运行过快。太阳象征国君，月亮象征大臣，国君亢奋，臣下做事情就会匆忙，月亮就会有运行过快的异象。今年正月多霜，在此之后，天气严寒，这也是做事情急迫的异象。上天犹如贤圣之君，对待孝子反复告诫，犹如慈父欲让孝子返回正途，所以多次以异象警示，其实，这也是国家的福气。陛下亢奋，群臣做事情就会急迫。应该适时调整政策，以柔和治理天下，留意《尚书·洪范》强调的施政要义，集思广益，多听取臣下的意见。
奏书递上，皇帝多有采纳。
光武帝曾经就郊祀之事问郑兴：“我打算按照图谶举行郊祀，你看如何？”郑兴回答：“臣不懂得图谶。”光武帝大怒，说：“卿不懂得图谶，是否要非议图谶？”郑兴惶恐，忙回答：“臣学习经书，没有学习过图谶，并非要非议图谶。”皇帝心中稍有缓解。郑兴多次就政事提出谏言，按照经书要义撰写文章，典雅蕴籍。但是，郑兴对图谶不感兴趣，因此也得不到皇帝重用。
建武九年，光武帝派郑兴监察在津乡驻扎的征南将军、积弩将军，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杀害。此后，郑兴暂代岑彭统领军队，与大司马吴汉一起，进攻公孙述。公孙述败亡，光武帝诏令郑兴在成都驻扎。过了一段时间，侍御史弹劾郑兴，在奉命出使时私自买卖奴婢，郑兴因此而获罪，转任莲勺县令。当时，刚经历过战乱，郡县治理荒废。郑兴在莲勺县修筑城郭，用礼仪教化百姓，又因为某事遭免职。
郑兴喜欢经书典籍，特别喜欢《左氏传》《周官》，擅长历法、算术。杜林、桓谭、卫宏等莫不向郑兴请教，切磋经义。后世人研习《左氏传》，多师法于郑兴。贾逵自称继承了父亲的学业，因此有郑、贾学说。郑兴离开莲勺县，不再出仕为官，在阌（wén）乡客居，教授学生。三公府多次征召，郑兴不肯应召，在家中去世。儿子郑众。
郑众，字仲师，从十二岁起跟随父亲学习《左氏春秋》，专心致志做学问，熟悉《三统历》，著《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经》《诗经》，闻名于当时。建武年间，皇太子和山阳王刘荆通过虎贲中郎将梁松，用缣帛聘请郑众，欲让郑众编写《春秋通义》。并且将郑众的名籍列入出入宫殿的名册，以方便其出入。郑众对梁松讲：“太子是当朝储君，不应该结交士人，对此，汉室有制度规定。藩王更不应该私下结交宾客。”遂辞让，不肯接受聘请。梁松暗示郑众，这也是“长者的想法，不要违逆”。郑众说：“触犯禁令而犯罪，不如坚守道义而死。”太子和刘荆知道郑众的态度后，莫不感到惊讶，于是不再勉强。及至梁氏败亡，宾客中有很多人受到牵连，只有郑众，因为拒聘，没有受到牵连。
明帝永平初年，司空（御史大夫）府认为郑众熟悉经书，征召郑众，在宫中担任给事。再后来，郑众担任越骑司马，仍然保留给事中的职务。当时，北匈奴派遣使者向朝廷请求和亲。明帝永初八年，明帝派遣郑众持符节出使匈奴。郑众来到北匈奴王庭，匈奴欲令郑众下拜，郑众不肯屈服。单于大怒，派兵围住郑众的帐篷，也不向郑众提供水、火，欲迫使郑众屈服。郑众拔出佩刀，以死表明决心，单于担心出事，慌忙制止。此后又派出使者，跟随郑众返回京师。群臣在廷议时，认为可以再派使者，回访匈奴。郑众上疏谏言：“臣听说，北匈奴单于让汉廷派出使者，欲以此离间南匈奴单于，并巩固与西域三十六国的关系。而且，北匈奴可以借此对外宣称，已经与汉室和亲，向邻近的敌国夸耀，令西域诸国欲归附汉朝者心生狐疑，让怀念中土的西域人断绝与中原交往。汉廷派出使者，到达北匈奴王庭，北匈奴单于会更加自信，一定会自以为得计，规劝单于附汉的大臣也不敢再进言，这样一来，南匈奴也会发生动摇，乌桓也会有叛离之心。南单于在汉地居住时间很久，了解汉地的地形地貌，熟悉汉情，一旦叛离，很快就会成为边患。而今，有度辽将军镇守北部边陲，威风凛凛，即使朝廷不再派出使者回访，北匈奴也不敢胡作非为。”明帝没有采纳郑众的谏言，再次派郑众出使北匈奴。郑众又上疏谏言：“臣此前奉诏命出使，没有向北匈奴单于下拜，单于为此而忌恨，派兵围住臣的帐篷。此次再次奉诏出使，一定会遭到单于羞辱。臣诚不愿持大汉符节，面对匈奴毡房下拜。如果匈奴迫使汉使屈服，一定会有损大汉的威望。”明帝不听，郑众不得已，只好择日启程，在路上继续上书，分析出使匈奴的利弊。明帝下诏，严厉斥责，追回郑众，把郑众关押在廷尉署监狱。恰逢大赦天下，郑众被释放回家。
再后来，明帝接见北匈奴来使，询问郑众上次出使匈奴为礼仪与单于争执之事。来使解释，匈奴人都在传扬郑众的气节，非常钦佩，即使苏武当年出使匈奴，也不过如此。明帝重新召回郑众，拜为军司马，让郑众与虎贲中郎将马廖一起进攻西域车师国。汉军前进至敦煌，明帝又拜郑众为中郎将，诏令郑众担任西域都护。恰逢匈奴胁迫车师国，围攻戊己校尉，郑众发兵救援。后来，郑众又担任武威郡太守，在任上整修武备，匈奴不敢来犯。此后，郑众转任左冯翊，在任上政绩优异。
章帝建初六年，郑众代替邓彪，担任大司农。当时，章帝决定恢复盐铁专卖，郑众谏言，认为不妥。章帝下诏，严厉斥责，直至遭到官员弹劾，郑众仍然坚持己见，不肯改变。章帝没有听从郑众的劝谏。在位期间，郑众以清廉正直而闻名。再后来，郑众接受诏命，著述《春秋删》十九篇。章帝建初八年，郑众在任上去世。
儿子郑安世，继承家学，后来担任长乐宫、未央宫厩令。延光年间，安帝废黜太子刘保，降为济阴王，郑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坚持正议，与安帝争执。及至顺帝刘保即位，郑安世已经去世，顺帝追赐郑安世的后人钱、帛，任命郑安世的儿子郑亮为侍郎。郑众的曾孙郑公业，另外有传记。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范升从小失去父亲，成为孤儿，跟随外祖父生活，九岁起开始学习《论语》《孝经》。及至长大成人，范升学习梁丘氏《易经》以及《老子》，同时教授学生。
王莽的大司空王邑征召范升，拜为议曹史。当时，王莽多次用兵，攻打蛮夷、匈奴，赋敛、徭役沉重。范升向王邑谏言：“范升听说，作为人子，以不听他人非议父母为孝顺；作为人臣，以不听他人非议君主为忠诚。而今，群臣皆称颂朝廷为圣朝，皆称颂公为圣明。人们常说，圣明者无所不见，圣朝者无所不闻。天下之事，犹如日月昭显，犹如雷霆隆隆，而圣朝视而不见，圣公充耳不闻，那么天下苍生，岂不是呼天不应？公认为做得对，不肯讲话，则过错还小；已经知道朝政有误，还要照着去做，那么过错就大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公身居高位，不能免责。天下苍生把政策失误归罪于公，也毫不奇怪。朝廷把远方夷狄不肯归附常挂在心里，范升认为，百姓怨恨朝廷，才是最大的忧患。如今，朝政违背民意，法规背离道义，前车覆辙，后车履痕。政策在实施时，处处碰壁，仍然一意孤行，后面的问题，恐怕会更大，问题暴露得愈晚，后果会更加严重。正当春天岁首，朝廷还要征调大军，征伐匈奴。军粮准备不足，田地荒芜，无人耕种，谷价腾贵，每斛米卖到数千钱，官吏、百姓犹如在水火中挣扎，这绝非国家之福。长此以往，胡、貊又会聚集在塞下，青州、徐州的贼寇又会起兵造反。范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悬，免去百姓困厄。不可以用书信传达，恳请明公召见，当面陈述。”王邑持有同样的想法，但还是没有采纳范升的谏言。此后，范升称病，恳请退休。王邑不听，令范升乘坐传车，出使上党郡。后来，范升与汉军见面，留在上党郡，没有返回长安。
建武二年，光武帝在怀宫召见范升，拜为议郎，后又升任博士。范升上疏辞让：“臣与博士梁恭、山阳郡太守吕羌一起学习梁丘氏《易经》。此二老为耆艾老臣，经学贯通，臣没有及时引退，与梁恭、吕羌一起并立朝堂，担任博士。臣深知，吕羌的学问，难以望其项背，臣与二老并列，无颜面对世人。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以充当人师，臣愿意辞去博士位，以避让梁恭、吕羌。”光武帝没有答应，更加看重范升，多次召见。每当朝廷有事情，就会召见范升，向范升咨询意见。
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奏请朝廷为费氏《易经》和《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光武帝下诏，将奏议交予大臣廷议。建武四年正月，光武帝在云台召见公卿、大夫、博士。光武帝说：“范博士可以到前面来讲话。”范升起身回答诏问：“《左传》不以孔子为祖师。《左传》出自左丘明之手，通过师徒传授，又没有传世的圣人。而且，先帝在世时，并没有肯定《左传》，不应该设立博士。”范升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相互诘难，直至日中，辩论才结束。退朝后，范升向光武帝上奏：“臣听说，国君做事不参考古人，难以承受天命；臣子做事不引述经典，难以侍奉国君。陛下痛惜儒学衰微，劳心苦意，关心经学的发展，意在兼收并蓄。异端邪说却借此机会争相露面。近来，有关官员奏请为京氏《易传》设立博士，朝廷负责官员不能据理驳斥，纠正谬误。京氏《易传》设立博士，费氏《易传》也会有想法，《左氏春秋》也会仿效。京氏、费氏有了博士，接下来高氏，《春秋》诸家，还有驺氏、夹氏。如果朝廷让左氏、费氏设立博士，高氏、驺氏、夹氏，《五经》诸家流派，也会提出要求。诸家争执不下，各种乖谬学说，纷纷登场。顺从他们的要求，经学将会失去本意，不顺从他们的要求，则会轻视研修儒学的士人。到那时，陛下为设立博士，将会穷于应付，烦不胜烦。孔子说：‘广求博学，用礼仪加以规范，勿使其背离经学。’博学而不加以约束，必然会离经叛道。颜渊说：‘老师使我博学，同时以礼仪规范。’孔子可谓懂得教育，颜渊可谓善于学习。老子说：‘按照道义求取学问，私欲会逐日减少。’减少和约束的作用，是相同的。老子还说：‘舍弃不必要的学问，就会减少思虑。’讲的是舍弃不必要的末学。而今，费氏、左氏两家学说并没有师传，却冒出许多异端邪说。先帝在世时，很多儒学大师提出过疑问。京氏《易传》虽然受到肯定，但很快就遭到废弃。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经》《尚书》的确立，是经过长时间检验的。孔子在世时，专门到王室京畿做过考察，一直到知天命之年，从卫国返回鲁国，专心整理《雅》《颂》。而今，陛下草创制度，朝廷纲纪还未确立。虽然设立学官，还没有招收弟子，《诗经》《尚书》还没有正式讲授，礼乐典礼还没有制定。过早确立左氏、费氏博士，这并非当务之急。孔子说：‘批判异端邪说，可以消除对经学的危害。’《公羊春秋》讲：‘闻疑传疑，闻信传信，尧舜之道，就此保存下来。’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显示本朝回归正途，并不独断专行。天下之事之所以有异者，就是因为并不同出于一源。《易经》讲：‘天下所有的变化，都来自一个本源。’还说：‘正其源，万事可理。’《五经》的确立，来自孔子，谨奉上《左氏春秋》十四处错误的地方。”当时，提出诘难的大臣认为司马迁多引用《左氏春秋》，范升又呈上司马迁悖逆《五经》的地方，以及谬引孔子的地方，还有《左氏春秋》不可采用的三十一件事情。皇帝下诏，交由博士们讨论。
再后来，范升休了结发妻子，被人告发，被捕入狱，出狱后，返回乡里。明帝永平年间，范升担任聊城县令，因为某事，遭免职，在家中去世。
陈元，字长孙，苍梧郡广信县人。父亲陈钦，学习《左氏春秋》，跟随黎阳县人贾护学习，与刘歆是同时代人，又独自建立陈氏学派。最初，王莽向陈钦学习《左氏春秋》，王莽篡汉，拜陈钦为厌难将军。年少时，陈元即向父亲学习《春秋》，并且为《春秋》训诂。陈元专注于学问，甚至找不出时间与家乡人来往。因为父亲的职务，陈元在宫中担任侍郎。
建武初年，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一起受到学者们崇拜。在廷议时，有大臣奏议为《左氏春秋》设立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春秋》浅薄，不宜设立博士。陈元听说后，前往阙门上疏：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兼用，中兴汉室，痛惜经义错谬，真伪混淆，舛误甚多，每当临朝听政，就会与群臣谈论经学。陛下知道左丘明至贤，接受过孔子教诲，公羊、穀梁则在左丘明之后，他们编纂的《春秋》，传之于后世。陛下下诏，为《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同时征询大臣们的意见是否可行，以表示不敢自专，以臣下的意见为准。如今，谈论经学的学者墨守成规，沉溺于旧的学识，满足于被世人接受的看法，固执坚持已有的知识，因为并非所见所闻，就否定新事物。《左氏春秋》一时间成为孤学，被其他经学所排斥。人们常说，雅音不符合众听，伯牙断弦破琴，不再演奏；珍宝不同于众好，卞和泣血哀叹，沦为残疾。仲尼是至圣至贤，有德之人，然而不容于世人，更何况竹帛记载的古文，当然会被随声附和者所排斥，这并不奇怪。如果不是陛下圣明，谁能看到这一点！
臣陈元注意到博士范升等所提奏议，认为不应该为《左氏春秋》设立博士，还有，太史公司马迁著述《史记》，有四十五处悖逆经学。范升所言前后矛盾，这是断章取义，违背义理之辞。范升以《春秋》时间有出入，大做文章，有些纤细遗漏，也被认为是大错，吹毛求疵，掩盖《左氏春秋》之佳美，正可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范升等人还说：“先帝不以《左氏春秋》为经学，没有设立博士，后世皇帝应该因循旧章。”臣愚以为，如果先帝做的，后世皇帝也要照着做，那么，盘庚不应该迁都于殷，周公不应该营建洛邑，陛下也不应该在崤山以东建立国都。在以往，孝武帝喜欢《公羊春秋》，卫太子喜欢《穀梁春秋》，武帝下诏，诏令太子学习《公羊春秋》，不再学习《穀梁春秋》。孝宣帝在民间时听说卫太子喜欢《穀梁春秋》，于是也学习，及至即位，在石渠阁组织学者讨论，此后，《穀梁春秋》开始兴盛，而今，《穀梁春秋》与《公羊春秋》并存。这本身就说明，先帝、后帝各有所立，并未因循旧章。孔子说，纯真，俭朴，我赞成大家的做法；至于拜礼，我不赞成大家的做法。善于辨色者，有自己的见解，不会迷惑于朱色、紫色；善于谛听者，有自己的见解，不会迷惑于清音、浊音。因此，离朱不因彩色炫目而移动目光，师旷不因音乐新奇而扰乱心情。而今，天下干戈逐渐停息，戎马之事逐渐减少，陛下留心经学，眷顾儒雅，愿采纳孔子屈身拜下之理，阐明独到之见，分清黑白，设立《左氏春秋》博士。消除对先圣的误解，清理学者间的困惑，使得汉室基业永垂于万世，后来学者不再心存疑虑，天下幸甚。
臣陈元浅陋，曾讲解老师教授的经学。如果以褐衣儒士被皇上召见，臣愿意俯伏在大殿之下，诵讲孔氏之正道，理清左氏之宿冤；如果臣的讲解不符合经义，引述的事例不符合古训，臣愿意领受重刑，虽死之日，犹如再生之年。
奏书递上，皇帝将奏书交予大臣们廷议，范升再次与陈元就此事辩论，前后达十余次。最终，光武帝为《左氏春秋》设立博士，太常选出四名博士，陈元为第一人。光武帝认为陈元的观点偏激，以第二名司隶校尉从事李封为第一。此后，儒生们以《左氏春秋》设立博士之事争论不休，舆论哗然。从公卿以下，多次在朝堂上争执。恰逢李封病逝，《左氏春秋》在学官又遭到废弃。
陈元以高才享有盛名，司空（御史大夫）李通征召陈元。在当时，大司农江冯向皇上谏言，让司隶校尉监督三公。奏议交予三公府讨论。陈元上疏谏言：“臣听说，以贤臣为师，可以成就帝业，以贤臣为嘉宾，可以成就霸业。在往古，武王以太公为国师，齐桓公以管夷吾为仲父。孔子说：‘百官恪尽职守，听命于宰相。’在近世，高祖对待萧相国优渥有礼，文帝对申屠丞相极为尊重。及至王莽篡政，遭逢汉室衰微，王莽专擅朝政，乘机窃取天下，竭力抬高自己，不相信朝臣。王莽剥夺朝中三公的权力，损害宰相的权威，以弹劾为明，以检举为直。致使仆妾告发家长，子弟出卖父兄，严刑峻法，法网密布，朝中大臣变得手足无措。然而仍然不能制止董忠密谋，最终，王莽被杀。所以说，人君患在自骄，不患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文王有废寝忘食之劳，周公有握发吐哺之敬。没有听说过圣王崇尚弹劾，专务监察。而今，四方仍有扰攘之事，天下还未最终统一，百姓拭目以待，注视朝廷的一举一动。陛下应该重修文王、武王之圣德，继承祖宗之遗训，劳心苦意，礼贤下士，屈身待人，而不应该设置官员，监察三公。”光武帝采纳陈元的谏言，交予群臣讨论。(www.xing528.com)
后来，李通遭免职，陈元又被司徒欧阳歙征召。在司徒府，陈元多次向皇帝陈述当前应注意的事项，诸如郊祀、宗庙祭祀等礼仪，皇帝没有采纳。陈元以有病，辞去职务，在家中病逝。儿子陈坚卿，著有文章。
贾逵，字景伯，右扶风平陵县人。九世祖贾谊，在西汉文帝朝，曾担任梁王太傅。曾祖父贾光，曾担任常山郡太守，在宣帝朝为二千石官员，按照制度从洛阳迁至平陵县。父亲贾徽，跟随刘歆学习《左氏春秋》，兼修《国语》《周官》，又向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氏《诗经》，著述《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贾逵继承父亲的学业，在弱冠时，即已熟读《左氏春秋》和《五经》要义。贾逵用大夏侯《尚书》教授学生，熟谙古代典籍，兼通五家关于《穀梁春秋》的解释，从儿时起，贾逵就在太学读书，不问社会俗事。贾逵身高八尺二寸，儒生们评价贾逵：“问事不休贾长头。”贾逵性情宽厚，恺悌兄弟，喜欢思考，为人倜傥，重视大节。贾逵尤其精通《左氏春秋》《国语》，著有训诂五十一篇。明帝永平年间，贾逵上疏皇帝，献上著述的文章，明帝非常重视，命人抄写后收藏在秘书阁。
当时，有神雀在宫殿、官府翔集，神雀长有五彩羽毛，色彩斑斓，明帝看到后，非常诧异，问临邑侯刘复，刘复不能回答，举荐贾逵，说贾逵博闻多识。明帝召见贾逵。贾逵答：“在往昔，武王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凤凰在岐山鸣唱；宣帝以威德怀柔戎狄，神雀在宫中翔舞。这是胡人投降的先兆。”明帝诏令兰台捧出笔札伺候，令贾逵创作《神雀颂》。此后，明帝拜贾逵为宫中侍郎，与班固一起校对宫中收藏的书籍，在皇帝身边侍候。
章帝即位，非常重视儒学，特别喜欢古文《尚书》和《左氏春秋》。建初元年，章帝下诏，令贾逵在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学。章帝很欣赏贾逵，令贾逵对比《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公羊春秋》，指出《左氏春秋》的长处。贾逵逐条进行对比：
臣谨摘取《左氏春秋》三十处，加以注明，这些地方关乎君臣大义、父子纲纪。其余与《公羊春秋》相同之处，十有七八，即使记载有出入，也无损大体。至于对像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等，《左氏春秋》的要义重在君父，《公羊春秋》的要义重在权变，这些地方相距较远，或完全不同，然而，《左氏春秋》受到贬抑的时间很久，没有人愿意把它们分清楚。
臣在永平年间上书先帝，提到《左氏春秋》与图谶有符合之处，先帝非常重视臣的见解，采纳臣的谏言，写进经传训诂，藏于宫中秘府。哀帝建平年间，侍中刘歆奏请，朝廷应该设立《左氏春秋》博士，没有强调《春秋》大义，而是驳斥太常，自恃对经义研究透彻，挫伤诸位大儒的自尊，结果导致朝廷重臣心怀不满，对刘歆群起而攻击。哀帝不愿意违逆众心，只好将刘歆外放，担任河内郡太守。从此以后，对《左氏春秋》的攻击，一直没有中断，《左氏春秋》遂成为攻击的对象。直至世祖即位，秉持独见之明，重视《左氏春秋》《穀梁春秋》，恰逢两家先师不懂得图谶，又半途而废。一般来讲，欲存先王之道者，重在安定国家。《左氏春秋》崇尚君、父，卑贱臣、子，重视强干弱枝，劝善惩恶，道理至明至切，至直至顺。而且，三代改变礼制，随着时代变迁，均有所损益，先帝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易经》的传授，有施氏、孟氏学派，此后，又有梁丘氏学派。《尚书》的传授，有欧阳氏，有大小夏侯氏。如今，《春秋》三传虽有差异，也类似这种情况。研究《五经》的学者，均没有用图谶证明刘氏是尧帝的后裔，而《左氏春秋》有明文记载。研究《五经》的学者，都说颛顼帝继承黄帝，尧帝不是火德。而《左氏春秋》认为少昊帝继承黄帝，也就是图谶讲的“帝宣”。如果尧帝不是火德，那么汉室也不是火德。《左氏春秋》阐明的观点，对肯定汉室正统有帮助。
陛下天资聪明，建立圣业，改用新纪元、新历法，为万世奠定基业。凤凰、麒麟不断出现，祥瑞嘉兆纷至沓来。陛下劬劳勤政，还要腾出时间钻研《六经》，考察细微，详加核实。如果留意被忽略的《左氏春秋》，以扩大见闻，经学就不再有缺失。
奏书递上，章帝看了，很高兴，赐予贾逵五百匹布、一套衣服。诏令贾逵选择学习严氏、颜氏《公羊春秋》的高才学生二十人，指导他们学习《左氏春秋》。同时指导学生用简牍、纸张把经传抄写一遍。
贾逵的母亲身体不好，常患病，章帝给予贾逵的赏赐很多，以贾逵在宫中校书，特别赏赐金钱二十万，派颍阳侯马防送去。章帝对马防讲：“贾逵的母亲生病，贾逵本人又不善于交际，生活拮据。长此以往，会像孤竹国的二位君子，饿死在首阳山。”
贾逵多次为章帝讲解古文《尚书》，解释《尚书》经传及《尔雅》训诂的关系。章帝诏令贾逵撰写欧阳、大小夏侯有关古文《尚书》的异同。为此，贾逵撰写三卷书，章帝看了后，很高兴。再次诏令贾逵撰写齐、鲁、韩《诗经》与毛氏《诗经》的异同，合并为《周官》训诂。此后，章帝擢拔贾逵为卫士令。建初八年，章帝诏令儒生从门下学生中选拔高才生，学习《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氏《诗经》，从此以后，四部经书在世间流传。章帝拜贾逵所选的弟子、再传弟子为千乘国侍郎，早晚在黄门学习、受业。学者对享受这些殊荣的人，非常羡慕。
和帝即位后，永元三年，拜贾逵为左中郎将，永元八年，拜贾逵为侍中，兼领骑都尉职事。在宫中，贾逵在皇帝身边随时顾问，兼领秘书阁职事。和帝很信任贾逵。
贾逵举荐东莱郡人司马均、陈国人汝郁。和帝征召二人，给予优厚礼遇。司马均，字少宾，安贫乐道，好学不倦，隐居在民间，教书授徒，没有担任官职。司马均在州里以诚信闻名，乡里人发生争执，常以司马均来打赌，理屈者不敢再讲话。后来，司马均官至侍中，因为年老，司马均乞求退休，和帝赐予大夫俸禄，回到家乡休息。汝郁，字叔异，为人仁孝，双亲去世，汝郁隐居在山林，与溪水为伴。后来，汝郁官至鲁国相，以仁孝教化百姓，受到百姓称颂，在外流亡的流民有八九千户返回家乡。
贾逵就经传义理、训诂、答疑解难，著述文章一百余万言，又写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共计九篇。当时的学者，以贾逵为宗师，后世人称颂贾逵为通儒。然而，贾逵不拘小节，为此，也受到当时人讥讽。贾逵一生，没有做过更大的官。和帝永元十三年，贾逵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和帝为贾逵的去世深感惋惜，任命贾逵的两个儿子为太子舍人。
评论如下：郑兴、贾逵对于儒学的研究，在此后数百年间流行，被当作儒学宗师，在当时，并不为朝廷所重视。桓谭以不善于附会图谶，被罢黜；郑兴以言辞谦逊，仅以身免；贾逵能够迎合皇帝的旨意，在朝中显贵。帝王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儒学，可叹矣！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几岁时，张霸就懂得礼让，对待父母非常孝敬，即使进退、饮食，也处处谨守礼仪。乡里人称张霸为“张曾子”。七岁时，张霸就已熟读《春秋》，欲学习其他经书，父母讲：“你的年龄还太小，读不了那么多经书。”张霸说：“我学而时习之。”此后，张霸为自己取字“伯饶”。
后来，张霸向长水校尉樊鯈学习《严氏公羊春秋》，逐步涉猎《五经》。其他学生如孙林、刘固、段著，非常佩服张霸，在张霸居住的房子附近租赁房子，以方便就近请教。
再后来，张霸被举荐为孝廉，担任光禄勋主事，不断升迁，和帝永元年间，张霸担任会稽郡太守。在任上，张霸上表朝廷，起用会稽郡人隐士顾奉、公孙松等人，后来，顾奉担任颍川郡太守，公孙松担任司隶校尉，二人均有政绩。凡学有所长的，品学兼优的，都会得到张霸重视，郡中书生一时间相互勉励，砥砺节操，努力学习经书的有上千人，处处可闻琅琅读书声。
张霸认为，樊鯈虽然删定《严氏春秋》，文辞依然烦琐，张霸又删去部分内容，确定《严氏春秋》为二十万言，更名为《张氏春秋》。
张霸到越地初期，当地贼寇猖獗，百姓不得安宁。张霸张贴文告，悬赏捕捉贼寇，明确赏格。此后，贼寇束手来降，不再烦扰郡中派出士卒剿捕。有童谣唱道：“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在任上视事三年，张霸对郡府掾史讲：“太守孤身一人到这里做官，人们常说，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子有言：‘知足不辱。’”不久，张霸上表称病辞职。
再后来，朝廷征召张霸，四次升迁，张霸担任侍中。当时，皇后的哥哥虎贲中郎将邓骘是当朝权贵，听说张霸的名气，欲与张霸结为好友。张霸犹豫，不肯答应来人，众人笑张霸不谙时务。后来，张霸被朝廷任命为五更，恰逢患上重病，不久病逝，享年七十岁。张霸给儿子留下遗言：“在往昔，延陵季子出使齐国，儿子死在嬴、博之间，距离家乡遥远，道路坎坷，遂就地埋葬。蜀郡家乡距离京师也很遥远，道路难行，不宜送回去安葬。可以在此地选择一块墓地，只要能够掩埋尸骸即可，但求尸骸早日腐朽，以满足我的心愿。人生一世，只想着令他人敬畏，如果不善于处理后事，也要承担后果。”儿子们遵照父亲的遗命，把张霸埋葬在河南郡梁县，之后，把家眷安置在梁县。将作大匠翟酺等人与张霸的学生追述张霸的德行，追尊张霸谥号为“宪文”。张霸的二儿子名张楷。
张楷，字公超，熟读《严氏春秋》、古文《尚书》，有学生上百人。宾客敬慕张楷的学问，即使上了年龄的儒生，也会上门来向张楷请教。一时间，车马塞满街巷，学生无处歇宿。黄门及皇亲国戚就在街巷建造房屋，以方便来往客人住宿。张楷不满意他们从中牟利，于是搬家。张楷家中贫穷，没有产业，常坐驴车到县城里卖药，赚的钱足够养家，就返回乡里。司隶校尉举荐张楷为茂才，朝廷任命张楷为长陵县令，张楷没有到任。此后，张楷隐居在弘农郡山中，有学生追随张楷，在张楷居住的地方，逐渐形成集市。再后来，华阴山南面，有了一个“公超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府连续征召张楷，举荐为贤良方正，张楷不肯就职。
顺帝汉安元年，顺帝下诏河南郡大尹：“原长陵县令张楷，品行堪比原宪，操守堪比叔夷、伯齐，鄙视富贵，安于清贫，在草莽渊薮间潜行隐踪，志向高洁，超然脱俗。此前，朝廷多次征召，张楷徘徊，不肯就职，是不是主事官员习惯于按照常理办事，对待贤士优遇不够，使其不愿意出仕？郡府要以礼督促张楷进京。”张楷仍然称病，不肯到职。
张楷热衷于道术，会散布五里雾。当时，关西人裴优能够散布三里雾，自以为不如张楷，向张楷学习，张楷避而不见。桓帝即位，裴优散布云雾，沦为贼寇，事情被人揭发，裴优被官府逮捕。裴优招供说跟随张楷学习道术，张楷受到牵连，被关进廷尉署诏狱。关押两年，张楷在狱中仍然坚持诵读经书，为《尚书》做注解，后来查无实据，张楷被释放回家。桓帝建和三年，桓帝下诏，以安车厚礼，聘请张楷。张楷辞让，声称患有重病，不肯应召，享年七十岁，在家中去世。儿子张陵。
张陵，字处冲，官至尚书。桓帝元嘉年间，朝廷在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身带佩剑，进入宫中。张陵呵斥梁冀，命令羽林卫士、虎贲勇士夺下梁冀的佩剑。梁冀跪下谢罪，张陵依然不依不饶，当场弹劾梁冀，奏请廷尉署治罪。桓帝下诏，减去梁冀一年的俸禄抵罪。朝中百官看到梁冀受罚，莫不对张陵肃然起敬。
最初，梁冀的弟弟梁不疑担任河南郡大尹，举荐张陵为孝廉。梁不疑看到张陵弹劾梁冀，为张陵担心，对张陵说：“此前我举荐君，此次可是你咎由自取。”张陵回答：“明府不认为张陵不肖，承蒙举荐。张陵此次按照法规弹劾梁冀，以此来报答私恩。”梁不疑听后，面有惭色。张陵的弟弟张玄。
张玄，字处虚，为人深沉不露，有谋略。张玄看到天下动乱，不肯再出仕为官。司空（御史大夫）张温多次以礼延请张玄，张玄不肯应召。灵帝中平二年，张温以车骑将军身份领兵出征凉州，镇压贼寇边章等。部队将要出发，张玄从田间庐舍出来，身穿褐色布衣，腰系带子，拦住张温劝谏：“天下贼寇风起云涌，不就是因为宫中黄门常侍行事无道吗？听说宫中贵人及朝中公卿以下官员，准备在平乐观为军队送行。明公总揽天下军权，掌握六师重任，如果在席间酒酣耳热时，鸣响金鼓，整顿军旅，召集军正，当场逮捕有罪者，斩首示众。而后引军，驻扎在都亭，翦除宫中宦官，救民众于倒悬，消除海内宿怨，再擢拔选用隐逸在民间的忠正士人，边章等贼寇，不过玩弄于股掌而已。”张温听罢，惊恐万分，不敢答话。过了很久，张温讲：“处虚，我不是不高兴听你讲话，只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做不到，怎么办呢！”张玄叹道：“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今天到此为止，与公告别了。”随即举起药酒，欲饮酒自杀。张温急忙上前，握住张玄的手，说：“先生忠于我，我不能用，是我的罪过，先生为何要这样！而且话出于先生口，入于我耳，谁又能知道！”张玄离去，隐居在鲁阳山。及至董卓掌握朝政，听说张玄，征召张玄，拜为掾史，又举荐张玄为侍御史，张玄不肯就职。董卓用武力逼迫，张玄不得已，只好启程，走到轮氏县，在途中病逝。
赞辞如下：中世儒门，贾、郑名学。众驰一介，争礼毡幄。升、元守经，义偏情较，霸贵知止，辞交戚里。公超善术，所舍成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