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校优势潜力学科价值评估探讨

学科价值评估并不能简单的移植企业价值评估的概念和方法，因为学科和企业毕竟有很大差异。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其目标是相对单纯的，而学科所负载的组织目标是多样的。企业组织的构造一般来说技术是清晰的，而学科组织构造技术则不够清晰。企业组织的功能比较明确，内在关系比较清楚，而学科组织的功能有多种，内在关系错综复杂。企业组织的效能相对而言是显性的存在，而学科组织的效能具有较多的隐性成分。从时间的维度看，企业的效能即时性强，而学科的效能延时性比较明显，后效性突出。所以，学科价值评估必须探索自身的恰当方式和方法。

首先我们要对学科进行清晰的界定。因为学科的内涵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依然存在争议。学科常常被看作是知识的划分^[15]，人们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评价学科，这是最狭义的概念。事实上，最早的学科是指人才培养的分类，知识的传播相关，进而关联到知识的分类。现在人们对学科有更宽泛的理解，是包括人才培养、知识生产、知识应用在内的。在现实的学科评估中，人们有的是采用最狭窄的学科概念，只考虑知识生产。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学术排行榜，他们只考虑学术发表和学术队伍，评估是狭义的。英国的QS大学排行榜则把人才培养纳入评估对象，他们采用的是广义的学科概念。教育部学位中心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级学科评估则包含了人才培养、知识生产、知识应用、学科组织等符合要素。评估对象不一样，外延不同，所以结果就可能大相径庭。不同排行榜不可比较，显而易见。这背后就有学科价值的认定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学科评估应当包括人才培养在内，但放在什么位置，占多少权重，如何测量，依旧缺乏共识。

学科又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不同国家的制度化形式不同。所以在学科评估当中，会产生不少分歧。2015年，关于社会学科的分类，某国际排行榜进行了调整，结果导致一些学校的相关学科排名大幅度变化。在我国，学科又是一种等级化的制度存在，有所谓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的分别。究竟在哪个等级上进行学科评估比较合理，就成为问题了。现在政府通行一级学科评估，而事实上很多大学在一级学科层面上并不能反映真正的特色和实力。潘懋元先生就鲜明地提出，二级学科、三级学科同样可以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学科制度化的实际载体是学科组织，但大学的学科组织等级并不能与院系完全相对应，因而对学科的综合评估与学科组织的结合，就会形成许多困难。在大学里，有的院系是按一级学科来设置，也有的院系是按二级学科来设置的，也有的一个院系涉及好几个一级学科，千差万别。无论是评估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如果把人才培养也涵盖在内，就会非常复杂。学科评估的背后是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矛盾冲突。

我们也可以把学科看着是一个生命体，它的产生、发展、衰败、消亡受多种因素影响。学科生态环境是一个体系，多种生态因子制约着学科的生存。当我们要对一个学科进行评估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它的生态影响因子。人是学科生态中最重要的因素，学科队伍构成，学术生产的能力、人才培养的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学科的竞争力。但是，学科队伍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会对队伍的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评估一个学科绕不开人和环境，而这两者又是非常难以作出客观判断的。学科生态的运动本身是一个时间的序列，知识生产具有很强的未来性，我们很难从一个静止点判断学科的发展价值。学科生态还是一个多维空间形态的存在，我们很难从一个聚焦透视清楚它的多面价值，明确它的潜在发展性价值。

学科作为学科评估的对象物，它的价值蕴涵是丰富的。对不同的主体而言，学科的价值有可能是不同的。比如国家和政府，它们对于学科价值的判断，可以说主要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通俗地说，是基于政治考量的。它和社会主体、学术个体的价值判断不一定一致。从经验上判断，政府主体往往注侧重现实的政治功利主义的考虑，而不会太顾及学科的学术内涵和长远发展价值。因为政府是有任期的，对政绩的追求，对政权稳固的追求，会盖过其他的价值追求。并且，不同的政府主体对学科价值的判断和追求也不一定是一致的。比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追求不一致是很自然的，因为它们也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再如社会，是多种利益主体的集合，不同主体对学科价值的判断也因利益关涉不同而有所选择。产业界可能主要关注的是它可能给生产带来新的创新要素，最终考虑的是它们的市场价值。文化界可能主要关注的是它对社会精神生产的价值，考虑的是文化的传承与建设性，等等。就个人主体而言，对学科的价值判断那更是千差万别。从知识消费的视角看，当下的社会流行则是职业的考虑为先。(www.xing528.com)

对学科价值的判断，即使是同一主体，还有可能因特定时空下的需求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人们经常会讨论到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自然学科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关系问题，这些讨论的实质是指向学科对社会的“有用性”问题。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产业转型、生产转型的社会需求导向下，应用学科得到更多的“青睐”是不争的事实。而自然学科则因为其高学术活跃度可以获得高被引论文，成为左右大学排名的关键变量而备受青睐。2015年，日本政府提出国立大学缩减人文社会学科，也是因为认为这些学科“用度”不足。尤其人文学科，世界性地遭遇“压迫”，普遍地萎缩，大概主要因为它们不能产生很好的市场效益，包括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在内。而一些大学也裁减人文社会学科，有的因为学生在就业市场表现不佳，有的因为这些学科在大学排行榜上“不好看”。

对学科价值的判断有很多因素影响，学科评估活动本身也有一些因素。比如，评估的理念不同，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日本政府在21世纪初实施COE计划的时候，对建设成效的评估标准首先是考察入选学科博士生培养的质量是否提高，包括教授的投入、培养的团队、给博士研究生的项目资助，等等。也就是说，他们最看重的是这个学科的学术后备军的养成，着眼的是这个学科发展的未来性、可持续发展性。这与我们很多学科评估首重学术出版是异趣的，而根子在基本理念上。他们认为，大学的第一任务是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的第一目标是人才培养，一流的学科首先体现在对顶尖学术人才的博士生培养的能力上。德国的卓越大学计划遴选和评估，也体现了首重博士生培养的特点。比起急功近利地追求发表“产量”标准来，显然在理念上要更高一筹。不仅理念的差异可能导致价值选择的异趣，而且评估的工具不同，价值判断也可能大相径庭。在目前流行的排行榜中，有的排行榜强调客观性，采用文献索引信息，以某个数据库为工具，对文献信息进行量化处理，把学术发表的数量放在重要的位置；有的排行榜既考虑学科的客观数据，也注重学术的声誉，通过问卷方式采集相关信息，把主观和客观结合起来考虑。工具不同得出来的结果也不同，孰优孰劣，莫衷一是，各取所需。事实上，学科评估客体不同，也可能带来价值判断的分歧。比如前面提到的，狭义的学科和广义的学科内涵和外延都不同，把什么作为评估的客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容多少的问题。学科评估从效率的角度说，选择的指标尽可能少。从完整的角度说，选择指标尽可能多。多和少怎样才合理，哪些才是敏感性指标，大有讨论的余地。

可以说，任何一种评估都是价值评估。涉及价值就有选择问题，如何正确地选择，科学地选择，被评估而言是需要高度重视的。把价值的选择梳理清楚了，才有可能实施科学合理的评估。如果不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就有可能引起学科评估的价值评估混乱，导致评估工具和结果的误用和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