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给这位传奇皇帝下个结论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改革是贯穿元宏一生的主题词，而长期以来，很多人恰恰在“汉化改革”问题上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
肯定派认为元宏通过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推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进步，这也是大部分历史教材所持的观点。
元宏改革前，鲜卑和汉人的矛盾非常尖锐，当时北魏军队作战时，都先将汉人驱逐在前，让汉人充当肉盾，消耗敌军，鲜卑族视汉人如草芥，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人看。
歧视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汉人的反抗像星星之火一样无法扑灭，北魏的统治一直不得稳固。更重要的是随着北魏王朝的封建化，农耕方式逐渐取代了游牧方式，鲜卑人当初可以在马上用武力统一北方，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靠掠夺和放牧根本无法填饱肚子，只有依靠和振兴农业才能生存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北魏王朝进入农耕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但鲜卑族的落后保守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照此下去，不仅元宏无法实现统一天下的志向，长时间维持现有政权稳固也不敢打保票。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拿来主义”，学习、接受并吸收更为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和选择。
元宏正是看到了这一趋势，清醒地认识到，抱残守缺，在愚昧落后中打转转，没有任何出路，与其等着将来付出巨大而惨重的代价，不如主动求变。因此，不难看出，元宏的改革是自觉、积极、主动的，这也是他的可贵之处。因为在改革之前，北魏已经统一北方，统治还算稳定，没有达到非改不可的程度，但元宏站得高望得远，毅然决然进行汉化改革，显示出千古一帝的卓越眼光。
当然，汉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就能实现的，只有想法不行，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在元宏之前，有想法的帝王并不少。十六国时代的帝王，如前赵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皝，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也都想将汉文化为己所用，但都没有勇气和胆识走出这一步。
从效果上来看，汉化改革使得北方大量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鲜卑各族文化的北方文化，而且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洛阳由此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的中心，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极盛时期洛阳的壮观描述，使人非常地神往。
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之上。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陈庆之“回国”后说了一段话：“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就是说北魏帝国治下的洛阳，竟然胜过了一向自诩为华夏正朔的江左。要知道，此时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由此可以想象它在极盛时是多么的辉煌壮丽。从当时的盛况来看，本是胡人的元宏主导的改革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竟然将江南的汉人政权抛在后面。
汉化改革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对历史走向同样重要，那便是鲜卑人和汉族相互通婚，逐步孕育了集温文尔雅和彪悍勇猛于一身的新汉族，杰出的代表是创建大唐的李氏家族。在云冈石窟博物馆，竖立着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国由此迈向大唐。”由此看来，这场改革的影响远超过元宏的预期，算得上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一招”。
否定派则认为元宏只学到了汉人的腐朽因子，不仅没有起到振兴北魏的作用，反而让鲜卑丢掉了勇武质朴，导致了民族的柔弱和国家的衰亡。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认为，元宏的一切作为皆可归于“伪”，甚至他认为是“沐猴之冠，优伶之戏而已矣”。这样的评价看上去有些偏激，然而当时正值一个汉人政权被一个少数民族王朝所取代的时代，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也就不难理解。
柏杨先生认为元宏的改革是因为“对中华文化产生了盲目的崇拜”，但可惜的是“元宏在中华文化最堕落的时候开始吸收，而且吸收的几乎全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www.xing528.com)
在柏杨先生看来，主要有两大糟粕，一是门第制度，元宏把已经破坏的门第制度重新恢复，他说：“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社会结构中，生硬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门第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公职永远被他们所把持，普通人民，既非国姓，又非郡县出生的‘小人’，天生是被统治者，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
另外一个糟粕便是“礼教”，“鲜卑民族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为了巩固权力，提高威严，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暴，亲切就是野蛮。”在柏杨先生看来，元宏将儒家学派那一套繁文缛节“全部下肚”，搞得君臣关系日渐疏远，也让统治阶级的生活更趋腐烂。
否定派的另一个观点是没有问题的，那便是元宏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北魏的灭亡。主要因为改革造成了统治阶层的分裂，南迁到洛阳的鲜卑贵族主导朝政，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好处，而留在平城和边陲的贵族的地位、待遇却一落千丈，最不高兴的是过去地位很高，待遇很好，被北魏视为政权屏障的六镇将士。不久后便爆发了六镇之乱，北魏王朝在这场烈焰中灰飞烟灭。北方大地在统一了近百年后，重新陷入了分裂和战乱。
孰对孰错呢，似乎不能简单地做出判断，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复杂性，说到底还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
元宏的改革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切唯“汉”是尊、唯“汉”是从，不加分辨地对精华、糟粕一并吸收，特别是将南朝已经逐渐没落的门阀制度全盘照搬，给北魏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腐蚀剂，使得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再加上元宏对平城和整个北魏北部地区的忽略，造成洛阳新贵与平城老人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酿成了日后北魏的政治危机，所以在其死后不久，北魏王朝便土崩瓦解。
但是如站到民族融合和文明传承的高度，孝文帝元宏的汉化改革功不可没，换言之，没有当年孝文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后来隋朝水到渠成的实现一统，也很难出现让华夏子孙一直引以为豪的大唐盛世。单就这一点，就可以让孝文帝青史垂名，成为一代杰出帝王。
如果把汉化改革的争议放在一边，就元宏的个人表现来看，他近乎是一个完美的帝王。他不辞辛劳，勤于政事，十几年如一日，不是操劳于朝堂之中，就是奔波于疆场之上；他爱惜人才，任用贤能，对元勰、元澄、李冲、李彪、穆亮、王肃、高闾、宋弁等不分民族一一予以重用；他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一直倡导和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强调“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对敢于批评进谏的官吏礼遇有加；他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元宏表示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即可。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会修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
只是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完美帝王的个人生活，只能用悲剧来形容。两岁时，母亲因“子贵母死”的祖制而被赐死；九岁时，父亲又被冯太后毒杀；在他临死前两年，十五岁的太子元恂因参与阴谋被赐死；在他临死前，最心爱的冯皇后因私通之罪被他赐死。父母、老婆、儿子不是被杀，就是被赐死，有的还是被他自己下诏赐死，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不惜牺牲自己家族的一切，可以说是倾其所有，虽然最终没有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但他的名字却永远地镌刻在中国历史的杰出帝王榜上。
北宋欧阳修如此评价元宏：“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意为元宏的作为与历史成就，足以比拟历代开国皇帝。
这也是元宏获得北魏高祖皇帝尊号的原因所在。而历代王朝，非开国之君而被冠以高祖的却是凤毛麟角。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帝王将相皆成尘土，但华夏文明却得以不断传承光大，千古一帝元宏也因此而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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