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铁血迷乱：拓跋濬的统治与佛教

拓跋濬成为皇帝，历史上最重要的意义不单单在于北魏王朝“拨乱反正”，走上了正轨，而是让一名著名的女政治家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拓跋濬登上皇位时，年仅十三岁，不久他便册立比自己小一岁的冯氏为贵人。这两位的年龄在今天看来还属于少年儿童，远未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但作为皇帝，早早册立嫔妃，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倒是拓跋濬为何会看上冯氏，成了一桩谜案，大概和她入宫较早，一直得到姑姑悉心调教有关，想必冯氏不仅容貌出众，举止也颇为得体。

冯氏在宫中生活的时间长，这是她相比于其他后宫嫔妃最大的优势，她天资聪慧，很会为人，把宫里上下关系处理得很好，同时因在宫里待的时间长，对宫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游戏也耳濡目染，见识自然比别人广，这些优势悉数转化为了胜势，使她在很快到来的皇后之争中一举胜出。

这场皇后之争发生在拓跋濬登基四年后，这位即将成年的天子，决定选立皇后，候选人有李氏、曹氏、沮渠氏和冯氏，这几位都是拓跋濬喜欢的妃子。

怎么选择呢？答案是“铸金人”，这是北魏王朝一个很奇怪的规矩，妃嫔如想被立为皇后，就必须亲手铸造金人，铸成则立，铸不成则不得立。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葩的规定？史书上没有言明，只是说“以成者为吉”。宋末元初的大历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曾说过：“魏人立后，皆铸像以卜之。慕容氏谓冉闵以金铸己像不成。胡人铸像以卜君，其来尚矣。”说铸金像是为了占卜。

四名候选人奉命开始铸造金人，表面上看四人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在宫中长大的冯氏实际上已经领先她们有几个身位之多。因为她早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对铸造之术也略知一二，所以正当其他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冯氏在两位老太监的指导下，成功铸造了金人，由此冯氏一跃成了当朝皇后。

“技多不压身”，确实如此，比别人多懂些东西没有坏处，在关键时刻往往能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人要走顺了，运势挡都挡不住。

拓跋濬册立皇后一个月后，又准备要册立太子。当时，冯皇后没有为文成帝拓跋濬生下子嗣。通常而言，“母以子贵”，即使身为皇后，但如果没有子嗣或者自己的儿子当不上太子，宫中的位置往往会一落千丈，而一个普通妃嫔，如果自己的儿子被确立为储君，她的命运将会迎来根本性的改观。

但是在北魏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妃嫔的儿子被册立为太子，那对于这个妃嫔来说，则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这是因为王朝开国皇帝拓跋珪立下了祖制——子贵母死，为的是防止太后或外戚专权，这条很不人道的规矩，在北魏得到了很坚决的落实和传承，在此之前储君的生母无一例外，没有一个活着看到自己儿子登上皇位。

这些太子的母亲实在可怜，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时，她们正值芳华，却要撒手人寰。虽然太子即位后，通常会追封自己的母亲为太后，但是“死去元知万事空”，纵有再尊贵的封号，对于黄土之下的这些亡灵也都是枉然。

这次倒霉的是拓跋弘的生母李氏。

她原本是南朝人，父亲曾经做过刘宋王朝的济阴太守。后来北魏与南梁交战，永昌王拓跋仁率军攻破寿春，发现了姿容美貌的李氏，将她抢入军中纳为小妾。拓跋仁后因谋反被诛杀，李氏被没入宫中作奴婢。身份虽然低贱但无法掩饰她出众的容貌，有一天，拓跋濬登楼眺望，忽然看到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问左右说：“那女子漂不漂亮？”手下都说漂亮，拓跋濬就将李氏纳入后宫，不久后李氏怀孕，生下了拓跋弘，李氏由此也被封为贵人。

但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只有两岁的儿子拓跋弘被立为太子，根据惯例，李氏当晚便被赐死。

冯皇后因祸得福，没有子嗣反而成了一件大好事，她不仅没有命丧黄泉，反而以皇后之尊，受命抚养拓跋弘，从而成功取代李氏，成为太子的母亲，她成了“子贵母死”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相夫教子”，从此成了冯皇后生活的全部。据史书记载，她和皇帝夫君的感情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琴瑟和鸣。

拓跋濬当时正值盛年，好不容易上台后，一直想干一番大事业，但无奈他那位雄才大略的祖父拓跋焘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四处征战使得国力损耗巨大，整个王朝经不起更大的折腾，拓跋濬只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www.xing528.com)

拓跋濬在有限的皇帝生涯中，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严格禁酒，在拓跋濬看来，酒实在不是好东西，粮食歉收时，酿酒会加剧粮荒。年成不错时，酒酿多了，醉酒之人很容易发生冲突和纠纷，官员喝高了妨碍处理政务。太安四年（458年）正月初一，拓跋濬下达禁酒令，凡是酿酒、卖酒和饮酒的都处于死刑，如果遇到喜事、丧事时，可以暂时开禁，但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喝酒都有性命危险，好酒之人，如果活在拓跋濬时代，想必苦不堪言。

第二件事是整顿吏治。在这方面他手段极为强硬，拓跋濬下诏：“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这个标准要比拓跋焘在位时的“赃三匹皆死”更严厉。为此他增设了内外侯官，专门负责监察各级官员的过失，这些侯官经常微服私访，主动找寻官员过错，一旦发现严加追查，搞得官员们都颇为紧张。在高压肃贪的同时，拓跋濬也注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隆重推出了廉洁奉公标兵——高允，就是与崔浩一起编纂史书的那位。

高允曾经做过太子的老师，但生活却很拮据，基本上依靠两个两个儿子砍柴为生，拓跋濬提拔他为中书令，陆丽看到高允升职，对拓跋濬说：“高允虽蒙受恩宠，但他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拓跋濬大怒道：“怎么不早说，现在我用他，才告诉我真相。”于是拓跋濬亲自到高允家，果然如陆丽所言，只见草屋几间，床上只有布被麻袍，厨房里只有盐和青菜。拓跋濬见状叹息道：“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下诏赐给高允锦帛五百匹，粮食千斛，一下子让高允成功脱贫。从此以后拓跋濬更加敬重高允，不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

第三件事是恢复佛教。拓跋焘大规模地灭佛，使得佛教从兴盛跌入了低谷。拓跋濬执政之初，即于兴安元年十二月解除禁令，“初复佛法”。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主动从中山（今河北定州）召回高僧昙曜，两人共同演绎了“马识善人”的佳话，说的是昙曜赶回京城，恰巧路遇正在出行的拓跋濬，拓跋濬乘坐的马匹遂将昙曜的衣角含在嘴里，任凭随从怎么驱赶都不撒嘴，并抬蹄刨地，发出嘶鸣，所谓“御马前衔曜衣”，这不是传说演绎，而是真实记录在《魏书》中。

拓跋濬对昙曜高度信任，将北魏最高的佛教事务主持人——沙门统委任于他，沙门统是北魏最高的僧官，原称道人统，拓跋濬将其改为沙门统，足见文成帝对他的器重。为回馈拓跋濬的信任，昙曜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于是向拓跋濬提出了“凿窟雕佛”的建议。拓跋濬接受了昙曜的建议，将这一重任交给他，并给他强有力的人财物保障，“任其财用，不制会限”。

昙曜受命后，选择在平城武州山的崖壁上开凿，盖因此段崖壁属砂岩石结构，适合在上面雕刻。担任雕凿的石工，多是凉州迁来的，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总体构想和设计方案则出自昙曜本人。他来自凉州，见过敦煌鸣沙山石窟的实物，在借鉴敦煌石窟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融进自己丰富的想象，进行了卓越的创造。

他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五位皇帝的形象为蓝本而雕凿，意为皇帝就是如来佛祖的化身——君权神授，形同山川，不可动摇，永远屹立。昙曜亲自主持开凿的石窟共有五座，也就是今天云冈石窟第十六窟至二十窟，后世称“昙曜五窟”。

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气势恢弘的云冈石窟正是由拓跋濬下令开凿的，当然，这只是第一期工程，经过后世的不断修建和完善，最终形成了规模巨大、气势宏伟的石窟群。

拓跋濬对官员“狠”，但对百姓却很“暖”，他喜欢深入民间调研，看看百姓生活过得如何。如果遇到灾荒，经常“开仓廪以赈之”，算得上是一位不错的帝王。

冯皇后这段时间完全充当“贤内助”的角色，她深知自己的皇帝夫君治国不易，尽力为拓跋濬排解各种烦恼和不快，不仅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给夫君足够的温柔体贴，每次拓跋濬忙完政事或者出巡出征回来，冯皇后总是能用自己的柔情蜜意化解他满身的疲惫。

如果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一对皇帝夫妇的佳话应该可以流传千古。

可惜天不遂人愿，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年仅二十六岁的文成帝拓跋濬因病驾崩。家里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这对冯皇后来讲，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她整日以泪洗面，一方面和拓跋濬恩爱的场景如电影镜头般不断涌现在眼前，另一方面将来的命运会怎样也让她充满着担忧和不安。

冯皇后的这份情绪，到了“烧三”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所谓“烧三”，就是按照北魏旧制，皇帝驾崩三天后，要将他生前的御服器物一并焚毁，朝廷百官和后宫嫔妃要到现场哭泣哀悼。就在众人痛哭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了，只见冯皇后突然高声悲叫，径直扑向熊熊燃烧的大火。她这一举动快如闪电，周围的人都来不及反应，等缓过神来，才急忙去救冯皇后，虽然她最终性命无忧，但烟熏火燎让她顿时不省人事，经过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

对于冯皇后的这千古一跳，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真情所致，她的命运坎坷多艰，好不容易遇到心灵相契之人，过上幸福安定的日子，但老天却不开眼，让心爱之人与她阴阳相隔。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冯皇后一场逼真的“现场秀”，如果真的想要追随拓跋濬而去，方法很多且更容易见效，没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搞得如此充满“仪式感”，而且还效果不佳。

真情也好，作秀也罢，冯皇后宛若“飞蛾扑火”的举动，彰显了她超人一等的不凡勇气，也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人死不能复生”，无论再怎么悲痛，拓跋濬也无法回到身边，当务之急是拥立新君。于是就在文成帝死后的第二天，年仅十二岁的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皇后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冯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