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方面的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成果

作为心理建构，海峡的“创造”并非一夜之间完成的。一些航海群体或民族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也能生存，只要他们能够达到他们的目标即可。而在其他例子中，作为特殊海洋实体的海峡图景则与政治和军事预期相联系，这把我们从观念的世界带回到现实世界之中。

在帆船时代，控制更大的海域是不可能的。当两支船队在海岸地区或空旷地区发生冲突，士兵最终会爬上敌人的船，用刀剑与敌人作战，就如同他们在陆地上战斗一般。虽然我们听说中古时期的战船上安置有小型的大炮，但是直至这些新式武器开始改变海战的特征为止，其间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火器在早期现代变得更为重要。然而，普通大炮射程所及的范围仍然非常有限，船只能够轻易地逃离配备重型武装的葡萄牙大帆船或者“快速的”荷兰帆船舰队，枪支和其他武器真正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区域限于狭窄的海澳、港口、河口以及海峡。

早期中文资料提及出没于现代新加坡所在地区的好战团伙的活动，据推测，这些团伙拥有小船，并装备有原始武器。他们在黎明或雾天接近商船，杀害船员，掠走相当大的赃物。当郑和的舰队开始航行通过马六甲海峡时，形势似乎有所改善，这不仅因为中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船队，而且因为中国使节知道如何有效运用和平的外交手腕。按现代专门术语，这是一个海权在促使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实现和平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例子。在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征服马六甲后，葡萄牙也努力控制这个港口与新加坡地区之间的整个水域，然而，政治对抗突然再次爆发，几场地区战争也在此时打响。这些战争牵涉到柔佛、亚齐及其他地区势力，包括一些海盗团体。荷兰人也遇到类似的困难，甚至于直至今日，我们偶尔还能听到某些由犯罪团伙发动的突袭。所有这一切表明狭窄的海上通道（如马六甲海峡或新加坡海峡）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它们致使以抢掠为生的暴力团伙或团体对其他人进行打击，这也转而迫使后者实行某种先行控制。但是，这些控制机制在很多时候是无效的，其中部分原因是缺乏足够的武器。

马来半岛沿岸的形势随着欧洲国家不和而变得更为复杂：就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出现在这一地区后不久，荷兰人显露出他们的本性：他们开始追逐和平的葡萄牙商船，而且与后者相比，他们的行为就像海盗。二者皆在亚洲建立了各种贸易站，并十分自然地认为马六甲地区是他们各自的远东殖民地与环印度洋附属国之间的关键连接线。因此，围绕着马六甲、麻坡、柔佛、现代新加坡以及苏门答腊北部不同地点的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被逐步推入环球竞争的背景之中。换言之，外部力量利用优势的军事装备，逐步（部分地）控制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远离其政治中心的“陌生的瓶颈地带”。(www.xing528.com)

在马六甲和现今称之为新加坡海峡之间的长通道上发生的海上冲突，其中多半是发生在水路相当狭窄的位置。在决定何处最易攻击敌船时，应考虑到大炮的有限射程、暗滩和礁石的位置、风型、洋流系统以及其他“变量”。这给葡萄牙人带来了重大损失，从而迫使他们开辟替代航线，尤其是在现代新加坡南部的岛屿世界中开辟航线，或者通过陆路横穿马来亚半岛、从一个海岸到达另一海岸运送有价值的货物。众所周知，前欧洲时期也曾出现这样的陆上运输，不过它们是否与海峡地区的海盗和区域事件有关，或者是否主要基于资金原因而被组织起来，这就很难说了。

“马六甲故事”只是海峡问题在军事方面的一个例子，另一例子是曼德海峡及其邻近港口，尤其是吉布提和亚丁。即使在更近的时代里，旨在取得这一战略性水道的控制权的各种计划仍被人提起。不管怎样，上述内容表明了两点：其一，狭窄的海峡比宽阔的通道更容易被封锁或控制。新式军事技术在这个方面尤其重要，然而，在帆船时代，这种控制从来都不是完美的，船只总是可以找到“逃脱”之路。其二，在一些例子中（但肯定不是所有例子），沿着其他航线、陆路行进或穿越大海本身，从而避免陷入危险海峡的风险，这是可能的。最后，并与第二个观察结果相关的是，如果有机会定期地且以最少额外支出的方式利用替代航线，整个商业网络就会发生转移，并引向新的贸易和商业中心。因此，当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所占领，许多穆斯林群体开始移向其他商贸中心，并常常利用巽他海峡到达他们在马来世界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