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荷兰人从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吸取了教训，现在力图积极插手与中国的贸易，但是，巴达维亚航线仍然是中国船只的天下。由于中国人口的压力不断增加，成千上万人跟随船只前往爪哇。与从前多次在马尼拉发生的情况一样，持续增长的中国人潮导致与统治当地的殖民政权关系紧张。1740年，在巴达维亚及其周边地区引发了杀戮华侨的“红溪事件”。屠城过后，移民数量大减，连中国与爪哇之间的航线也明显萎缩。这条对福建无比重要的航线的萎缩，意味着其所承载的中国贸易的黄金岁月一去不返，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彻底退出了中国贸易伙伴的角色。
现在，中国船只重新加大力度前往其他港口，譬如到苏门答腊与英国船进行贸易。一时间马辰也变得对中国船只十分重要，而且许多中国人移居该地。属于中国商人目的地的还有柔佛（Johore）和主要生产锡的邦加岛（Bangka）。
另外，中国帆船仍一如既往地扬帆暹罗、柬埔寨和越南，从当地收购的大米量日渐增加，尤其暹罗在18世纪中叶前后大米生产过剩，而一些中国沿海省份由于人口增加和其他因素，自郑成功年代起便不断受到粮食短缺的困扰，从而暹罗成了那些地区仅次于台湾的重要大米供应者。因此，清朝政府很快便鼓励人们从暹罗运送大米，1750或1760年前后达到每年十万担。
随着往中国输入粮食，传统航线经历了某种转型：第一，这种航运比以往更直接关系到沿海地区的民生；第二，中国船上非压舱物和奢侈品份额越来越少。后者的运输早被英国人接手了，中国人越来越多投入便宜的大众货物运输以及运送移民往外国去的生意中。总而言之，这些因素，包括巴达维亚贸易溃败、日本限制黄铜输出、欠缺技术更新、地理上只局限在东南亚一些地区以及英国人在广州贸易等，导致中国船运滑落到二等水平；尽管贸易规模并不一定缩减，但从厦门始发的贸易已丧失其意义。(www.xing528.com)
可以说，这一发展趋势的得益者主要是英国人。他们逐渐超越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广州把茶叶、瓷器和其他贵重货物装上他们那些航速更快、装备更好的船上。得益者也包括一些在广州经商的中国人，他们组成同业商会和利益集团。相反，荷兰人可说是错过了在广州的这个发展机会，同时还因巴达维亚事件损害了他们与福建人和海外华人本来相当不错的关系。而同样坐在中国大门前的葡萄牙人一副隔岸观火的样子，他们错误地认为，英国人在广州的日子屈指可数；也可能因为澳门一穷二白，没有资金，没有船只，没有在第三方国家获得更好市场的可能性，只能望洋兴叹。因此，除了巴达维亚，澳门是广州市场“战役”的第二个大输家。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第三个输家是中国本身。广州虽然繁荣，在发展中比其他中国港口超前了许多，但正因如此，英国人转向大量运进鸦片时，广州不得不首当其冲，承受欧中冲突的主要灾难。这段悲惨的历史是另外一个题目，此处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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