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周期：澳门史与海洋史

现有资料表明，清朝把门户打开以后，国际贸易关系迅速扩展，因为各地进港船只数目均快速上升，马尼拉、暹罗、长崎和巴达维亚都是如此。还有，中国移民也随之增多，同样集中通往厦门的沿海交通也随着国际贸易走向繁荣。

从福建始发的海外贸易往来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两个相互交错的体系：一个是不断扩充的沿海贸易，很快就从今天的辽宁伸展到海南，包括广州在内；另一个是国际航线网络，通过这个网络，福建主要与日本、马尼拉、巴达维亚、印度支那和泰国建立了联系。

广州也正式开放对外贸易，澳门的贸易从前只是广东市场的一部分，此时也慢慢地恢复。不过，两者在很多方面与厦门有所区别：它们拥有的地区性沿海销售网不大。另外，澳门也不与日本贸易，倒是与那些跟福建没什么关系的海外港口贸易。总体上说，现在驶入澳门和广州的外国船只比开往厦门的多。

中国重新开放以来到达广州的船只——包括海外华人的船只——主要来自暹罗、越南或柬埔寨。从17世纪末起，还有法国和英国船。前者主要带来胡椒和其他热带产品，也有动物的毛皮，其中部分货物也通过福建沿海贸易网络先运到厦门，然后继续前往日本。后者则主要带来白银，后来还加上锡和铅。以往困扰广州的白银问题因而得以缓和，这一切以及外国方面需求的商品——瓷器、锌、水银、土茯苓、大量糖和越来越多的茶叶——日益增多的事实，对广州的繁荣兴旺功不可没。可以肯定，广州的繁荣景况一点不比厦门差。

那些年里，巴达维亚同样得益于中国的开放，例如，中国船只运来越来越多的茶叶，然后转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上，继续运往欧洲。有一点很重要：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本可以自己参与茶叶采购，但巴达维亚却尽可能减少派遣自己的船只前往中国，反而把这个领域让给了中国船只，因为运送茶叶、瓷器以及其他中国货物的运费比用荷兰船更为便宜。

当然，荷兰人因其保守谨慎，错过了在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时间点切入中国贸易。此外，巴达维亚还在另一方面吃大亏：以中国船为主的爪哇贸易徘徊在一个相对低下的价格水平，意味着在广州市场上，蜂拥而至的英国人会以比巴达维亚支付（或准备支付）的更高的价格购入茶叶和瓷器，结果英国东印度公司经常得到质量更好的产品，相反，荷兰东印度公司只能退而求其次。

然而，澳门的葡萄牙私商也应该受到重视。他们早在17世纪中叶便时不时在巴达维亚从事贸易活动，1680年以来，也就是葡荷在远东关系稍有好转之后，在荷兰人的总部所在地可以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1684至1717年间，他们甚至构成了在巴达维亚仅次于中国商人的第二重要的外国人组别。此时，葡萄牙人一方面与中国人在生意场上竞争，另一方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的正是中国人的资本和仁慈。

让我们继续关注葡萄牙人：在印度支那，他们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在帝汶，贸易也不尽如人意；而在马六甲，自从荷兰人占据此港之后，当地根本元气大伤。虽然1644—1645年起仍有零星葡商前往该处，但后来却因高额关税而几近绝迹。(www.xing528.com)

1686年后，澳门—马尼拉贸易航线依然几乎未被利用，然而到1700年左右，这条航线的贸易曾一度活跃起来。因此有一段时间，比以往有更多的白银运抵澳门，对该城的经济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葡萄牙商人更热衷于在巴达维亚、暹罗和菲律宾之间进行三角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马尼拉没有直接贸易关系，使得充当西班牙和荷兰世界之间的中间商的葡萄牙人大受欢迎，其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中国人。当然，西班牙的白银也同时通过这个贸易网络抵达巴达维亚。

另外，通过这种贸易，马尼拉获得肉桂。这在东南亚和东亚市场上差不多算是新产品，主要产自荷属锡兰，原则上经巴达维亚进入贸易网络。1700年后，该地肉桂的销售额甚至经常超过胡椒。

朝北看，1685年以来，尤其在1690至1705年之间，中日之间的船只运输也增加，使越来越多的黄铜涌进中国，同样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然而从1700年前后起，这个局面却有了重大变化。在日本，黄铜价格上涨，很快便以配额限制其出口量。结果，不单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长崎的黄铜购买量锐减，而且使从当地至浙江和福建的黄铜运输大幅减少。刚在1684年后的开放中蓬勃发展的中日航线便因而丧失了其原来的意义，日本同样受此影响，其通过福建开展的对华贸易，伸往暹罗和东南亚各地的“加长手臂”也受到遏制。因此，到1715年左右，到达长崎的中国船只只有1710年前后的一半。

如果说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1639—1640年）和白银禁运（1668年）严重打击了中国一些地区的贵金属市场的话，那么这次出口限制对中国大陆并没有造成深重的危机。中国早就开始在中国各地，尤其在云南扩大黄铜的生产，从而能够抵消对日贸易产生的赤字。

随着日本贸易的衰落，福建和浙江港口的相对意义减弱，而广州的相对意义则逐渐增加。1700年起，欧洲人越来越频繁前往广州贸易，加强了这一重点转移的趋势，这是第四周期开始之际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广州的生意如今具备井然有序的轮廓，比从前呈现的轮廓清晰得多。

康熙皇帝在1716年12月再次下达贸易禁令，使广州的繁荣再度受挫。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关于茶叶价格的纠纷、具有反清倾向的中国人移居巴达维亚和马尼拉、违法的粮食运输，似乎都是导致这一禁令颁布的事件。但是澳门的葡萄牙人却从这一禁令获得好处，由于几乎再也没有中国船只抵达巴达维亚，他们支配了茶叶价格，同时按他们的条件接过供应广州市场的胡椒货源。然而好景不长，1722年，广州重新开放，不久厦门也重新开放，茶叶、瓷器生意又转回到英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手上，巴达维亚贸易再度兴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