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周期：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1640-1685)

马尼拉贸易崩溃后的那些年月，形势变得更为恶劣，因此我们可以转入到第二阶段，即1640至1685年间。在1639—1640年，排外的日本以残酷的方式终结了与澳门的关系，葡萄牙人因而被剥夺了他们最重要的白银来源。作为日本白银最后接收站的广州，在随后的年代里陷入白银短缺状况，接着马尼拉受到冲击。紧接着，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联系也几乎中断，因为葡萄牙在1640年与马德里解除了君合国关系。里斯本重获自由，使澳门群情激昂。从这一刻起，在较长的时间里与西班牙不再有任何瓜葛。持有这种极端态度的葡萄牙人却抵挡不了灾难性事实的到来：1641年，荷兰人夺走马六甲，等于把澳门与设在果阿的葡属亚洲总部切割开了。

受到失去日本、马尼拉和马六甲的严重打击，陷入困境的澳门力图促进与泰国、印度支那、望加锡及帝汶地区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中国人也同样这样做，因为从马六甲陷落和澳门孤立当中获益的望加锡在随后的20年间上升为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总体上，望加锡的统治阶层对葡萄牙人的事业很友好，然而，他们也容许荷兰和丹麦船只，以及自1630年经常来往于苏拉威西（Sulawesi）和苏门答腊之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前往贸易。

黄金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带到望加锡的货物之一。在中国，受白银短缺影响，黄金失去了相对价值，从此更经常地运往外国。流往相反方向的商品主要有胡椒、帝汶檀香木和西班牙人在望加锡出售的一些马尼拉白银。于是，因政治原因而中断了的澳门—马尼拉直接贸易联系继续间接进行着，正因为如此，澳门的葡萄牙人才得以熬过日本贸易终结后的那些黑暗年份。而通过与望加锡的贸易，英国人也获得了他们的印度市场所需商品，还有巴达维亚——直接取得或由中国人提供——也获得香料以及其他可以立刻装船继续运往西方的货物。

与望加锡的欣欣向荣相反，中国的形势却变得更为糟糕。1646—1647年间，满洲人攻入沿海省份，在这些地区燃起熊熊战火。没有受澳门的日本贸易崩溃牵连、继续派遣他的船队前往长崎的郑芝龙向清朝投降，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则决心抵抗。于是，中国沿海多地战事不断，这种局面首先使贸易瘫痪。在马尼拉登记的中国船只数目锐减，厦门的巴达维亚贸易因此也一落千丈。然而，抗清的郑成功懂得建立自己的贸易网络，控制了沿福建、浙江和粤东的大多数贸易线，唯独与荷兰人的关系依然紧张。

鉴于此，缺乏船只的清廷企图用严酷的贸易禁令来削弱抵抗者的影响。这激怒了郑成功，使他更大规模地向大陆发起进攻。此外，他把可能的退却点转向台湾。1661年，他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西南部的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这么一来，他严重破坏了巴达维亚的对日贸易联系。

郑成功之所以坚持抗清，除了很大部分缘于其个人与日本的家族关系，还因为他与暹罗和其他国家有贸易往来。这些关系一般说来均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可以投资贸易或者用于加强防御力量。于是，郑氏从越南购买丝绸产品，尤其在因清廷封锁而得不到中国大陆补给时，在日本用这些产品交换黄铜或白银。此外，郑氏一方增加台湾产糖的销售量。另外，似乎锌也赢得了作为中国输出产品的地位。

为了阻止郑氏力量的进一步壮大，清廷在1661年颁布了大规模的禁海迁界令。以残酷暴力执行的迁海令虽然在一些地区确有成效，但却严重削弱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力量。譬如：贵金属与其他物资的输入明显下降。不过，这回郑氏一方也深受其害。并且，郑成功在1662年去世，其儿子郑经虽然继续抗清，但他不得不在1664年放弃在福建的最后一批基地，完全退守台湾。清廷因而控制了大陆所有重要港口——起码有一段时间如此，而清朝严酷的闭关政策令福建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减少。

尽管如此，严酷的贸易禁令仍然有空子可钻。在深夜或大雾笼罩时，不时有船只开往免受迁海令之苦的澳门，它们多数来自帝汶或望加锡。此外，广州仍容许与暹罗进行官方的贡品交易。一些海外华人和大胆的沿海省份商人或明或暗地破坏贸易禁令。因此，就算中国实施了严厉措施，但贸易并没有陷入完全停顿。

另外，中国的动乱对国际形势也有影响。早已在扩张势力范围的巴达维亚就决定利用对手（特别是葡萄牙人）衰落这一有利时机。于是，荷兰人加强对印尼一些地方的控制，在帝汶地区袭击葡萄牙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1667年控制了望加锡，对自由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贸易来说，最重要的基地已被摧毁。这打中了所有人的要害，譬如英国人从此退到万丹和苏门答腊；丹麦人立刻缩减贸易范围，只剩下特兰奎巴—阿齐贸易航线。(www.xing528.com)

望加锡事件当然也祸及这期间转向直接与帝汶进行贸易的澳门，不过，与此同时，清廷自1668年起放宽了海禁，确实给葡萄牙人带来某些补偿。借此东风，澳门才得以逐渐消除建立新的贸易关系的后顾之忧。

万丹位于盛产胡椒的西爪哇岛上，是望加锡事件发生后仍然可以自由进出的东南亚“商贸中心港口重镇”之一。在万丹除了有英国人和其他人口之外，也可以找到中国人的踪影，而万丹在随后一段时间里更上升为马来世界港口的领头羊。与万丹走向繁荣，同步出现的还有两个互不关联的发展趋势：其一是郑经在1674年从清廷手中再次夺回厦门，并且在较短时间里把其控制范围伸展到其他的中国沿海地区，疲弱的福建贸易也因此重新获得短暂的繁荣，一些外国商船也可以重新停靠厦门。这对暹罗人有利，甚至对英国人也很有利。简单地说，在这几年，厦门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中国船只联系到万丹，也因此成就了一项新的业务——把茶叶送进国际贸易网络。

其二是日本：日本由于数十年来一直输出白银，导致当地对白银的内部需求增加，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结果，1668年，日本禁止白银输出。因此，在1639—1640年灾难后主要出现在广东的中国白银短缺，逐渐也蔓延到福建。总的来说，17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白银对福建帮助不大。在中国，白银渐渐变得更加昂贵。

在中国沿海地区，推行铜制货币可以算是一种补救措施。其中部分铜币是以进口日本黄铜为材料铸造的，可是这些铜币显然添加了过多的铅和其他成分，早就失去其质量和价值。此外，由于沿海防卫政策的原因，运抵福建的黄铜数量太少；简单地说，黄铜无法作为白银的足值替代品。有人认为，日本禁运白银、福建的连年战事和中国的贸易禁令导致中国沿海地区发生重大经济危机，其突出表现为粮食价格骤降。这场17世纪60年代和17世纪70年代的危机，虽然因郑经统治时期的厦门短暂开放稍有改善，但对中国来说，可能比1639—1640年后澳门和广州所经历的崩溃严重得多。

荷兰人对这一切几乎毫不关注，眼看茶叶、胡椒和其他商品的贸易在万丹进行得如火如荼，可是利润并没有落入荷兰东印度公司囊中，反而进了别人的腰包，巴达维亚烦恼不已。于是荷兰人想方设法控制万丹大局，1682年，他们终于成功把英国人和其他人等从西爪哇清除出去。同时，征服万丹使巴达维亚的环境更加安全，也使更多中国船只驶入巴达维亚，而巴达维亚的中国城再次崛起，中国人进行的贸易也随之增加。

占领望加锡和万丹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根本上巩固了对马六甲以东岛屿世界的控制。对于自由海上贸易来说，虽然仍然保留着个别重要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譬如马辰（Banjarmasin）——一个主要由中国人前往的、备受欢迎的胡椒贸易港口，但是原则上，无论在销售方面还是在商品多样化方面，一向超越荷兰东印度公司船运的中国船只现在可能更加紧密地依靠荷兰人的势力。

这些形势与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在时间上叠合，正因为如此，以上述那些年代作为下一个贸易周期的开始似乎是可取的。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舞台，1680年，清军占领了厦门，郑经只好退守台湾，于1681年在当地去世。两年后，清军攻占郑家军最后一批海岛上的据点。从此，清朝把福建和台湾控制在手上。由于清廷意识到，沿海地区居民确实离不开航海，因此在1684年开放了越洋贸易和沿海贸易，当然从此在其保护伞下进行。大部分与海外贸易有关的管理、监督机构都迁往厦门。因此，自1685年起，厦门重获开海权，甚至扩展为福建海外贸易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