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600-1640年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

在17世纪初期，以中国和葡萄牙的角度来说，除海盗集团外，还多了另一个不安全的因素——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荷兰人很早便开始派遣船只通过好望角航线从欧洲来到远东，是谋取印尼财富的第二个欧洲国家。在中国海岸线上获得一个固定贸易基地，同时为自己开辟中国市场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然而这一企图落空了，于是总部设在爪哇岛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单攻击其对手澳门和葡萄牙，而且也对中国船只发动攻击，还占领今天台南一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攻击危及东亚贸易的心脏：广州、澳门和马尼拉之间的三角贸易航线。广东通过这个贸易系统主要往日本输出丝绸，返程则满载大量日本白银；中日的直接贸易也同样交换丝绸和白银。还有马尼拉和福建之间的贸易航线，通过这条航线，中国丝绸最终运往美洲并从那里再转道至欧洲，而拉丁美洲的白银则运往中国。

中国不光购进白银，而且还购进大批其他产品。运抵广州、漳州、泉州等地的东南亚商品有胡椒、檀香木、象牙、玳瑁、各类布匹、药材、珍稀动物、毛皮等等。一言以蔽之，中国船只直接从产地或暹罗、印度支那、印尼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和其他地方买到不少货物。荷兰人同样企图从这些贸易流通当中分一杯羹，然而中国的贸易网络，总体上看来是如此细密，如此庞大，以至技术上占优势的西欧和北欧人根本无法阻止中国，尤其是福建的进口，更谈不上如荷兰东印度公司许多高层人士最希望的那样迫使中国屈服。

今天已难以评估荷兰人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船只的攻击如何具体地影响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形势，有些人认为16世纪20年代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显示出倒退的趋势，然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也许只能较少，甚至不能归咎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而更多的应该由中国内部发生的事件和郑芝龙不断骚扰福建地区海上交通的行径承担责任。譬如，16世纪20年代马尼拉—福建的贸易联系较1610年前后少得多，可能因此从马尼拉流入福建的白银变少，于是在福建出现相当程度的贵金属短缺，这对金融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不过，这些说法丝毫经不起论证，因为福建其实都是通过从日本获得白银，同时与其他地方也有贸易往来。同样不清楚的是，通常由马尼拉流入福建的那部分白银，在16世纪20年代是否转而流向澳门，因为澳门—马尼拉销售额的确稍有上升。

不管怎样，约从1630年起，中国沿海似乎进入所谓恢复期。其中一个原因是荷兰人把他们对葡萄牙人攻击的重点转移到马六甲地区；此外，他们减少了袭击中国船只。前者的影响是葡属马六甲作为果阿与澳门的中间站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来往于印度与东亚之间的葡萄牙船只数目也减少了。为补偿澳门—果阿贸易的部分损失，澳门加强了与日本和东南亚的联系。于是，澳门设法绕过某些控制当地的输入障碍，不断补充运送昂贵的丝绸到长崎，以此获得了更多的白银，当然这同时也给向来欢迎白银的广州市场带来好处，而葡萄牙人用白银可以购买几乎所有澳门需要的东西。

16世纪30年代，福建似乎出现了缓和。郑芝龙在此期间投靠明朝，对局势缓和大有帮助。此时，中国对日贸易也更顺利了，同时，来往马尼拉与福建之间的船数稍有增加。由于同样可以用丝绸交换白银的福建与印度支那的贸易日益繁荣，那么，与之前十年相比，可能在16世纪30年代有更多的白银流入福建。

另外，1629年日本人在暹罗境内与泰国人发生冲突，使日本与该国的直接贸易严重受挫，这也许反而对中国，尤其是对福建有好处。习惯到泰国去的福建商人现在可以较容易地介入在六坤港（Ligor）或大城（Ayudhya）的贸易中，而日本人在泰国—长崎航线上几乎完全消失。(www.xing528.com)

在较长时间里，中国的海上贸易没有面临什么重大阻碍，相反，日本的海上贸易发展却不太顺利。日本人长久以来十分抵制外来文化的进入和传播，尤其是葡萄牙人带来的天主教。排外性已经导致了迫害天主教徒事件和颁发严格限制日本人与外国人接触的规章，并且还实施了针对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封港令。1633年，日本禁止其国民前往外国。因此，日本海上贸易几乎全面崩溃，他们几乎可以说是退出了海路，把这个领域拱手让给中国人和欧洲人。

中国的港口没有受到日本排外性的多大干扰，因为即使日本方面自1636年起便局限在长崎进行贸易，中日直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仍按既定轨道继续运作。不言而喻，这项贸易的绝大部分掌握在福建人手上，据说光是投靠了明朝的郑芝龙就控制着一千多艘船只。也许正因为如此，福建尤其是厦门周边地区对外经济活动的频繁程度，大大超越中国所有的其他沿海地区。

与巴达维亚的贸易比从前更为顺利，有助福建的地位继续攀升。在此期间，荷兰人意识到不可能封锁漫长的中国海岸线，今后也不可能企图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结果，跟从前的马尼拉一样，巴达维亚也在寻找途径把中国船只贸易逐渐纳入自己的政策中，而不再与之作对。长期以来，中国船只为印度尼西亚许多地方提供了包罗万象的商品，如今荷兰东印度公司打算把这种商品流通改变流向，也就是说，把它们改为运往巴达维亚。荷兰人影响商品流向的意图，譬如努力减少中国船只由巴达维亚运送白银至中国，说明按荷兰人的想法，中国人最好以胡椒或珍贵木材代替白银运回大陆；当然荷兰东印度公司希望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巴达维亚计划筹措更多白银资金。然而，看来这一类措施和建议只有极少部分转化为行动，因为中国船只一如既往穿梭在东南亚各个地方：福建人主要在万丹、旧港（Palembang）、望加锡（Makassar）和帝汶地区购买檀香木、玳瑁、丁香、胡椒等货，在大城（Ayudhya）和北大年（Patani）为自己和日本市场搜罗苏木、毛皮、药材等物，当然也在马尼拉装上心仪的拉丁美洲白银；而广东船只则更喜欢到印度支那、苏门答腊（Sumatra）北部海岸和勃泥（Borneo）的北部海岸。

几乎所有这些东南亚地区、岛屿和沿海地带均有一个共同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接纳了越来越多由于不断高涨的人口压力和因此导致的经济困境而离乡背井的中国移民。这些海外华人对繁荣他们的新家园贡献良多，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很快就定居在巴达维亚及其周边地区，他们充当手工业者或种植园工人，在当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地方都有中国医生、中国商行、中国食品店、中国餐馆，总而言之，有不少中国文化和社会机构。在一些东南亚“商贸中心港口重镇”，似乎中国居民比本地居民或欧洲居民要多。因此，这些地方的历史，如果愿意这样认为的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然而，由于中国居民对东南亚城市生活拥有广泛的影响，有时甚至完全垄断了某些市场——例如在马尼拉，几乎所有食品生意都掌握在中国人手上，因此他们不时会招来猜忌，甚至出现过多次冲突，譬如：1603年和1640年在马尼拉就引起流血冲突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对当地中国人的贸易活动有不好的影响，也使当时通向中国的贸易航线受到损害。情况正是如此：福建—马尼拉贸易在1640年事件后随即出现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