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提到,葡萄牙人和福建人的良好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16世纪40年代。因此,自谢喇哒(Cheilata)与他的同伴们开始,双方便形成一种长期的互通有无和互利合作的传统。与这种传统相关的一件早期的事件,是1518年若热·德马什卡雷尼亚什(Jorge de Mascarenhas)的航行。马什卡雷尼亚什航行的目的地原本是琉球群岛,但他却在福建登陆。在福建逗留期间,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9]这很容易使人想象,他是故意绕道到福建,从而将葡萄牙人的利益和琉球人的利益相分离。当然,这纯属猜测,福建人有没有在这件事中施以“援手”,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根据巴罗斯(João de Barros)的描述,马什卡雷尼亚什发现,在福建的贸易远比在广州有利可图。福建在许多葡萄牙人心目中所留下的美好形象,正是在此早期的岁月中开始形成的。此后,卡尔沃及其他葡萄牙人继续对福建大加褒扬,显然因此促进了葡萄牙人与福建人在16世纪30年代及后来的良好关系。
甚至在更晚的时期,在加莱奥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和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的描述中,也经常对福建赞誉有加。佩雷拉在16世纪40年代沿中国海岸航行,在他所描绘过的所有中国省份和城市中,福建和福州首当其冲,广州却因为“不够繁荣”而屈居次要地位。此外,虽然佩雷拉在福建遭监禁,却显然对当地士绅的印象良好:“这些绅士对陌生人彬彬有礼,所以我们任由他们裁夺”,看来葡萄牙囚犯在福建受到了优待。
佩雷拉还颇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的各种刑具,克鲁斯在1569年对此也有所叙述。两人的游记都列举了福建官府一般用来对付犯人的各种残酷的刑罚方式,但以他们所处时代的标准来说,其描述算是相当“中立”的。[50]
至于被关押在广州的卡尔沃和维埃拉所描述的形象,则是另一副样子。这两个葡萄牙人都极其恼火和沮丧,以致于极力鼓吹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相信,像广州这样的城市甚至于海南岛都完全可以用武力征服,他们还建议将北大年和其他非中国统治的区域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51]
毫无疑问,当时的广东中部既微弱又贫困,而福建沿海却既富裕又先进,广东对葡萄牙人态度冷淡,福建的地方官绅和商人则思想开放,并没有追随中央政府反对海外贸易的偏激观点。(www.xing528.com)
为使上述的画面更为完整,还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林希元的事例。当16世纪40年代末期倭寇在福建和浙江猖獗之时,林希元大声疾呼,公开为葡萄牙人辩护。林希元的故事十分著名,[52]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向沿海省份施加巨大压力的时候,他出面表态支持葡萄牙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哗众取宠或其他方面因素的考虑,林希元的介入表态还是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大多数的福建商人评论葡萄牙人时采取的立场。
第二点涉及琉球王国。大多数葡萄牙作者提到这个地方时,都对琉球的居民和土地赞不绝口,他们赞扬琉球人整洁而有教养,并相信他们拥有金子和其他财宝。[53]有意思的是,极少葡萄牙人能够有机会亲自到琉球群岛一游。虽然琉球人不再到满剌加贸易,因而避开了葡萄牙人,但在北大年、暹罗、甚至可能在中国沿海,他们彼此都会相遇。于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一方对另一方印象良好,但后者却不愿意与前者合作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在葡萄牙人的眼里,琉球人的外貌比较符合伊比利亚人对诚实、可敬的人的判断标准,即琉球人肤色白皙,举止优雅。由于绝大多数葡萄牙人没有机会亲临琉球岛,于是,他们最初获得的良好印象便基本不加修饰地对外传开。琉球人对葡萄牙人的态度少有人研究,至今未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大体上来说,琉球仍是一个神秘的王国,地理位置远离葡人前往中国和日本的航线,却拥有着一些令人称赞的特征。
福建人虽然与琉球人在某个方面关系密切,但正如前文所述,闽商却在其他方面将琉球商人取而代之。因此,双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而且,福建人很可能竭力企图使葡萄牙人和琉球人相分离,上述的马斯卡伦阿思之航行便是一例。葡萄牙人若加强对琉球的贸易,势必给福建人的贸易带来困难。福建人当然不愿意见到这种局面,所以,葡萄牙人对琉球王国记录之匮乏,应归咎于福建人的商业“伎俩”,从而也可以解释上述看起来自相矛盾的问题。
降至16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无需赘言,琉球人几乎完全退出了东南亚贸易。暹罗是琉球人仍然扬帆前往的唯一地区,自然而然地,中国通过那霸的胡椒进口也因此而渐趋萎缩。当然,其中也有朝贡体系在制度上改变的原因。[54]虽然部分琉球商船游离于朝贡体制之外,但它们可能数量较少且混迹于不同的倭寇集团,而当时大部分的倭寇势力,已处于中国商人集团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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