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的关键历史事件与航海交流

前面所描述的场景，不可完全脱离另一种场景而独立存在：即16世纪10年代晚期至20年代早期的广东中部沿海。在此时期内，托梅·皮雷斯（ToméPires）出使中国失败；西蒙·德安德拉德（Simão d'Andrade）据说劣迹累累；中葡两国的船只发生激烈冲突，许多研究著作已多次论述这一连串事件，在此无需赘述。^[39]

重要的是，珠江口的骚乱最终导致了广州港的暂时关闭。明朝禁止葡萄牙商人再次踏足中国领土，皮雷斯使团中的一些葡人则被扣押。在其后的一二十年内，葡属印度政府（Estado Português daÍndia）仍然不断关注中国，认为那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巨大市场，可以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再行动。眼下，果阿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马鲁古香料群岛。麦哲伦横渡太平洋后，西班牙对菲律宾和苏禄地区的兴趣日增，使葡萄牙人的这一贸易重心“转移”势在必行。此外，马鲁古群岛盛产丁香，而丁香是胡茶辣商人（Gujaratis）的重要商品，胡茶辣商人则是葡萄牙人的敌人。加强对当时丁香的唯一产地——马鲁古群岛的控制，可以削弱胡茶辣商人及其穆斯林盟友的地位。^[40]最后，葡属印度政府也实在没有足够的人力、船只和财力来同时应付两个主要的“麻烦”地区，即广东与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

在中国，广州港的暂时关闭与珠江口沿岸日益严密的军事戒备，使各贸易团体的活动大受干扰。但是，明朝的控制并非无缝可钻，部分商人依旧可以设法随心所欲地出入。估计在这些出入珠江口的中国商人中间，混杂许多暹罗人，而且与往常一样，他们与福建人密切合作。与此同时，琉球人则被排挤了出去（如果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被排挤的话）。我们当然无法估计广东中部地区在这段时期内的对外贸易量，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广州的进口额当时一定急剧下降。

在16世纪20年代的中葡军事冲突中，西洋炮大显身手。因此，导致许多福建人开始害怕葡萄牙人，人们并不愿意见到这个结果。全副武装的葡萄牙船和福建人的商船均曾沿着同一条航线，往来于马来半岛和中国。这条航线是一条颇为狭窄的海道，尤其是在越南海岸附近，当航道经过西沙群岛（Paracel Islands）西侧时，就更为狭窄。因此，福建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很容易在南中国海相遇，谁也无法预料双方相遇时是心平气和，还是剑拔弩张。^[41]

但是，福建人的恐惧并没有持续很久。如前所述，葡属印度政府的领导层对马鲁古群岛的兴趣越来越大。事实上，自从16世纪20年代中葡之间发生那些灾难性的冲突事件之后，就再没有听到有关葡萄牙人和中国船只发生冲突的报告。另外，从福建人的立场来看，这些冲突所涉及的主要是广东的人员和船只，福建人基本没有卷入。因此，现实地来看，还是应该抓住与葡萄牙人继续合作的机会，只是这种合作必须比以往更为小心谨慎。

我们回头来看看广州的经济状况。16世纪20年代初之后，闭关政策对广州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两广巡抚林富曾经在1529年抱怨资金匮乏。^[42]林富上疏主张，如果恢复安南、真腊（柬埔寨）、彭亨、占婆和其他国家对广州的朝贡贸易，则地方收入可以再度增长，但其奏折中并没有包括葡萄牙人。更重要的是，林富还提到，广州港的关闭使得海上贸易转移到了福建南部的漳州地区。福建的地方官和商绅为了顾全漳州和月港等地的利益，对中央政府的贸易禁令（最初由洪武帝时期开始颁行）明显执行不力，而广东人则严守朝廷法令，不敢从中谋取任何利益，以至于当时被关押在广州的葡萄牙囚犯克里斯托旺·维埃拉（Cristóvão Vieira）也评论说，广州因为没有船只和货物进入，“现在非常贫穷”。^[43]换言之，葡萄牙人在广州的所作所为导致当地对外贸易发生制度上的变化，使广东中部的经济一度受挫，这种形势转而促使闽商将更多的货物运往福建，进一步繁荣了福建的商业和沿海城市。因此，福建人从满剌加事件和广州附近的事件中，双倍受益。(www.xing528.com)

林富的奏请使广州港得以重新开放，只有葡萄牙人被排除在外。我们推测，福建人会很快做出反应，在对东南亚贸易的大背景下恢复他们对珠江流域的贸易。既然不再受葡萄牙人的干扰，而琉球人又从中撤出，那么，从这种新形势中获利最多的很可能还是福建人。

16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早期，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福建人在北大年和东南亚的其他港埠已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马鲁古群岛的问题也由于1529年《萨拉戈萨（Zaragoza）协议》之签订而获得解决。葡萄牙新国王若昂三世（D.João III）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大约在此同时，葡萄牙人获得消息，一些中国商船开始返回满剌加进行贸易，这些商船均来自福建。显然，原先满剌加和中国双方对可能发生公开冲突的担忧，现在已经消失。^[44]福建人希望与葡萄牙人之间达成某种默契，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贸易，因为他们要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

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16世纪20年代，一些葡萄牙人曾偶尔前往北大年，葡属东印度政府也曾努力在顺塔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据点，当然主要是担心西班牙势力向东进一步渗透，同时支持葡萄牙人较早前所声称的对马鲁古群岛的拥有权。^[45]虽然顺塔“插曲”只是一个短暂事件，但它涉及福建人的切身利益。总的来说，福建人需要同葡萄牙人达成默契，不仅是为了寻求与葡人的合作，也是为了避免在西爪哇、北大年等地与其发生摩擦。

葡萄牙人相信中国的态度开始有好转，遂重新开始寻求在广州地区进行贸易的可能性。葡人文献中记录了他们的几次尝试，但鲜有具体细节的描述。^[46]不过，以下几点需要说明：第一，葡人的这几次记载含糊不清的航行并不一定是得到了其在满剌加的官方机构的支持，通常是半官方半私人的性质，或纯属私人冒险之举。第二，在中国人看来，葡萄牙人已不再是一个危险的整体，他们现在势力分散，各自为政，有着不同的利益，比以前要容易对付。第三，尽管如此，对一个葡萄牙商人来说，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在广州和珠江地区自由活动，仍然是不可能的。相对来说，福建商人则比较开放，准备欢迎他们的葡萄牙同行。第四，当时人们认为福建省是一个富裕的省份，用卡尔沃（Vasco Calvo）的话说，是一件“好事情”，与广州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于福建以北的浙江，也比广州城的名声好。^[47]

葡萄牙人于是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继续将注意力放在广东，而福建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最后，他们选择了福建，也就是说，葡萄牙的私商选择了福建，而葡属印度政府仍然保持着观望的态度。对那些“漳州人”（Chinchéus）来说，这可是一个理想的结局。明朝不许葡萄牙人踏足广州地区，从而使得这个地区的贸易落入福建商人及其贸易伙伴的手中（如果这个说法不算夸张的话）。葡萄牙政府当时正在忙于对付穆斯林，并再次重视马鲁古群岛的香料贸易，在16世纪40年代下半期，当西班牙派出新的使团横渡太平洋时，这种情形尤为明显。其次，如同16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情况，闽商通过在北大年与葡萄牙人合作，可以使更多的胡椒运往福建。^[48]最后，虽然部分葡萄牙人曾在东南亚的其他港埠出现，例如彭亨，他们大部分时候仍然集中于北大年活动，这就给了福建人一个绝好的机会，趁机向新的地区扩展自己的贸易，而不必担心受到葡萄牙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