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胡椒贸易及其历史探讨

上述论证表明，葡萄牙人与福建人在最初的阶段，基于共同的利益而达成共识，相互合作。而其他的中国商人集团及琉球人则不同意这些闽南商贾的立场，他们当然希望明廷能够最终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恢复满剌加昔日的地位。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若一切按照逻辑发展，一旦满剌加回到被流放的苏丹手中，他们（即琉球人、占婆人等）就可以重返满剌加港，而且，在中国恢复对满剌加的保护之后，他们可以比以前享受到更多、更大的特权。

除了这些“纯粹的”政治考虑之外，我们在评判上述各贸易族群在满剌加陷落前后的表现时，也要注意到经济方面的因素。其中，胡椒和苏木是与满剌加贸易相关的重要物品，中国对这两种商品的需求量很大，朝鲜和日本也各自收购产自热带东南亚的各种香料和其他物品。^[26]在15世纪到16世纪，外界对胡椒的需求急剧膨胀。有关那霸贸易的资料表明，中国通过琉球贸易网络进口了数量可观的胡椒。^[27]毫无疑问，福建人也将胡椒大量地输入中国，他们与竞争对手一样，在东南亚的各个港口大肆进行采购。

1500年前后，胡椒主要产自下列地区：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各港埠附近，尤其是在帕赛（Pasai）和亚齐（Aceh）地区；苏门答腊岛东南部靠近巽他海峡一带；以及马来半岛的东海岸。中文古籍有关海外历史地理的记载中，有许多关于东南亚不同地区胡椒生产和贸易的记述。葡萄牙文献中也有大量的相关记录，例如，卡尔沃（Calvo）就曾提到过帕赛、陂堤里（Pedir）、北大年和“班达（Banda）”地区的胡椒产量甚丰，至于班达，无疑指的是万丹地区。^[28]

早期东来的葡萄牙人很快就明白并开始满足中国对热带香料的无止境的需求，葡萄牙人占领满剌加之后不久，曾几次派船队到珠江水域探索，很快便了解到胡椒销售在中国的利润丰厚。^[29]于是，葡人建议发展东南亚各港口与中国之间的胡椒贸易。葡萄牙人曾打算在沙慕德拉—帕赛地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胡椒贸易站。乔万尼·达埃波里（Giovanni da Empoli）、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及其他名字，都与这些早期的胡椒贸易有关。^[30]1520年之后，葡萄牙人勉强在顺塔（Sunda）—万丹地区开始实施建立贸易站的计划，但该地区远离满剌加，他们无法在那里维持一个稳定的商业“基地”。^[31]

葡萄牙人向中国运送大量的胡椒，不可避免地要掂量他们插手此项贸易后与福建商人的关系，孰轻孰重。有无可能继续同闽商保持良好的关系？抑或双方注定要在胡椒贸易上成为对手？如前所述，早在满剌加陷落之前，中国船只就已经驶往东南亚的多个“胡椒产区”，包括沙慕德拉—帕赛、陂堤里、彭亨、甚至是顺塔—万丹地区。换言之，在葡萄牙人开始涉足东南亚胡椒贸易时，无论在胡椒采购的地理范围上，还是在采购的数量上，中国的胡椒商人都正处于业务扩展的中期。上述的推测可能同样适用于苏木贸易，苏木主要产自印支半岛，例如今天的泰国，并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在经历了15世纪中期的衰退低潮之后，明朝的经济总体有所增长，而这种新的增长又导致了闽南人贸易的向外扩展。(www.xing528.com)

在此，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些有关上述贸易扩展的“具体”资料，然后再回头评述葡萄牙人和福建人的关系。15世纪早期，马欢曾经称苏门答腊为“西洋之总路”。^[32]显然，在郑和航海结束之后，有一大批中国私商留在了当地，并且像在满剌加一样，形成了一条中国村（Kampung Cina），与由其他“国籍”的商民组成的贸易区相伴为邻。但是，直到15世纪末，对沙慕德拉—帕赛地区的中国人，就再没有其他任何记载，^[33]他们可能是在经济低迷时期或者政治危机时期离开此地去了满剌加，或干脆是已融入了当地社会。陂堤里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陂堤里位于沙慕德拉—帕赛的西面，与亚齐毗邻。当第一批葡萄牙人抵达东南亚时，便在陂堤里港碰到了中国商人。^[34]1500年前的中文文献提到了顺塔—万丹地区，例如赵汝适的《诸蕃志》（该书序言之年代为1225年）。满剌加陷落之后，这个地区的贸易继续繁荣，^[35]许多葡文材料都提到有中国商船在当地贸易，尤其是在16世纪40年代，其中一份较早期的材料（1527年）称，曾有三十艘商船来自福建，其中的大部分驶往顺塔。这份材料还指出，中国商人在顺塔是琉球人的竞争对手，但是后者从来没有派出很多的船只前往顺塔。更晚些时候，当荷兰人在当地出现时，中国商人可能早已是这些地区胡椒的主要买主。^[36]至于北大年，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提及。我们对北大年的早期历史所知不多，但在16世纪40年代，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变得突出。此外，通过中国商人的贸易网，北大年也与日本建立起了联系。在倭寇猖獗之时，北大年曾一度成为何亚八贸易“集团”的活动地点之一。^[37]至于福建商船偶尔停留的其他泊靠地，应为从潮满岛（Pulau Tioman）到西爪哇沿岸的许多岛屿。林我铃最近发表的一些草图和详细的分析表明，这个区域航路上有巴淡岛（Batam）、龙牙岛（Lingga）、新及岛（Singkep）、邦加岛（Bangka）等泊地。^[38]

上文粗略的描述表明，从福建前往北大年、彭亨及顺塔—万丹地区一带胡椒产地的中国贸易势力，在16世纪早期确实有所扩张，但同时在柔佛以西地区（如沙慕德拉—帕赛）则有所衰退，或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如满剌加）。中国将对东南亚的贸易重新定位于柔佛以东诸港埠，或许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考虑到季风影响和运输成本，前往北大年、彭亨、巴淡、顺塔等地收购胡椒和其他土特产，远比穿越廖内群岛周围那些狭窄的海道前往满剌加和苏门答腊西北海岸的港埠，要快捷、安全和低廉得多；其二，那些曾经在苏门答腊贸易的中国人，正如那些定居于爪哇北部沿岸港口的华商一样，大部分可能是穆斯林。而那些在16世纪早期前往北大年、彭亨和顺塔的中国商人，则大部分来自福建南部。我们推测，这些福建人或许并没有与葡萄牙人发生摩擦，但是他们已经不愿再去满剌加市易，这或者是因为闽商内部存在着相互竞争，例如有谢喇哒（Cheilata）之类的商人；更有可能是因为，满剌加港在1511年之后的贸易额全面下降，已经不像昔日那样具有吸引力；或者干脆是因为满剌加的地理位置远离“胡椒航线”的主航道。换言之，中国对东南亚贸易区域的东移，与其说是政治原因，倒不如说是出于成本考虑。如果可接受这些结论，那么，我们在上文对福建人—暹罗人（葡萄牙人）之间关系的描述就可以成立，至少在中葡接触的最初阶段是如此。

在此高度推理的研究构思中，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设想，例如：许多闽商可能考虑要专门经营北大年—彭亨—顺塔为“轴线”的胡椒贸易，他们希望葡萄牙人经由满剌加收购苏门答腊的胡椒以补充船货，或者完全从胡椒贸易中退出，转而集中经营其他进口货物，尤其是那些来自印度洋国家的高价值商品。此外，在闽南商人的眼中，早期东来的武器装备精良的葡萄牙人，或有可能被视为是自己潜在的保护势力。最后，那些曾经协助葡萄牙人攻打满剌加的中国人，可能不敢再前往苏门答腊西北海岸的港埠，担心当地的穆斯林民众或许会与之为敌。

在此，可以将前面的论述做一番小结：首先，葡萄牙人并没有将福建人排挤出胡椒贸易的圈子，至少在满剌加沦陷之后的最初数年是如此。其次，在这段时期，福建人没有理由要与葡萄牙人分道扬镳。最后，满剌加沦陷之际，正是福建人海外贸易迅速扩张之时，这更促使许多闽商要在东南亚的其他港口巩固自己的地位。闽南商人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葡萄牙人，而主要是出于他们对实际利益的考虑。因此，葡萄牙人东来，间接加速了福建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反过来，这一变化又促使其他方面做出反应，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就是，闽商不得不终止原来与琉球商人在北大年等地的合作关系，并逐渐地将之转变为竞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