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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剌加的福建华人,满剌加的历史与海洋史

时间:2023-10-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很显然,当时一些居住在满剌加城内或其附近地区的华人,以及那些至少定期往来于此港口的中国商人,与当地的马来人政府关系不睦。[6]毋庸置疑,16世纪早期满剌加的“Chinchéus”肯定来自福建南部,并偶而被葡人看作是一个有别于“Chins”的独立群体。在满剌加沦陷后数年,据说这些第三代及第四代的中国穆斯林曾支持土著军队将葡萄牙人从其新建立的据点中驱逐出去。属于后一个群体的许多福建人,看来当时已经与他们的泉州老家断绝了联系。

满剌加的福建华人,满剌加的历史与海洋史

葡萄牙人抵达印度之时,郑和的著名探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中国的船舶舰队远航斯里兰卡、卡利卡特(古里Calicut)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地的故事,在16世纪初依然广泛流传,但郑和下西洋到底有何收获,仍然语焉不详。这样的结局令人颇为费解,因为近些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在葡萄牙人东来之前,中国人是否可能早已经活跃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在永乐和宣德年间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福建人的航海技能和传统对明代中国的海上扩张曾做出重大的贡献。人们通常认为,福建人在中国历史的这一关键时期,曾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而广府人在远海的活动,则远不如前者活跃。广府人因广州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历来获益匪浅,因为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又是外国贡舶频繁往来的港口,或许渐渐地因此令广府人形成一种所谓的“守株待兔”者心态。[2]

至于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初次相遇的经过,发生在郑和最后一次航海结束后约七十年,时值1511年满剌加沦陷前后。关于这一点,诸多论著均已述及,无需赘述。[3]不过,有几个问题应该提出讨论。1500年前后,中国人在满剌加已有了他们自己的居住区,其位置就在贯穿城市的那条河流的西岸。如果稍后年代画就的一些地图和草图靠得住的话,那么,这个当时叫做Kampung Cina(中国村)的地方,应包括一、两条街道,或许还有几个街区。在华人区的北面,有一座tranqueira,即一道类似防御工事的围墙。当地华人的事务由“shahbandar”或称港主(harbour-master)负责,港主同时还负责管理来自琉球群岛、占婆(Champa)、Chinchéu(漳州)等地的商船。很显然,当时一些居住在满剌加城内或其附近地区的华人,以及那些至少定期往来于此港口的中国商人,与当地的马来人政府关系不睦。葡萄牙人抵达满剌加后,中国商人就立即站到了他们的一边,一位名叫Cheilata(谢喇哒)的华商甚至帮助葡萄牙征服者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Afonso de Albuquerque)与暹罗建立外交关系。[4]

关于Cheilata(谢喇哒)其人的情况,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他的“头衔”lata(喇哒)显示他是一名身拥巨资、地位显赫的大商人。“Lata”这个词偶见于中文(即喇哒,不同的拼写形式为lada),更常见的拼写形式为nakhoda。在Castanheda、Francisco de Faria以及其他的一些葡萄牙人的记载中,曾出现有“Chulata”或“Fulata”等姓名,这些姓名显然都是同一名字的不同读法。[5]无论如何,在葡人记载1509年、1511年、1513年及1517年的贸易活动情形时,常常简略地提及Chei/Chu/Fu喇哒其人。当时,这位著名的华商甚至还自己装备了一艘帆船,随同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的船队前往中国。既然他曾以多种形式帮助过葡萄牙人,可以肯定,他是一位交游广泛的人,不仅与中国、阿瑜陀耶王朝(暹罗)的关系良好,而且与其他地区的关系也很密切。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正如上文所示,早期的葡文文献中经常会出现“Chinchéus”(还有其他拼写形式)这个词。与此同时,早期葡文文献中还常提及“Chins”“Chyna”等称呼。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Chins”用于指(所有的?)中国人,“Chyna”代表整个中国,而“Chinchéu”则主要指福建的人和地。根据金国平的说法,葡文文献中的“Chinchéu”可以用于称呼许多不同的对象:(1)漳州府,(2)福建全省,(3)厦门附近的浯屿,(4)月港和安平港之间的地域,(5)九龙江口,(6)闽南人,尤其是来自漳州和泉州的闽南人。[6]毋庸置疑,16世纪早期满剌加的“Chinchéus”肯定来自福建南部,并偶而被葡人看作是一个有别于“Chins”的独立群体。

谢喇哒(Cheilata)也很有可能与福建及福建人有关,谢喇哒与暹罗的良好关系,以及满剌加的中国人与当地苏丹的交恶,表明谢喇哒与其许多同胞一样,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一个非常普通的理由可以证明这一假设:在16世纪早期,伊斯兰教的传统在福建已经成为历史。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泉州曾经拥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外国商贾侨居社区,元明更迭之际该社区遭到破坏,许多中国穆斯林扬帆前往南中国海的其他港埠,很可能因此大大增强了文莱(Brunei)和苏禄(Sulu)地区的伊斯兰势力。[7]由此可见,与谢喇哒(Cheilata)同时代前往东南亚的福建人,已经与上述的伊斯兰社会脱离,而属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换言之,他们所崇拜信仰的,可能只是中国民间的道家神祇与儒家思想

不过,在16世纪的东南亚,还有一批福建人,他们的先辈在更早的时期就离开了福建,他们因此而保留着伊斯兰信仰,并定居在不同的港埠,尤其是聚居在爪哇岛的北岸。在满剌加沦陷后数年,据说这些第三代及第四代的中国穆斯林曾支持土著军队将葡萄牙人从其新建立的据点中驱逐出去。[8]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这批福建人可能也曾到满剌加进行贸易,其中的一些人甚至长期在当地居住,直至满剌加最后沦陷。满剌加被占领后,他们大概是迁往宾坦岛(Bintam,又称民丹岛,古长腰屿)、柔佛(Johore)等地。如果上述说法站得住脚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中国人群体:一个是与葡萄牙人合作的、非穆斯林的福建人群体;另一个是由大部分具有穆斯林背景的福建商人组成的群体,他们则支持葡萄牙的敌人。属于后一个群体的许多福建人,看来当时已经与他们的泉州老家断绝了联系。(www.xing528.com)

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肯定曾协助落难的满剌加王室向中国寻求援助,对付葡萄牙人。与此同时,来自福建南部的商人却在做着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当葡萄牙人和马来人在1520年左右分别向明廷派遣官方使团时,这两个海外华人群体或许确实互为竞争对手,都曾试图影响明朝对满剌加的看法。不过,这是另一段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的历史,其中涉及火者亚三(或称Khoja Hassan及其他不同的称呼)在一系列复杂事件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所有这些均不可能在此用极短的篇幅交代清楚。[9]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早期葡属满剌加时期的“Chinchéus”这个话题上。在阿尔布开克征服满剌加之后的最初几年,葡萄牙人和福建人都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到满剌加港。后至1520年,在满剌加到彭亨(Pahang)的一个葡萄牙使团中,有一些中国人随行,这些中国人可能也是来自福建,他们希望能够说服其在马来半岛东岸的同乡迁往半岛的西岸。但是,这些计划最后未能实现。在葡萄牙统治时期的满剌加历史记载中,关于16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之后满剌加中国人的详细情况,几乎是空白,似乎当时很少有中国人迁往该港埠。很显然,在16世纪,尤其是16世纪的后半叶,满剌加的中国人(或称满剌加的福建人?)的人数越来越少。[10]

下文将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此处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在16世纪10年代晚期及20年代早期,彭亨及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显然不太愿意与葡萄牙人合作。彭亨是华南与马来世界的众多港口进行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但究竟是何种原因促使这些中国商人寓居在马来半岛的东海岸,迄今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至少在目前的研究阶段还不得而知。[11]

上面的论述表明,满剌加的葡萄牙人和福建人之间的合作,似乎只局限于少数几个像谢喇哒(Cheilata)那样的福建商人。如前所述,这些福建商人与暹罗的关系良好,因此,我们必须也来关注一下暹罗。从年代稍后的资料可见,许多福建人曾定期前往暹罗贸易。此外,还有的记载提及,在更早的时期,一些代表暹罗王国前往明廷朝贡的使臣就是海外华人,很可能其中大部分人就是福建人。由此看来,暹罗人与福建人的关系相当密切。所以,谢喇哒(Cheilata)及其乡亲有可能在满剌加形成暹罗—福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以下的进一步讨论中应该谨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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