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塔克澳门史：十五世纪香山地区海外贸易成果

一

珠江三角洲原来是一个多岛屿的海湾，不同的江水从西面支流汇入其中，而海湾最终形成了广东最大的平原。其地区面积约有一万平方公里，有几百余条河流和水渠交错，可见水道密度极大。西、珠两江之水系错综复杂，其支流分别由不同之处入海，而今日的珠海市，即以前的香山地区，也在其间。

很早以前，香山县的地形与今天并不一样。宋元时期，水流比现在更急更快，因此并没有造成很多的泥沙沉积。我们在古代地图上可看出香山等县地区多小岛，且水道宽度较大。16世纪起，一般地图上所记载的情况与此不一。由于水流变得缓慢，沉积泥沙使河道变得更容易淤浅，因此扩大了岛屿面积。

珠江三角洲的水道开始变弯变窄，排洪变得困难，因此当地不断加强堤围建设。有关堤围的最早记载见于北宋时期，最初多是私属小围堤，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西北部。元明以来，珠江堤围迅速发展，逐渐扩展到东江至滨海地区。清中叶后，今顺德、新会和香山等县的滩地进入高度开发时期，当时还采用了修筑丁坝、种植芦苇等工程措施。^[2]

这些地理变化基本上对农业是有利的，因为一来可增加耕地面积，此外产量也会随之得到提高。但这些变化并不一定利于内河航运，并迫使其发生很多的变化。香山县部分地区也属同样的情况：位于东南方，丘陵起伏的郊区地带初时仍保持原来地形，但香山的西南方及北边地区逐渐形成新地势，如西南方的海岸线已经稍微往现今的磨刀门（位于斗门）方向移动。与此同时，澳门对面的岛屿在明朝时期大致上仍保持原来面貌。

这样，与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其他一些区域情况正好相反，香山县的地理由于以上所述原因，受到两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一种具稳定性，而另一种则具转变性。这两种特点也可能对该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稳定”因素：海滨地带以及对面的岛屿，因它们在长时间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地形变化，此对海上贸易来说可能是非常有利的：例如海湾能够保护船舶，使其不受风暴侵害，森林的树木可以被充分利用来修补船只；该地区拥有可供应淡水的泉源；位于岩石和山丘之间的隐藏地可用于存放货物；位处偏僻的山谷则适用于建造小房子等等。

一般来说，在县内，虽然有人口增长，可是在海滨地带和岛屿定居的人不多见，偶尔有些渔夫会上岸，但也仅是临时性的。这说明：由于大部分海岸地区相距省城和其他小城镇比较远，不值得对此采取昂贵的监视措施，因此该地带没有受到严格的政府监控。这里，我们可以用简短的一句话来概括：移迁海面的香山这一部分地区对进行私人贸易活动来说是最理想不过了。

该地区的贸易需求逐渐增长，这不仅取决于在香山和广州之间的内陆地区供求有所发展，还因为通过所谓“西航路”的商品运输量持续扩大。西航路，即国际贸易之路，该路线起始于中国的东海和黄海，通过台湾海峡，沿着福建、广东及海南的海岸，经过越南，最后抵达马来西亚半岛和印度洋，该航线与香山之间的距离很短。

在绘述15世纪航海情况的《郑和航海图》上可看到，西航路位于北尖岛、上川岛和乌猪洲之南。香山因而可说是处于一个有利的边缘地理位置，这使它从早时期，用现代的表述方式来说，显示出很大的发展潜力。

二

在14或15世纪以前，人们对香山县的内部地理结构还不是非常了解。最早可查证香山地区的地方志为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所编制的《香山县志》，^[3]书中记载了大多数的地名可能已经于明朝早中期使用。这表明地名描述了葡萄牙人建立澳门前的情况，也即是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的形式。那时香山县的东部海岸分为两“都”，即“大字都”和“恭常都”。属于“恭常都”的今九州一带，时被称为“九星洲山”等名。今天的氹仔岛，那时分为两个小岛屿，一个叫做“小吉山”，一个称“大吉山”；而今天的路环岛则是当时的“九澳山”；澳门半岛用“蚝镜”或“蠔镜”等名称。^[4]

邻近“九星洲山”与“九澳山”之东面的海域名为“九州洋”。位于“九澳山”的西面为“小横琴岛”与“大横琴岛”，这两个岛名沿用很长时间。“三灶岛”亦如此。位于该岛之西面则于明朝时期被称为“连湾山”与“文湾山”等小屿，后者也称“浪白”。“浪白”一名亦指此两岛之间的浅水澳，其水域很早就变成沙滩，使两岛与大陆相连。原来大横琴岛、三灶岛之南面，现今老万山之西面则为“乌沙海”。从东南亚来前往广州的船只常常行驶于这一海域，然后到“九州洋”与“零丁洋”。也就是说，他们有机会在经过香山县南面和东面的各海湾和岛屿时靠岸，并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

在宋、元和明中叶时期，除了这条航路外，还有另外的路线连接广州和南海。为了能更好了解其具体的情况，应该知道的是，当时位于香山北面的区域形成了一个大面积的海湾，在文献资料中，该海湾通常被称为“石岐海”，关于这块海域部分还有其他相关名称，例如“分流海”“浮虚海”等等。香山的西面以水为界，因此形成了香山县，更确切地说，这是由不同的岛屿堆积而成的。而在嘉靖《香山县志》上也有所记载：“石岐海在县西，北接浮虚，南入洋。”在《郑和航海图》及其他早期的地图上都把香山地区正确标明为一个岛屿世界。^[5]

县区西面的边界地带大致由两条运河划分出来，船舶通过这两条运河可以从公海到达“石岐海”，这样可以继续从那里往广州方向航行。前往第一条运河的入口名为“虎跳门”（靠近现今的崖门），第二条运河的入口在其东，常被称为“鸡啼门”（离今天的磨刀门很近）。这两条运河在北面数公里处交汇，然后分开，流经“龙眼都”（属香山县）的北边，最后流到刚才所提及的“石岐海”。

除了通过“九州洋”这条航线之外，在县西的两条水渠很可能早被船只使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然而不久以后，这两条位于西面的运河便失去了其意义，原因是淤泥沉积物导致水流变浅，但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因此放弃了上川和浪白的临时基地，转换至澳门半岛。不久，“石岐以北，无数沙洲淤积连成一大片，圈筑小围成田，把原来宽阔的‘石岐海’变成一望无际的沙田”，这点也降低了香山西边航路的意义。

三

在15世纪葡萄牙人还没到达前，往“石岐海”运河变浅的情况还不甚重，因此货物运输未曾出问题。当然，该县南面和东面的海湾与岛屿都被同时用作进行贸易活动的地点，其中也有许多外国人参与这些贸易活动。关于这一点，在以下的文献资料中也有所记载：（1）嘉靖《香山县志》：“三灶山，三石形似名，与横琴相对，皆抵南番大洋。”（2）同书云：“九星洲山，九峰分峙，多石岩、石屋、灵草。石上溜水甘美，为番舶往来所汲……”（3）此外：“大吉山、小吉山……九澳山（上东南，西对横琴，中水，曰外十字门），其民皆岛夷也。”（4）在后来的万历《广东通志》亦曰：“夷船停舶，皆择海滨地之湾环者为澳。先年率无定居，若新宁则广海、望峒，香山则浪白、蠔镜澳、十字门，若东莞则虎头门、屯门、鸡栖。”（5）同样的记载还有：“成化中（1465—1487），番舶自乌沙海（鸡啼门）侵扰，岁令官军守之。”^[6]

在明末和清代的资料里，类似的记述很多，例如在《虔台倭纂》：“又必历峡门、望门、大小横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灶山、九星洋而西，浪白澳为最深，乃番舶等候接济之所。”^[7]另一例在《广东新语》：“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蠔镜为澳。蠔镜在虎跳门外，去香山东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湾，海水环之，番人于二湾中聚众筑城，自是新宁之广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门，东莞之虎头门、屯门、鸡栖诸澳悉废，而蠔镜独为舶薮。”^[8]

上面所提及的地方中，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很清楚地识别出来，而关于另外一些地名，在各学术文献中则有不同的意见。同样，也出现了不同的用字。这里不能对以上所述难点一一进行探讨，^[9]我们在此仅可以对其中一著名例子进行说明：在一些文献里经常出现“濠镜”“蚝镜”或“壕镜”的写法，而不是“蠔镜”。^[10]对此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传统的说法可参看《澳门记略》载，“（澳门半岛）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环……二湾规圜如镜，故曰濠镜……是称澳焉。”显然，由于二湾均能停泊，故称为澳，而“濠镜”乃两湾之名。^[11]其他文章的解释是：“濠镜”（“壕”等写法）是指整个澳门半岛，不仅是指半岛东岸的一两个“澳”。如《明实录》载：“澳夷所据地名蠔镜，在广东香山县之南，虎跳门外海漘之一隅也。”

此外还可以找到如“濠镜诸澳”及“濠镜澳”等说法，而对此人们当然也有不同见解。有的学者认为，在澳门开埠之前，这两个名称不仅指今澳门半岛之地，似乎还包括今氹仔、路环等地在内。^[12]

此外，我们还不清楚其他一些情况，例如是哪一些海澳给相关岛屿或地方作为锚地来使用的，譬如：九澳山（路环岛）南面的长沙滩，该岛西北面都很适合船只停靠（邻接名为外十字门的地方）；浪白的情况也很相似。贸易船只在此岛的哪一些海湾抛锚停泊，这个问题到现在恐怕还不能完全解答。^[13]不过，这个细节也只是次要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外交这个问题上。在15及16世纪早期，官方禁止私人性质的海上贸易活动，只允许朝贡贸易。为了能够迎接外国的贡舶，当时在不同的港口都设有市舶司，而香山县则没有制定市舶结构。然而香山地区的一些海湾和岛屿有官员对其进行监管，关于这点也有一个例子：“往年倶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令搭篷栖息，迨舶出洋即撤去。”^[14]

当时香山究竟有多少个守澳官，我们很难去查证，可能其人不多。不过，被称为守澳官的人员，可能是负责许多小澳的管理工作，而其任务“由下级武官担任，隶属海道副使”。^[15]此外，很多地方还设有汛地岗哨和哨船。香山县亦设置一种小型的军事机构，并拥有一个千户所。详情在嘉靖《广东通志》及其他文献都有所记载，^[16]在现代研究资料中也多次讨论到这一点。

除了香山地区以外，在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广东沿海其他地区当然也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一个地方是电白，^[17]很显然，省政府试着暂时性地通过这些港口来操纵贸易。如《明史》所说，“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18]关于电白所起到的作用，在这期间有许多种猜测，但究竟电白和香山是否属于竞争对手的关系，这点还是很难说明。整个电白和上、下川岛之间的海滨地带，或是前面所提及的屯门，还有南头同样都属于上述情况。^[19]

四

15世纪中期，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刚刚结束以后的时代，在香山县的岛屿和海湾登陆的外国人究竟是谁呢？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在嘉靖《广东通志》找到注释：“布政司案查得遞年暹罗国并该国管下甘蒲沰、六坤州与满剌加、顺塔、占城各国夷船，或湾泊新宁广海、望畧，或新会奇潭、香山浪白，蠔镜、十字门，或东莞鸡棲、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湾泊不一。”其中大部分的外国地名，大家都很熟悉，只有两三处附加简短的注解：“甘蒲沰”（“甘不察”“甘孛智”等写法），即指柬埔寨；“六坤州”指泰国的那空是贪玛叻（Nakhon Si Thammarat）或北大年（Patani）及其附近一带；“顺塔”为Sunda的译音，指爪哇西部的万丹（Banten）。^[20]因此可以说，往香山的外国船只来自马来亚地区，现今的泰国，柬埔寨及越南。其中可能有一些开往广州的贡舶（在前面的明史引证出现过），路经香山在那里稍作安顿，其他的海舶乃被私人或客商所拥有。由于朝贡贸易在15世纪下半叶有所减少，而私人贸易却愈加频繁，因此，可推断多数的船舶（尤其是六坤与顺塔的船只）都属于第二类。^[21]

当然我们不会知道那时从东南亚来到香山的船只次数，连在广州海商进行贸易的具体情况，我们也不能确知。《明实录》和各种县志里的资料虽然很多，但是未能清晰描绘出15世纪航海的每个方面。

在另外一个地区，即琉球群岛也属同样情况。嘉靖《广东通志》有如下的记载：“正统十年（1445），按察副使章格巡视海道，时流求使臣蔡璇等率数人以方物买卖邻国，风漂至香山港。守备当以海寇，欲戮之以为功。格不可，为之辩，奏还其赀而遣之。番夷颂德。”《殊域周咨录》一样：“正统十年，琉球国陪臣蔡璇等数人以方物贸迁于邻国，漂至广东香山港被获。守备军官当以海寇，欲尽戮之。巡视海道副使章格不可，为之辨奏，还其赀而遣之。国人颂德。”^[22]值得注意的是，成书于16世纪初的托梅·皮雷斯（ToméPires）的《东方诸国记》（Suma Oriental，其书亦涉及15世纪末的东方诸事）中有载：“在广州港的那边还有一海港，名叫Oquem，从陆路而往需走三天，若取水路则一天一夜。此港口是琉球人及其他民族的泊所。”^[23]

这里必须要再次进行一些解释说明，我们先看皮雷斯的“Oquem”。关于这个地名学者各有看法，一些学者把它解释为福建省（“Oquem”应该读“Foquem”或“Fujian”），因为琉球贡舶平常往那边航行，其他人认为，Oquem应当是“濠镜”的译音，用广东话读“Houkeng”。按我个人所见，“一天一夜”此句话更适合第二个论点。假设这是正确的，就像《东方诸国记》所提到，琉球船舶经常前往濠镜，而如前面所说，这个名字有可能指澳门半岛，或指一个特别的海湾，甚至还有可能指一个比澳门半岛更大的地区。^[24]上面印证的《明史》章段（“先是，……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似乎可以证明这个推断：琉球船只有时前往广州，因此可能也经常停靠濠镜或香山。

另两段引文是关于蔡璇的使节之行，从《历代宝案》及其他文献可知，琉球船舶定期往东南亚航行。这些船舶偶尔也会在海南及其他中国海岸地区停泊，大多靠岸情况据说是由于风暴的原因。

琉球商人从东南亚国家购买胡椒、苏木、锡及各种香料等等，一般来说，这些货品最先抵达那霸，然后从那里继续往福建、朝鲜和日本航行。^[25]在这种贸易来往中，琉球王国对明朝渐渐形成了一种贸易依赖，所以往往一年之内前往明朝进行多次朝贡，这其实是普通性质的贸易。明朝政府虽对此感到厌烦，但却不能拒绝。琉球也吸收了明朝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可以说大大提高了其文明程度。此外，琉球海船每次遇到暴雨而漂至中国海岸时，明朝政府给朝贡的使节团提供了很多的物质援助，并帮助他们回国，因此蔡璇的使节之行不算特例。

然而中琉交流并不那么简单，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琉球使节如想前往中国，在普通情况之下必须从福建入境，这是当朝政府的规定；第二，广州和福建之间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两地都需要进口货物；^[26]第三，对琉球商人来说，航行不仅花费巨大，所需时间也很长，首先要从东南亚往那霸航行，然后把东南亚所购货物运往福建，而更快速又经济的方法是直接从东南亚前往广州；第四，明朝和琉球之间通过福建省的官方贸易在15世纪期间慢慢减少。这表明琉球商人开始尝试把商品销售给中国其他地区，这也是合乎逻辑常情的。因此这样看来，他们当时违反了中国条规，更频繁地在广州及香山停泊。当时对广东地区来说应是非常有利的，但对福建来说却是一种损失。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一点：从东南亚经海南往琉球的直通航路途经广东中部以南的海域，选择这条航线的船舶没有原因要在海岸附近行驶。例如日本船舶也有同样的情况，16世纪晚期，他们从泰国或越南直接往长崎航行。然而从东南亚至东北亚的直通航路很长，因为这个原因，葡萄牙人寻找在马六甲（或北大年）及日本之间的中途基地，最后选择澳门半岛作为定点。对琉球商人来说，情况也很相似：香山及广州都位于东南亚与那霸的途中。如果资料文献中提到，风暴把琉球船舶逼迫至中国海岸，那我们应慎重看待这种观点。更大的可能性是，商人有目的地往这些地方航行，香山则被暂时当作从南至北之间的中途站。

最后一点，在文献中还可找到的有关论据是：从15世纪中期或后期起，琉球贸易网的一部分已经“福建化”。^[27]如果该观点正确，那么早期在香山出现的福建航海者也应与琉球航海有着某种联系，可能这也使妈祖信仰在香山地区得以传播。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葡萄牙人并未与琉球有过任何联系。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1511年）后，再没有琉球船舶抵达马六甲，并且在葡萄牙人进入香山地区后，琉球船只也远离该地。这里我们可以推论：葡萄牙人可能替代了在香山的一些琉球（福建）商人，但同样的，这也只是一种假设。

五

香山县的许多岛屿和海湾在14和15世纪及更晚时期为海盗形成了一个理想的藏匿处，关于该点，文献只提供到很少的细节，但却说明了问题。在一些事件里，甚至把疍户牵涉入刑事犯罪中。《香山县志》卷三：“由香山至廉州，寇之西路。每岁夏四月，南风至，倭船易于北来，谓之风迅。官军以是出海防守，毋得先期而扰，亦毋得后期而缓。获倭贼一人，赏银五十两。守把者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广东都同知花茂上言：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蛋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出没劫掠，殊难管辖。请徙其人为军，庶革前患。仍请于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拨军屯守。诏皆从之。于是三灶等地方民之通贼者徙去，而香山濒海多置营堡……沙尾营，在县南一百六十里……东洲营，在县东麻子村……”^[28]类似的信息见于嘉靖《广东通志》卷七：“洪武二十四年夏五月，指挥同知花茂收集民兵。……上言：广州地方，若东莞、香山等县，逋逃蛋户附居海岛，遇官军则称捕鱼，遇番贼则同为寇，不时出没劫掠人民，殊难管辖。请徒其人为兵，庶革前患。又奏：添设沿海依山碣石，神电等二十四卫所城池，收集海民，隐料无籍等军守御，仍于要害山口，海汊立保，拨军屯守。诏皆从之。”^[29]

当时偶尔会有海盗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他们甚至还袭击了军事重地。在嘉靖《广东通志》卷六十六有一例：“天顺二年（1458）三月，广东副总兵都督同知翁信奏：海贼四百余徒，犯香山千户所，烧毁备边大船。”(www.xing528.com)

又有关于严启盛一案，其事亦载于嘉靖《广东通志》等文献：“天顺二年七月，海寇严启盛寇香山、东莞等处。巡抚右佥都御史叶盛讨平之。先是启盛坐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患。敌杀官军，拘留都指挥王雄。至广东，复杀总督备倭都指挥杜信。至是，招引番舶，驾至香山沙尾外洋。盛，廉其实，会同镇守广东左少监阮能，巡按御史吕益，命官军驾大船冲之，遂生擒启盛，余党悉尽，海患始平。”^[30]

最后这个引证说明，海盗早在15世纪就偶尔与外国人勾结在一起；这里还应该注明沙尾即指南屏一带（在对面山）。此外，按明代著作，很多次分不出强盗和走私商人的区别，这自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如：香山在15世纪时期被罪犯袭击过多少次，哪一些罪犯最经常到香山，附近地区是否比其他海岸发生过更多违法活动等等，但恐怕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一一找到确切答案。

六

以下作一总结：15和16世纪期间，香山地区与外国人保持多方面的联系。大部分人大约在4月至10月间从南方来到这里，其中也包括返回那霸的琉球船只。普通贡舶，有的从香山继续往广州航行，但私人商贩和罪犯则继续停留在香山。在这个季节里，要偏离西航路，顺着东南风往珠江口航行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此外，香山属于广州“前方”的地带，可能是早在葡萄牙时代前好几十年就已经被用于与外国进行联系的最重要地方之一。然而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外国船舶在某时间阶段也往来于电白、南头、东莞等地，这些地方究竟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对海上交通起到重要的作用，又是什么时候被其他地区所代替，失去其作用，这些都是另外一个主题，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对此进行探讨了。

【注释】

[1]蔡洁华译。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2]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地理发展情况，有很多的综合性的资料，如珠江水利委员会编纂的《珠江水利简史》（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等书。

[3]嘉靖《香山县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05—305页。所有印证都来自此书。香山最早的县志在永乐年间纂修，第二部县志在1484年修成，两者今已不存。

[4]香山县的地理发展情况，例如王颋：《明代香山陆海形势与澳门开埠》，载《中国历史地理研究》2005年第1辑，第207—226页，亦载《澳门历史研究》2003年第2辑。关于地名亦可见：广东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省海域地名志》，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广东古今地名词典编纂委员会编：《广东古今地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

[5]关于往广州的水路可以见很多的著作，比如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年，第59—64页。

[6]万历《广东通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14卷，第357页，第69卷，第700页。关于海舶经过香山入境的情况亦可参见：胡波：《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载林有能等主编：《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39页。

[7]《虔台倭纂》，《玄览堂丛书续集》本第18号，下卷，第44页上。

[8]《广东新语》，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第2卷，第36页。

[9]一例为九星洋。在韩振华的《宋端宗与七洲洋》中对其有详细研讨，载《南海诸岛史地论证，韩振华选集之四》，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3年，第156—158页。

[10]关于“蠔镜”等词在明初和更早的资料里（如《永乐大典》11907卷引《永乐广州府志》），见王颋：《名同蛎镜——“海月”与澳门的別称“蠔镜”》，载其《西域南海史地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赵春晨校注：《澳門记略校注》第11卷，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24页。

[12]《明实录·熹宗实录》第11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第549页。

[13]外国船可能泊到浪白之南水村，见王元林：《澳门兴起前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载《中国历史地理研究》，2005年第3辑，第219页。关于“浪白”的著作很多，可参见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8年，第305—313页。

[14]《百可亭摘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第1卷，第131页。亦见《澳门记略校注》“官守篇”，第66页。

[15]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5—76页；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47—248页。

[16]嘉靖《广东通志》，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当然香山的军师不多，也不够，因而有很多小澳与海岛不能防御。

[17]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6、86—88页；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02年，第51—76页；王元林：《澳门兴起前明代初期广东沿海贡舶贸易港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期，第223—231页；赵立人：《电白古港钩沉——兼谈明代的海丰港》，载叶显恩等主编：《“泛珠三角”与南海贸易》，香港：香港出版社，2009年，第269—273页。

[18]《明史》，第325卷，第8433页。

[19]值得注意的是：屯门在15及16世纪早期经常有葡萄牙人来访。关于南头，可参见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60—261页。

[20]关于地名，见陈佳荣、谢方、陆峻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1—222、250—252、600页。

[21]关于历史上的“顺塔”“万丹”，见曹永和：《明末华人在爪哇万丹的活动》，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二），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6年，第219—247页。关于历史上的“六坤”“北大年”，见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年，第70—72页。关于15、16世纪的中外贸易结构及其变化，可参考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尤其是第3章第5节。

[22]嘉靖《广东通志》第66卷，第1782—1783页。亦见同书第7卷，第174页。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0页。

[23]Armando Cortesão，A Suma Oriental de ToméPires，Coimbra，1978，pp.368－369.

[24]关于Oquem一名，见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15—16页。

[25]R.Ptak，“The Ryukyu Network in the Fifteenth and Early Sixteenth Centuries”，载Revista de Cultura，2003年第6号，第7—23页。

[26]关于广东与福建在外贸上的区别，可见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等书。

[27]R.Ptak，“The Fujianese，Ryukyuans and Portuguese（c.1511 to 1540s）：Allies or Competitors？”，载Anais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2002年第3号，第447—467页，中译文载《暨南史学》2003年第1辑，第319—336页。亦见“Recon-sidering Melaka and Central Guangdong：Portugal's and Fujian's Impact on Southeast Asian Trade（Early Sixteenth Century）”，载Peter Borschberg，Iberians in the Singapore－Melaka Area and Adjacent Regions（16th to 18th Century），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04，pp.1－21.

[28]该处印证及以下一处都出自：郑梁生编校：《明代倭寇史料》第4辑，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1249、1252、1261、1355—1356页。

[29]嘉靖《广东通志》第7卷，第162页。

[30]嘉靖《广东通志》第66卷，第1787页。亦见同书第7卷，第170页。郭棐《粤大记》第3卷亦曰：“天顺二年，海贼严启盛寇香山、东莞等处。巡抚右佥都御史叶盛讨平之。先是启盛死囚漳州府。越狱，聚徒下海为患。敌杀官军，拘留都指挥王雄。至广东，附杀总督备倭都指挥杜信。至是，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盛廉其实，会同镇守广东左少监阮能，巡按御史吕益，命官军驾大船冲之，遂生擒启盛，余党悉平。”亦见万历《广东通志》第70卷。两段载郑梁生编校：《明代倭寇史料》，第3辑第1287页及第4辑第1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