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澳门记略》为世界上首部系统介绍澳门的专著，亦为研究澳门早期史最重要之汉语文献。《澳门记略》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成书后，历代广为流传，曾多次翻刻，各种版本多达十余种。包括赵春晨点校之1988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排印本及1992年澳门文化司署刊印之《澳门记略校注》；澳门土生汉学家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之《澳门记略》葡语全译本（1950年澳门第一次印刷，1979年里斯本第二次印刷），其中又以赵注本最为实用。金国平积十年之功，所作之葡语新译本于2009年由澳门文化局刊印。金译以赵本为基础，新增千余条注释，连同原注，总数达1908条。《澳门记略》所记葡人种种，不无误解失实之处，甚至多有荒唐不经之说。金译葡文本针对涉外事务，逐一详考，乃最新、最全面系统考证的版本，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重视与好评。
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洛瑞罗（Rui Manuel Loureiro）修订之《澳门记略》（Breve Monografia de Macau）为一涉猎甚广的著作。译者以葡萄牙语为媒介，对《澳门记略》一书作了完整的翻译。该书被认为是中国传统著作中，关于澳门记载之最重要者。同时，亦为首部成书的、以澳门为研究主题的中文专著（1751年）。大凡涉及澳门之早期中文著述，均甚简短。《澳门记略》的作者印光任与张汝霖，曾担任香山县前山地区官员，这使他们能够深入地认识澳门。该书材料丰富，引用古文献适宜，比之同时代某些著述，颇有其自身优点。
《澳门记略》有诸多中文版本，但内容大同小异。早在1950年，因其对澳门历史所具有的无法估量的意义，被全本译成葡文。译者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将其定名为Ou-mun kei-leok，Monografia de Macau并付梓。当时，译者不具备我们今天拥有的如此之多的辅助汉学资料，因而，在其译文中所作注释数量不多。1979年，该译著在澳门再版（澳门半月出版社），成为澳门古代史研究中，最常引用的经典文献。
数年后，赵春晨对《澳门记略》一书产生兴趣，先是对该书加以标点，出版了简体字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之后，他又作了校注，并以《澳门记略校注》为题，出版了繁体字版（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时至今日，该校注本在澳门研究的汉语学术界，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赵校注本解释了书中诸多名称、术语、事物，皆为高美士版本所无。而金国平的葡语新译本，是以1992年的赵氏校注本为底本。新译本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不仅翻译了《澳门记略》原文，亦将赵春晨所作注释及所有附录一并翻译为葡语；二是针对赵本注释中需要修正的部分，提供了一些新的补充说明。因此，金国平的葡语译本堪称《澳门记略》一书现时最为完善的版本。
金国平译本正文之前，录有吴志良先生撰写的前言，文字优雅流畅；吴氏因其深厚的澳门研究学养而为人称道。前言之后为一简短译者引言，旨在说明：《澳门记略》一书，不应归入“通常的”地方志一类（迄今为止，该书几乎总被视为“普通”地方志），而应隶属于“方略”或“纪略”类。此类著作一般在重大军事行动后成书，通常带有政治目的或其他意图。自然，书中包含了许多地域性信息，“《澳门记略》一书中不乏此类信息”——金氏引言之后的洛瑞罗序如是评价。
接下来为葡语翻译正文，包括以下几部分：赵氏前言（1990年）；原作者前言（均为1751年）；原书上卷：由主要介绍地理情况的篇章（形势篇）和重点介绍管理细节的篇章（管守篇）构成；原书下卷：主要涉及在澳门生活的外国人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事务（澳蕃篇）；原书插图；最后是众多附录，如《广东新语》一书对澳门的描述，乾隆《香山县志》对澳门的描述，以及张甄陶所写的两篇文章中与澳门有关的部分；除了跋语以及印光任、张汝霖二人生平外，还有一标注了汉字的索引清单，长篇文献参考目录（译成西文的中文论文及著作）以及中国历代王朝表。
如前文所说，该译本在总体上超越了高美士的旧译本。金氏葡语译本采用的是汉语拼音系统（高美士使用的是粤语系统），而且文字翻译通顺流畅。文中穿插多首诗作，其中一些出自屈大均、尤侗（尤氏作竹枝词）及其他著名文人。这些诗作的翻译，并不仅仅是出于历史学家对有关澳门古代诗歌研究的兴趣，更是出于文学以及文化研究方面的整体考量。
对于澳门研究的学者而言，最有帮助的莫过于那些对地名、人名、官职、建筑以及不寻常的事物所做的注释。某些注释是精心整理而得，其他的也多在必要时加注，以免注释过多反而遮蔽原文自身的描述。倘若对高、赵、金三人的版本进行比较，可精确地看到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高氏对文本中大部分的表述都未进行评论，赵氏也只是提供了少量注释，而金氏则明显致力于提供一个基本解释，甚至对书中下卷所提及的动植物如“乙狗满”之类的罕见词汇也进行了注释。高氏对此只保留了原文，未能进行翻译；赵氏表示，还未弄清究竟指哪一种“鱼”（该表述出现在一海洋生物的列表中）。金氏则特别指出，据《职方外纪》与德保罗（Paolo De Troia）提供的意大利语新译名，可知该词应该是ichneumon一词的变形，意为猫鼬（通常被称为Herpestes ichneumon）[2]。另一例如“般第狗”一词，高氏由该词的尾字，猜测其意系指一种狗；赵氏对此语焉不详；金氏则给出了注释：援引《坤舆图说》，该词是指水獭。[3]在这里，或许有必要补充一句：根据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的考证，该词其实是对拉丁文canis ponticus的翻译。[4]
金氏凭借自己多年的积累和考证，对《澳门记略》加以注释，譬如：南澳地名的问题；[5]对一些人物亦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比如富争议的英国船长安森，应该是一位西班牙官员。[6]对许多官阶头衔，他同样也进行了考辨。当然，并非书中所有的术语及名称都能全部解释清楚，因此，金氏在译文中有些地方也只是提出建议。比如，在吕武朥名字问题上，他认为此人可能是D.Gabriel Lecaroz，[7]这样讨论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保留了空间。
当然，对《澳门记略》的校注内容可以扩大为专门的研究。譬如：位于广州的著名的南海神庙[8]，夏德（F.Hirth）和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在他们著名的《诸蕃志》译本中，就已经提到过，金氏在译文中也标注了同样的文献出处。当然，对于不同的主题，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许多各式各样的文献材料，那么对《澳门记略》所作的注释，究竟做到何种程度为宜？这些注释将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此要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并非易事。鉴于该书原文的篇幅及其复杂性，目前对注释篇幅和内容的处理基本是正确的。但从读者的角度考虑，有时候研究者需要冷静克制地处理材料，避免过于注重细节而导致译文细碎化。换句话说，对于个别事件、名称或术语所做的长篇注释，只应出现在专门的研究著作中。
毫无疑问，有了金氏葡语译本，对西方学者来说，进行澳门问题的研究可以变得更加轻松。这一译本质量上佳，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它将成为澳门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也将很快取代高氏旧译，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可以替代赵氏校注本。我们应该向译者及其葡萄牙同事表示感谢，他们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花费了漫长的时间从事此项工作，完成这一浩瀚工程实非易事，对学术研究的贡献和影响则是既深且远。(www.xing528.com)
【注释】
[1]罗莹译。原载信息：“Yin Guangren，Zhang Rulin（authors），Jin Guoping（translator），Rui M.Loureiro（revision），Breve Monografia de Macau（Macau 2009）”，in Monumenta Serica 58（2010），pp.424－426.
[2]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2009年，第221页，第277页注释519。
[3]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2009年，第220页，第276页注释502。
[4]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德国知识：南怀仁神父〈坤舆图说〉》［Die Deutschland-Kenntnisse der Chinesen（bis 1870）：Nebst einem Exkursüber die Darstellung fremder Tiere im K'un-yüt'u-shuo des P.Verbiest］一书中所载外国动物的附录，科隆：1972年。
[5]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2009年，第86页，第140页注释96。
[6]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2009年，第96页，第141页注释132，第142页注释137。
[7]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2009年，第175页，第260页注释157。
[8]印光任、张汝霖编，金国平译：《澳门记略》，澳门：澳门文化局，2009年，第216页以及相关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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