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塔克澳门史：《澳门编年史》序

中国有悠久的修史传统，撰史则有诸种形式，如纪事体、编年体、纪传体等，内容涵括制度变迁、城乡发展、军事沿革、商业沉浮、文化兴衰等。有些历史记载简短明晰，就事论事；另一些则兼容并包，集为大成。这套《澳门编年史》^[2]当属后者，受邀作序，于我心有戚戚焉。这是一部编年体巨著，由细小的历史片断甚或每日的历史事件，连缀而成宏观的历史叙事。此类手法虽然并非首创，但以其独特和广泛，必将成为研究澳门史和中葡关系史的权威之作。简言之，本书对于相关广泛领域的深入研究，包括广东史、香港史、传教史及欧亚交通史等，均有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同类作品中，较早者为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的《澳门编年史》（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原为葡文，后被译为中文，但其远远未及本书之丰满，且多依据西文史料，尤其是葡语文献。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所编本书与施白蒂书形成鲜明对比，兼顾中外文献档案，收纳了各语种的原始或二手材料，包括未刊文件、学术著作、专题论文、翻译材料、报刊内容以及各种报告、信件等等。加之施白蒂书已出版多年，许多新材料和新作品不断涌现，本书编者有鉴于此，将其尽收新作之中。

但这本全新的《澳门编年史》并非只是“修订”而已，它同样采撷某些特定时间段中的每月、每周甚至每日纪事，例如费茂实（Moíses Silva Fernandes）的作品。在此意义上说，本书更像一本现代版的《澳门实录》，讲述重要史实，有时只是简单总结，有时却插入大量注释，包括原始文献及早期的二手资料，并对所用史料时有评述。

对于大量史事，必须先做基础研究，而后方能提纲挈领，清晰而简练地表达出来。这种“背景”研究自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充分而细致的学术钻研。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三位先生是澳门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熟知不同语种之史料，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葡早期接触的文章。因此，在汉语世界的学者中间，恐怕没有另外一个团队，能够完成这样一部令人钦佩的里程碑式巨作。

下文就全书内容略谈几点观感。

首先，如前所述，本书注释繁多，令人不由倍加关注其所用材料。许多编年体史书根本不加注释，本书并没有机械照搬史料，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一条创新之路。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存疑之处，或是观点有争论之处，作者总是将材料或观点一一罗列，以求备考。关于妈阁庙和妈祖的说法即为显例，学界对澳门妈祖信仰的某些早期事实存有不同看法，也许辩论仍将继续，但本书铺陈众家之言，乃为读者之幸。

其次，多数情况下，对于某个专题或特定时期，作者力图展现所有的（或大部分的）权威专著和主要论文。例如，对于18世纪下半期，再三参考和引用了瓦莱（António Martins do Vale）的《葡萄牙人在澳门（1750—1800）》（Os Portugueses em Macau，澳门，1997年出版）及索萨（George B.Souza）的《帝国的倖存》（The Survival of Empire，剑桥，1986年出版）。这样说是因为早期甚至最近研究澳门的一些作品，并不总是令人信服，中文论著常常曲解某些欧洲作品，而欧洲和美国学者又总是忽略重要的中文专著及论文。本书则以一种高度调和的姿态，为这种隔阂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位主编的贡献确实不同寻常，他们提供了如何使用、选取和过滤中欧史料的新标准。

再次，本编年史的内部编排十分清晰，并且厘清了许多问题。这引出一个重要的话题：如何将澳门的漫长历史分离出一个个别有意味的周期？没有人质疑这样一个事实：结束于1640年之前的澳（门）日（本）贸易，是澳门遥远历史上的大事件，与荷兰侵占马六甲（满剌加）、葡萄牙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明清鼎革易代相呼应，但其后的历史却难以描画出清晰的脉络，并不是所有的学者对时间如何分期有一致的看法。本书所暗含的时间断面，或许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种新鲜的“模型”，甚至可以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接受。

最后，同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可以在本书中很容易地循着时间的踪迹发现其始末。编年史如同日记，以时间顺序严格排列，但必须使读者能够确定叙事线索的开头和结尾，找到一连串“松散组合”潜在的内部结构。换言之，读者自己一定能够不太费力地发现特定的历史（或主要事件）何以展开，何时开始，何以结束，何时结束。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历史学家面对的是多维空间的历史舞台和千头万绪的历史情节，必须谨慎小心地选择材料，专注于主要事件而不失却章法。对于研究较为成熟的历史时期，这或许并不复杂，但对于存在丰富的文本证据、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加以选择和组织的历史时段来说，事情就变得非常棘手了。对于中葡关系史和澳门史，可以说早期的历史比较易于把握，但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则存在无休无止的问题。我认为本书编者相当得体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使不甚了解特定事件的读者，也能轻易理解这本巨著所提供的“影像”，抓住不同事件及行为发展的线索。(www.xing528.com)

换一种说法，本书的“叙事”一直是清晰的，这对一本历史著作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而这种清晰的叙事在此又是可资参考的真正史料。同时，本书又发掘出新的研究范畴，尤其是后期的几卷，因为这些时期较少全面论述可资参照。颇负声望的东方基金会（Fundação Oriente）出版的马葵士（A.H.de Oliveira Marques）编撰的标志性作品，虽然对这些历史片断颇有见解，但因它不是编年史，不可与吴、汤和金之大作比较，而前者不包含如后者这么多的历史细节。

虽然如此，澳门史专家仔细浏览这本编年史，会感觉某些至今仍被历史学家忽略或处理不当的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例如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被日本军队占领，澳门官方虽守中立立场，但面临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我们知道澳门的确幸免于难，但它为什么能够成功避险？它是怎样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这些很值得我们认真讨论。

再次回到史料问题：英美国家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澳门史料经常带有偏见，并不十分可靠。事实上，如果不是用英美国家的眼睛观察，近代史上的澳门会更好些。从这个意义上说，编年史“清后期”及“民国时期”卷的编撰令人振奋，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包罗万象的体系参考，从而激励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这正是权威可信的通论性作品应当具备的品质：略述我们已知的东西，同时提供一个可资深入探究的广阔平台。

我在此转换一下视角来总结上文：中国有悠久的修撰编年体史书的传统，这些史书有的反映个人见解，有的呈现传统立场或支持官方观点。二十四史的本纪卷、地方志及年鉴多是史事的列举，而本书既遵循了这些传统体例，又有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具有典型的“澳门特色”。主编们小心照顾各方需求，力图形成一个能反映“澳门独特性”（Macau identity）的综合体。简言之，他们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体例，为未来编年体史书的编撰提供了一个突出的范例。

必须承认，没有历史学家可以重现历史的真实图像，我们的意识受制于各式各样的外部影响。我们常受他人左右而不自知，受观念导引而不自明，受复杂理论的迷惑而不自觉，受某些“史料过滤器”的摆布而无可奈何。社会状态、政治力量、经济因素所组成的母体生发出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我们对过去的判断则依赖于对这些事件的综合分析，同时又加入了研究者的个人喜好。相应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文和葡文著作中所反映的澳门历史图像也是千变万化，常常是悄无声息，有时又喧闹异常。本书主编吴、汤、金三位先生常年发表讨论、演讲和论文，多数成果扎实而富于说服力，他们所做的历史修正工作意义非凡。他们深切明了撰写历史的困难所在，并努力寻找新方法，开拓新观点，以解决历史研究固有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正是不断提高和丰富我们的认知，探索潜在的历史结构，推开紧闭的历史门窗。本书是他们多年钻研的重要成果，当之无愧为近期史学研究的里程碑。探索历史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毫无疑问，本书是一份精工细琢的时代全景图，我们当为编者们的巨大功绩而喝彩。

【注释】

[1]赵殿红译。载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又载《澳门研究》2010年第1期（总第56期）。

[2]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六卷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