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第二个论点。很明显，英语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原创性地注定要创始一些理论和模式。这些理论和模式，他们认为是对探索“真实”的世界大有帮助。同时，他们催促西方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废弃掉过时的“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模式，但是在他们采用的所有理论、模式、范型中的绝大部分，是来源于英语阵营。或许这样，人们应该将“欧洲中心论”换掉，重新插上“英语中心论”的新标签。
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我们在此面临着一个基本的悖论：用英语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的原理去推翻英语中心论（或者欧洲中心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传统的哲学方法并不易受此批评，因为它们并不野心勃勃和自命不凡，但它们在英语领域并不受尊重。一般来讲，英语使用者一般不再愿意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事情，一部分原因是操控模式变成了一种时尚，部分原因是学习其他语言和研究古老手稿需要太多的时间和努力。
英美关于澳门的模式设计的全面影响恐怕有待将来才能体现出来。这种影响输入的途径可能是双重的。第一途径是，在英语国家进行研究工作的澳门学者，不可避免地、直接和毫不迟疑地将带一些观点回到澳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第二途径将是通过中国的途径。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阅读英文书籍与文章，但是极少涉及其他的西方语言。到目前为止，他们采用了一种奇怪的混合理论来解释澳门的过去（和现在）。这种混合理论是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一个强势的中国传统修辞术的混合物。如果这种混合物在不久的将来，能获得英语世界的模式设计者们的青睐，澳门的“特征”将会发展成其他东西。(www.xing528.com)
在这一点上的案例是，与离散社群模式联系在一起的“蕃坊”概念的组合。[3]组合这两者，历史学家可以得出结论：澳门只不过是宋朝与元朝外国人在泉州的居留地的另一变体而已。这是一个在意义上来说“非常可行的”结论。一些问题，例如主权问题，能够被吸纳进一些较大的“模式”。被汉语杂志与其他文学作品压倒性地灌输的、又受香港“亲英主义”深刻影响的澳门问题的读者，或许将考虑以此解答来作为最后的抗争。综上所述，带有英语标签的东西在东方确实卖得很好，并被认为是我“族类”。
人们在此能够提出的问题是，走那条路是否代表了澳门市民的利益，澳门市民是否允许对澳门多元文化特征的扭曲得以实施。毫无疑问的是，英语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保持强势。作为东方商业中心的澳门将不得不为全球各地的英语市场供应一些服务。但是，单向认同英语学术机构所带来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令人失望的结果。在澳门，各种机构正在以各种方法促进研究葡萄牙语言与文化。这些努力说明在“语言”与文化领域出现的危机已被人们所认识。但是，我们又能得到几成的肯定，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足以捍卫葡萄牙遗产在下一个千年里的地位？为避免澳门滑向英语世界，我们还能做些其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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