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记略》中最难辨认的鸟类之一是“火鸡”：“又有火鸡，毛纯黑，毵毵下垂，高二三尺，能食火，吐气成烟。”
《广东新语》也有关于“火鸡”的记载，只是细节略有出入：“火鸡大如鹳，多紫赤色……出满剌加国。春夜先鸡而鸣。粤间有之。”[43]今天，“火鸡”一词通常用来表示“turkey”，又叫“吐绶鸡”。但赵春晨引《西洋朝贡通典》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火鸡”应表示“鹤鸵”，或者“食火鸡”，即是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食火鸡（Casuariidae）之一种。[44]
赵的解释有些断章取义，他认为《澳门记略》中的文字应以“……（似）烟”，其后则是另外的意群。而高美士则将这句话与下文关于美国火鸡的部分相连，认为汉语“火鸡”就是指美国火鸡，他的这种解释很可能起因于《澳门记略》并没有给出美国火鸡的汉语名称。[45]
“烟”之后的“又”字，以及《广东新语》中的记载，似乎支持了赵的观点，而不是高美士的翻译。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岭南杂记》中关于“火鸡”的记录几乎与《澳门记略》相同，但有一点非常重要的补充：作者说，过去关于火鸡的翅膀可以防火（火布）的传说是靠不住的；它们的翅膀也是见火即焚；因此来自海外的“礼物”火鸡应与同名的本地鸟类是两回事。换句话说，进口的火鸡并不是相同名称的另一种鸟类。[46]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查找太平洋定期航线建立之前更早期的史料，来排除“火鸡”即是美国turkey的可能性。首先，《西洋朝贡通典》和同类的明代历史地理材料中的描述，最早都来自马欢的《瀛涯胜览》：“又出一等火鸡，大如仙鹤，身圆簇颈，比鹤顶颈更大。有软红冠似红帽子之状，二片生于颈中。嘴尖，浑身毛如羊毛稀长，青色。脚长，铁黑色。其爪甚利，亦能爪破人腹，肠出即死。好吃麸炭，遂谓火鸡。用棍打击，猝不能死。”[47]
如前所述，有些学者将所记“火鸡”当成“食火鸡”，但没有指明食火鸡中的具体品种。最有可能是C.casuarius和C.unappendiculatus，因为它们拥有与马欢的描述相同的多数特征，但也有一些因素不相匹配：两种鸟的鸟冠既不柔软也不呈红色，而是某种硬物，多为棕色或蓝色，只有一些红点，如此而已。另外，脚也不一定是铁黑色；“二片生于颈中”之说，对食火鸡来说，应是“一两片红肉垂悬于鸡颈下”。(www.xing528.com)
“火鸡”产自何处？屈大均记来自满剌加，马欢记来自旧港（Palembang），黄省曾记来自三佛齐（Srivijaya）。《明实录》记载了曾向明廷进贡火鸡的外国使团，分别来自爪哇（正统十一年、景泰四年）、满剌加（成化十一年）、三佛齐（Srivijaya，洪武四年和十年）[48]，皆是马来世界西部。因此，如果火鸡确实是食火鸡，那么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食火鸡今天的产地局限于新几内亚，不可能是产自爪哇和苏门答腊的所谓火鸡。为了解释这种矛盾，我们可以设想，当时食火鸡的产地还包括爪哇等地，或者是从今天的东印度尼西亚往西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等地贸易而来的。
从上所述也可以清楚，《岭南杂记》和《澳门记略》记载的“火鸡”在外形上与真正的食火鸡相去甚远，虽然对它们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瀛涯胜览》等书。在此我们仍然有必要解释“火鸡”喜食炽热物品的习性，早期的文献如《岭外代答》（1178年）记，“骆驼鹤”习性古怪：“食杂物炎火，或烧赤热铜铁与之食”。[49]类似的记载可以上溯到拓跋王朝（6世纪）的文献资料，以及历史上对石棉的各种描述。这里又涉及另外一种动物，即火蜥蜴，但地理背景完全不同，后者与阿拉伯历史上的马达加斯加岛（昆仑层期）有关。由此，鸟类以铁和火为食的传说便衍生出来，并进入文献记载，穿越历史的迷雾，直到明清时期。[50]
等到此类描述出现于《澳门记略》及其他明代史料时，自然脱离了原始背景，虽然其后又有“骆驼鸟”的记载，但我们可以肯定，印光任和张汝霖并没有考证源流，查寻依据。
但至此情况似乎更加复杂，人们会注意到“火鸡”一词也出现于其他史料，而且肯定不是食火鸡。《（正德）琼台志》（16世纪早期）列举了生长于海南的一系列鸟类，其中提到：“火鸡红色，嘴翅倶黑。春夜先鸡而鸣。俗亦谓之催耕。”[51]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这种鸟类，或者至少可以缩小可能的范围。可以肯定的是，澳门的鸟类中没有此类“火鸡”。
那么我们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澳门记略》中的“火鸡”不应视为美国火鸡（turkey），而可能是进口的食火鸡。再务实一些，即使我们认定了它们是进口的食火鸡，那么其意义何在呢？关于“火鸡”的早期记载并没有提到它们的任何商业价值。最多，“火鸡”只是被当成一种奇异的（或危险的？）动物，而这些是不是足以认定澳门确有此类生物，似乎仍然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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