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奴隶买卖与海洋史探析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从广东当局获得在澳门半岛上定居的许可。当时，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居民，他们大都是来自福建。葡萄牙人并不是像人们随便想象的那样只身来到澳门的，随他们来的还有许多从里斯本经非洲、果阿、马六甲至日本这条印度航线沿岸诸国的人们，这条航线是葡萄牙船只最常航行的线路。这些同行者虽然种族、社会背景各异，但是他们与葡萄牙人有着紧密合作的关系，有的是神职人员，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手工业者，还有士兵、水手和奴隶。与其他殖民国家不同的是，葡萄牙设在亚洲地区的官方机构并不热衷于一种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是更倾向于一体化，甚至主张那些在葡萄牙保护下生活和乐意在此保护下生活的亚洲人、非洲人和欧洲人混合杂居。

这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关：在与从南部威胁着欧洲的北非和近东的伊斯兰民族所进行的战争中，葡萄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同时他们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网。由于葡萄牙本土的人口不多，海路遥远以及后勤补给上的困难等原因，要想保住这些基地并非一件易事。由于缺少人口（特别是缺少欧洲妇女）、交通不便以及尽快在非洲和亚洲争取一些同盟者这种政治上的需要，就应当对其他有色人种采取一种开放和宽容的态度。综观葡萄牙海外政策的历史，在某些时期，葡萄牙最高当局甚至鼓励和要求欧洲人与非欧洲人混合杂居。那位因攻占了马六甲而为史学家所熟知的阿丰索·德阿尔布开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就是这种多民族政策的倡导人之一。当然，在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背后也有对经济利益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葡萄牙的海外领地形成了一种多民族混合杂居的社会，与其他的殖民国家相反，这些地域里人种混合所遇到的阻力比较小，这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另一方面，这一多民族政策也为一层阴影所笼罩，即存在着所谓的奴隶制度，这是消极的一面。有一点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奴隶来自不同的民族。奴隶的地位绝不取决于他属于哪一人种或民族。这主要是与处于奴隶地位的那些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相联系的，许多穷苦人不得不去当奴仆和陷入一种类似奴隶的劳动关系是屡见不鲜的。在中世纪，战俘沦为奴隶在大多数民族中是常见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葡萄牙人的奴隶大多数来自非洲，但是一些亚洲人有时也处于这种依附关系中，比如说，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为富有的商人所雇用，后来她们就成了这些商人的小老婆或与其姘居。

由于这些奴隶制度的存在，当然也就带来了奴隶买卖。在中世纪，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从事奴隶买卖，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尚，葡萄牙人也不例外。就葡萄牙的海外领地而言，奴隶买卖这种陋习主要是在其非洲和巴西的殖民地上盛行，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一般来说比较低。在亚洲情况就不一样了，就人种而言，为葡萄牙人服务的奴隶是印度、马来西亚和非洲人，但是这些奴隶的数量不多。奴隶买卖是不人道的，但就其程度而言，亚洲的情况比在经济条件与亚洲完全不同的大西洋地区要好些。奴隶制度在当时并非为所有人接受，关于这一点，在葡萄牙与亚洲的关系史上可找到不少证据。果阿、马六甲以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当局，特别是天主教会，在不同的时期都曾试图阻止奴隶买卖和逐步废除这种制度。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法规和决定，从中可以看出某种自由主义的思想。^[2]

1520年，葡萄牙国王反对以任何方式将奴隶运往欧洲。

1567年，在果阿通过了一项规定，按照这项规定，任何占有奴隶的天主教徒都要受到重罚。这一决定也是对1533年颁布的一项相应法令的印证。

1571年，禁止购买日本奴仆，这项规定主要是针对澳门富商购买日本妇女一事而作出的。

1595年，果阿的总督禁止在澳门购买奴隶，而且中国当局也禁止当地的人口买卖。

从1599年开始，拷打奴隶成为非法行为，犯这种罪行的人将受到重罚。

1624年，耶稣会坚决主张在澳门的华人不充当奴仆。

此外，除了若昂·平托·德皮耶达德（João Pinto da Piedade）以外，绝大多数主教都反对贩卖奴隶。教会一直就照料着葡萄牙人居住地区的奴仆和穷人，并建立了一些专门机构。我们仍然可以列举下去，但是，让我们集中来谈谈澳门的情况。

在上述基础上，澳门与葡萄牙大多数海外领地一样，形成了一种多民族混合杂居的状况。今天的研究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在最初的时候，葡萄牙人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3]但是在澳门城市建立起来以后（约1570年）的15至20年的时间里，邻近村庄的中国人大量涌入城市，他们有的是早来晚归，白天在澳门做工；有的是来安家落户；有的来与葡萄牙人或非中国人结婚，然后从这里前往葡萄牙其他的海外领地。澳门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换言之，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上说，澳门被逐渐地汉化了。

根据现存的一些古代原始文献记载，对于这种变迁我们多少有一个相对清楚的了解。但是关于古代澳门那些既不是葡萄牙人，又不是华人，而属于其他种族的人口，文献中却鲜有记载。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些人种当中的一种──黑人——进行辨析。对于这些“黑人”，葡萄牙人称他们为“cafres”（黑种人）、“negros”（黑色的人）和“moços”（侍者）。^[4]

“黑人”这一概念和以上葡语的概念在这里都有可商榷之处，因为“cafres”不仅指非洲人，也包括其他深肤色人种的人在内，如孟加拉人。至于“moços”，一般也将所有的奴仆，特别是侍从和家庭佣人归到这一范畴中来，这些人大都来自非洲。

一般来说，在澳门的所有人种中（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印度人、马来人、帝汶人、泰国人、西班牙人和越南人等等），黑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下的。他们大都来自非洲，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只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如做水手、手工业者的帮徒，或者充当“moços”。《广东新语》对此亦有记载：“其（即葡萄牙人）侍立者，通体如漆精……所衣皆红，多罗绒、辟支缎，是曰鬼奴……每晨食必击铜钟，以玻璃器盛物，荐以白毡布。”^[5]在这些非洲人当中，大概许多人是来自莫桑比克或佛得角群岛。说这些人来自莫桑比克，主要是因为它在地理上与亚洲十分接近。早在宋代与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就与东非有了接触。说他们大概是来自佛得角群岛，是以一些语言研究的结果为依据的。按照一些语言学家的看法，澳门葡萄牙人所讲的那种混杂的葡萄牙语（或曰澳门语）受到了佛得角群岛语言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知道马来语对澳门语言的影响，这种语言上的考察对社会学分析来说十分重要，尽管相当大的一部分黑人究竟是不是来自佛得角群岛的问题尚无法得到最后的证明。^[6]

在澳门工作的非洲人中只有一部分是奴隶，奴隶主是葡萄牙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澳门没有像南美洲那样有大面积的种植园，这个城市主要是靠贸易来维持。因此，没有太大的必要收养大批廉价和简单的劳动力。澳门的经济，特别是丝绸和银器贸易，主要是建立在有效地使用资本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劳动力基础之上的。

从整体上言，澳门的经济是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这对黑人和奴隶的生活水平有着积极的影响，因为商人赚取的大量利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一位名叫彼得·芒迪（Peter Mundy）的英国旅行家在1637年写道：那里的黑人身着锦缎，相比之下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织物，在欧洲，一些人是非常羡慕这种织物的。^[7]

与其他种族的人一样，黑人往往也有信教和受教育的机会。在当时的澳门，入教和受教育是一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两项基本先决条件（从这点上说，黑人——其中不少是奴仆——的处境显然比其他国家奴隶的状况要好些）。根据耶稣会传教士克里斯托旺·达科斯塔（Cristóvão da Costa）的说法，早在1577年，人们就开始教授黑人语言课程。1564年，黑人的子女（可能是在澳门出生的）可以在当地接受教会洗礼。^[8]

一方面，上层对澳门的不同人种采取了某种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关于奴隶的状况——主要是指黑人而言——在文献中也有一些反面的记载。^[9]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就认为，1573—1574年间中国人修建的那座把澳门与内地分隔开来的城门，不仅是用来检查从广东输往澳门的生活用品，而且也是用来阻止黑人逃跑。^[10]前一点有据可查，第二点尚无凭证。但是，根据其他一些原始材料的记载，我们知道许多黑人下定决心要逃跑。^[11]据说，有的黑人甚至逃抵朝鲜海岸，他们很可能是从一艘往返于日本和澳门之间的葡萄牙人的船上跳水而逃。^[12]此外，一位名叫威德尔（Wedell）的英国船长在试图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时（1637年），在珠江口曾遇到一些从澳门逃跑的黑人奴隶，他们显然已经在中国南部生活了很多年，由于这些黑人奴隶的语言知识丰富，他们甚至为英国人充当翻译。^[13]

在澳门，黑人与其他下层群众来往，其中不少是华人，通过这种交往他们掌握了澳门各式各样的语言。此外，他们还有另外一些特点，例如，他们特别善战。1606年，黑人与葡萄牙人一起参加了在青州岛的战斗。由于某种误会，中国人攻打了这座岛屿。^[14]1622年，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战斗中，黑人对葡萄牙人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荷兰人企图攻占澳门，对此有很多材料记载。据一份荷兰文原始资料记载：“许多葡萄牙人的奴仆、黑人和其他的人都被灌醉了，他们毫不畏惧地向我们佩戴滑膛枪的步兵冲来，其中一位步兵被打断了气。”由于他们出奇的勇敢和可靠，后来葡萄牙人以及中国当局都配给了他们更多的口粮，以资奖赏。^[15]在澳门，当时尚无通常意义上的警察，黑人则常常充当随身保镖和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不仅徐萨斯有过论述，而且安东尼奥·博卡罗（António Bocarro）在1653年对此也有过描述：“‘葡萄牙人家’平均每家都有六个适合佩戴枪支的奴隶，其中大部分是黑人，而且是最优秀的黑人……”^[16]，他的这一段话被广为引证。

古代澳门的黑人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我们已无法查考。这不仅因为一些数据资料残缺不全，而且也因为人们常常把黑人——就像前面所谈到的那样——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用同一个概念来表示，同时又把他们笼统地称为“奴隶”。除去澳门城市初建时期不说，根据莱萨（Lessa）对1563—1582年间所作的说明和上面引用的博卡罗的说法，估计当时澳门的黑人和奴仆的数目始终多于葡萄牙人。^[17]1640年以后，随着澳门经济的衰落，黑人的数量大概也随之减少。但是，直到19世纪，澳门的非洲人及其后裔的数目仍是相当可观的。

对澳门的黑人，一些艺术作品也有反映。16、17世纪日本制作的南蛮屏风上就有一系列的描绘，^[18]这些屏风大小不一，多至八扇，往往是按照某种统一的组合图案描绘了每年“黑船”从澳门抵达长崎的情景。在船的甲板上不仅有白皮肤的葡萄牙人和亚洲人，而且还有黑肤色、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水手。屏风的构图上往往还有一个刚下船的船长，他走向在岸上等待着他的那些同乡。当然他不是单独一人，而是被侍从簇拥着，其中也有一些黑人，他们撑着一把大伞，为他遮挡阳光。

船长上岸的构图使人想起《澳门记略》中的描述。该书是地方志，成书于1751年左右，其中有两幅插图，描绘一些富有的澳门人在其侍从的陪同下在市区游览时的情景。这些侍从并未标为黑色，根据大约同时成书的《中国与日本》（Azia Sinica e Japonica）一书的记载，当时在澳门尚有许多黑人，其中不少是莫桑比克人。^[19]

如同那些存在着奴隶制度的城市和国家一样，在澳门这一多种族的社会里也有奴隶的买卖，其中备受其害的是黑人。所谓的奴隶买卖在澳门历史上对于经济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这是葡萄牙在亚洲的领地与其在大西洋地区的领地明显的区别之一。属于奴隶范畴的有佣人和姨太太，在这些妇女中，华人、马来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比黑人要多。她们是作为年幼的小姑娘被富有的人家所收纳并在那里长大和受教育，其中一些女子后来成为自由人，不再侍候他人。另一些则被送往马六甲、马尼拉或果阿，那里没有欧洲妇女，那些富有的商人需要本地年轻美貌的女子。^[20]1600年以后，随着葡萄牙领地经济的衰落，这种妇女买卖，其中包括黑人妇女的买卖也大为减少。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1640年以前的那段时期。澳门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是澳门与日本关系的终结。在1600年左右的那段时间里，葡萄牙人在日本这个东方国家遭受到官方和民众的敌视。1636年，这种敌对行为变得严重起来。澳门人决定，在1640年向日本派遣一个使团，希望这能使日本当局感到高兴，这一使团包括不同的人种和各阶层的人士，这一多种族的组织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出种族混合在当时的澳门是怎样受到欢迎的。然而，心胸狭隘的日本人对此却大为不解。根据皮雷斯的研究结果，这一使团中的60多名成员惨遭杀害，其中有3名莫桑比克黑人、13名华人、18名葡萄牙人和25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21](www.xing528.com)

这么多不同种族的人同时遭受到同一命运的打击，世界上发生这类事情的地方大概不会很多。从其职能上说，澳门是将东、西方联系起来的第一座大门，也是远东第一个种族杂居的社会。

【注释】

[1]关山译。原载《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又载吴志良、林发钦、何志辉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中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2]Manuel Teixeira，Macau e a sua diocese，Vol.2，Macau，Bispos e governadores do Bispado de Macau，1940，p.92；Manuel Teixeira，“The so－called Slave Trade in Macao”，in Chang Kuei-yung，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台北，1962，第639—640页；Manuel Teixeira，“Os cafres em Macau”，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Vol.70，1972，第264页以下；Manuel Teixeira，“O comé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10／1－2，1976，第12页以下；Bento da França，Macau e os seus habitantes；relações com Timor，Lisbon，1897，p.21.

[3]Manuel Teixeira，Os Macaenses，Macau，1965，第7页以下；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Língua de Macau，o que foi e o queé，Macau，1974，pp.26－30；Almerindo Lessa，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Macau，1974，第100页以下，第152—153页；Roderich Ptak，Portugal in China，Kurzer Abriβ der Portugies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und der Geschichte Macaus im 16．und beginnenden 17．Jahrhundert，Bammental／Heidelberg，1982，pp.82－83；Roderich Ptak，“The Demography of Old Macao，1555－1640”，载Ming Studies，第15卷，1982年秋季号，第27—28页。除以上论著外，关于人口数字（除了Batalha的书之外），见Eusébio Aruáiz，Macau，Mãe das Missões no Extemo Oriente，从西班牙文译为葡文，译者Artur Augusto Neves（Macau，1957），第36—41页。

[4]第86页注释①所列的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的论文是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论述。

[5]屈大均：《广东新语》第2卷，“澳门”条。笔者将其译为英文，见“Notes on Kuang-tung hsin－yü”，载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15／1－2，1981，第141页。在许多中文文献中也曾提及澳门的黑人，如张甄陶：《澳门图说》，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田明曜修，陈澧等纂：《重修香山县志》第8卷；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9册，“广东下”。16世纪有关澳门的文献中，绝大部分没有提及黑人，如《野获编》。在张汝霖、印光任的《澳门记略》中尚有一些有趣的记载，与本文所引证的章节类似，见该书卷下，19a－b，20b，21a。有关葡文译文，见Luís Gonzaga Gomes，Ou-Mun Kei-Leok（Monografia de Macau），por Tcheong-ü-Lâm e Jan-Kuong-Iâm，Macau，1950，pp.169－172.

[6]关于这些叙述见Batalha，Língua de Macau，o que foi e queé，Macau，1974，第24、27—30页；又见Batalha，“A contribuição malaia para o dialecto macaense”，载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第3卷，1968年，第7—19页和第89—108页。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Hong Kong，1984年再版，原版为1902年，第50—51页和这两页上的注释。J.Morais Barbosa，A língua portuguesa de Macau，Coloc．Prov．Port．Orient，Lisbon，1968，第2卷，第147、157页（转引自Almerindo Lessa，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Macau，1974，第100页以下，第140页和注118）。

[7]C.R.Boxer，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Hong Kong，1984，第56页，原版为1942年，书名不同；Manuel Teixeira，O comércio，p.10.关于黑人的服饰见《广东新语》，第2卷，“澳门”条；《澳门记略》卷下，20b；以及Gomes的Ou-Mun Kei-Leok，第171页。两处均说“黑奴男女皆衣布”，但这段文字的出现晚于《广东新语》。

[8]两者均见Manuel Teixeira，O comé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p.5.

[9]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第190页注。

[10]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第41页。

[11]参见C.R.Boxer，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第63页，尚不能说明建立这座城门的原因。

[12]Koh Byong-ik，“On Negro Slaves who Drifted to the Korean Shore in the Year 1801”，in Chang Kuei-yung，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台北，1962，第647—655页。

[13]C.R.Boxer，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p.53；Austin Coates，Prelude to Hong Kong，London，1966，p.13；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p.112.此外，《澳门记略》卷下，19a－b以及Gomes的Ou-Mun Kei-Leok第170页都记载了当时黑人学习汉语的事。

[14]关于这一事件，见Manuel Teixeira，O comé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p.6；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p.70；《明实录·天启实录》第6卷，天启元年，六月，丙子；《明史》第325卷，第8433页；戴裔煊：《〈明史·佛朗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89—94页。

[15]关于1622年的战争，见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Den Haag，1948，第72页以下，引文见第85页；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p.89；Manuel Teixeira，O comé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p.6－9.

[16]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p.47；C.R.Boxer，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p.15；Manuel Teixeira，Macau através dos séculos，Macau，1977，p.16.Boxer指出，葡文的一些原始文献在这一点上有些矛盾之处。

[17]Almerindo Lessa，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Macau，1974，第100页以下；Manuel Teixeira，Macau através dos séculos，p.5；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p.51.

[18]关于这些屏风的文献极多，在日本的其他一些艺术品上也有葡萄牙人和黑人的图案。这里只选出一部分：《近世风俗图谱》第13册“南蛮”，东京，1984年；［日］越中哲也、大户吉古编：《江户时代图志》第25册“长崎、横滨”，东京，1976年；［日］坂本满等：《原色日本の美术》第25册“南蛮美术と洋风画”，东京，1970年；［日］武田恒夫：《原色日本の美术》第13册“障屏画”，东京，1967年，第217页；［日］坂本满等：《日本屏风绘集成》第15册“风俗画——南蛮风俗”，东京，1984年；［日］吉田光邦等：《日本の文样》第17册“人”，东京，1974年，图10、79、80、87、89、90、91、95。此外，还可参阅C.R.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20页以下；N.H.N.Mody，A Collection of Nagasaki Colour Prints and Paintings：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Art on that of Japan，London，1939，图1、21、23、29、861、187、250等。

[19]Manuel Teixeira，Macau através dos séculos，p.24.《澳门记略》中的章节也证实了澳门确有黑人，见642页注1的说明。

[20]耶稣会的一些神职人员曾敦促澳门的葡萄牙人遣散那些过剩的妇女，因此她们被送往别处。见Manuel Teixeira，O comé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pp.11－12；Macau através dos séculos，p.5；The so－Called Slave Trade in Macao，p.644.

[21]关于在日本的葡萄牙人的问题，目前西方最好的著作是C.R.Boxer，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Berkeley，1967。关于1640年使团的问题，见Manuel Teixeira，Os Macaenses，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