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塔克澳门史与海洋史论集-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我们探讨的最后一个周期，澳门发生了不少剧烈的变革。20世纪初，澳门试图划定一直存在争议的边界，但其计划不成功。不久以后，葡萄牙和中国都建立了新的国家体制，因为两地的王朝都消失了。随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内乱不断的时期，保持国家统一已成问题。此外，日本人占领了部分中国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澳门保持中立，但从香港和广东蜂拥而至的难民使澳门人口在四年间骤然上升。从1942至1944年，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多的人在澳门逗留，其数量之多甚至可能超过被占领的香港人口。

战后，大多数难民重返故乡。香港逐渐消除了战争后遗症，再度繁荣起来。相反，澳门有段时间却处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之下。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澳门内部情况也不稳定。有人认为，如果澳门被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的话，必然给香港甚至给中国本身带来负面的结果。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澳门在这个第六周期几乎完全脱离了它旧日的货栈功能：苦力贸易早在19世纪已经中断；鸦片生意虽然仍在继续，但规模已经大大缩减。到20世纪30年代，它已几乎不再起什么作用了。相反，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得到明显的扩展，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澳门生产并出口火柴、烟花、蜡烛、神香等等。此外，澳门上升为整个广东海岸线上最重要的渔业中心，香港和粤中一些地方都通过澳门满足其需求。

虽然捕鱼业和家庭作坊式生产吸纳了许多难民，这些人跟从前一样，为逃避相互对立的军阀间的武装冲突，从中国内地一批又一批地涌到澳门；但是，随着向新的行业经济部门转型，澳门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逐渐丧失。现在，澳门向邻近的英国殖民地和其他一些买家提供相对便宜的货物，几乎没有生产较昂贵商品的可能性，旧式中间转手买卖日渐式微。因此，澳门远远地落在香港后面。

从交通技术角度看，葡萄牙人也棋差一着。澳门的港口水域泥沙淤积越来越严重，虽然为了与香港再次一较高低，澳门制定了修建新港的计划，但缺乏资金，而且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也使得实施港口计划、填海造地措施和其他项目看来不大可行，而这正中香港下怀。同样，澳门铺设粤澳铁路的计划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直至20年代中期，澳门才有稍为乐观一点的理由：澳门终于有了新港口，而且设在中葡从前有争议的水域之外。理论上，澳门因此重新具备了接纳中等吃水量的现代海船的能力。然而，重振与其他国家直接的海上贸易联系雄风却没有如愿以偿。澳门偶尔与帝汶、果阿和葡属非洲的一些地方有贸易往来，但极少与欧洲、美洲和日本的市场打交道。国际上的跨国集团继续落户香港；澳门生产量太少，购买量也太少，与中国内陆的联系也不尽如人意。不过，新港口建设有一个积极的附加效果：与建港工程同时实施的填海造地措施，大大拓展了澳门半岛的地域范围。初时，新土地一直丢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用来做花园，今天，那里矗立着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和酒店。

在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积极的发展。首先，纺织工业开始在澳门逐渐扩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变得越来越重要，终于在70年代上升为主要生产部门，直至今天它仍然占据出口领域的优势。其次，在40和50年代，澳门从事黄金贸易，我们对其细节尚知之不详，但是澳门确实赚了钱。第三，澳门曾一度成为定居香港的中国人喜爱的旅行目的地，他们主要为赌博而来，澳门的娱乐行业随即发展起来。围绕赌博这一行业，也逐渐延伸至娼妓业等臭名昭著的行业。直至70年代，澳门才算进入现代旅游业的行列。(www.xing528.com)

如果说澳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避过了战乱，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城可谓劫难重重。成千上万的难民把政府推至最困难的问题面前，只是通过灵活的外交手腕和慈善机构的加入，才算保障了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供给。日本人对澳门封锁了相当长时间，使传统产品的出口陷于停顿。澳门也曾一度陷入货币危机。因此，1941至1945这几年给澳门带来的是一个很深的伤口，幸好只是很短时间，没有留下持续的后果。所以，似乎把这段时间作为一个单独的周期观察不大恰当。

扼要地复述一下，整个第六周期发生许多经济变化：小型工业、渔业和黄金贸易短暂繁荣；货栈贸易没落，港口设施扩展；旅游业和纺织业方兴未艾。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人口结构变化相伴而行。但人口发展的真正决定性因素却在澳门之外：由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和日本入侵香港造成的难民潮导致人口统计的强烈摇摆，主要跟中国人口有关。他们的数目一下子骤然增加，又突然减少，来来去去的大多数是广东人。

这个周期还显示出另一种变化：迁入澳门的中国人中，商人越来越多，当中最成就卓越的一群逐渐上升为当地精英。因此，对肩负所有行政管理事务的葡萄牙人来说，这些人变得越加重要。澳门的中国本土商人很快就与香港的华商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于是，香港华商的钱也源源不绝地流入澳门。所以，从前主要掌握在欧洲人手中的两个殖民地的联系增添了某种中国元素。从长远来说，这对香港和澳门的关系大有裨益，它们相互不再以竞争者而是以合作伙伴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对方。

在战争年代，也有比平时更多的欧洲人在澳门逗留。许多之前在上海和香港居住的葡萄牙人同样因战事来到澳门，有些人携来微薄的钱财。即使在1945年后，不少人也打算留在澳门。相反，如前所述，来自香港的中国人战后几乎全都回流到香港。

要是当年澳门能够留住部分富有兼有学问的香港中国人的话，那么，香港和澳门两城之间的经济差距可能不会再次迅速扩大。此外，这批人回流香港，还对下一个因国共内战导致自1948年起的难民潮起了一个抽吸作用。许多希望逃离大陆的人觉得，到香港投靠那些刚在当地重新站稳脚跟并且在西方列强保护下已经稍有生活基础的同胞实为上策，结果导致香港人口增长更为迅速。有些难民则把资金和专业技能带到香港，具备人才和钱财的香港现在有能力对工业部门，首先是纺织业，有步骤地进行扩充。澳门则恰恰相反：1945年后，人口回复到战前水平，就算中国内战期间及随后几年，澳门也没有像香港一样接纳那么多人口。这一点首先使局势得以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那类严重缺乏生活必需品的情况结束了，同时也造成资金和专业技能的短缺，澳门没有获得那种把香港迅速往前推进的发展动力。

澳门发展的第六周期在20世纪50年代结束。香港已经非常强盛，不断增加在澳门的投资。因此，作为初期发展国家特征的纺织部门开始在澳门兴旺起来，70年代，纺织业已经雄踞澳门生产部门之首，与之并列的是旅游业的发展。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了另一个发展趋势的转折点：澳门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尤其是在邻近的珠海经济特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中投资。同时，澳门的第三产业部门譬如银行业，发展势头良好。珠海与澳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得以长期发展，甚至有规划设计者设想将珠澳两地在城市化范畴的完全融合。因此可以这样去理解，澳门可能有一天会成为通向拉丁世界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