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0年前澳门的经济基本上取决于与日本和中国的贸易，但也与马尼拉、东南亚和果阿的贸易息息相关。葡萄牙人从广州购买大量丝绸，主要运往日本销售，较少量丝绸份额则流向马尼拉和其他地区市场。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日本人，都用中国大量需求的白银购买丝绸。当然，不是所有的丝绸—白银交易都有葡萄牙人的份。在马尼拉与福建港口之间，中国人独揽了丝绸与白银的直接交易。尽管中国实施海禁，但在日本长崎与中国沿海仍存在着活跃的私人贸易。荷兰人同样积极插手丝绸—白银贸易，他们从中国商人手上买入丝绸，或者从截获的葡萄牙船只或走私者那里取得丝绸；有部分荷兰人把从日本取得的白银通过同样的地下渠道带入中国。最终，为数不少的白银由欧洲流入中国。[2]尽管有多方面的竞争，丝绸和白银生意以及少量的其他货物交易还是为澳门带来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可观利润。新工作岗位产生，人口很快因中国内地人大量涌入而增加。与此同时，澳门对近邻广东的食品输入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加。[3]1639—1640年，与日本及三年后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联系彻底中断时，澳门面临深渊。只有对外贸易才能保证获得食品输入所必需的外汇，也只有澳门经济的动力继续在适当的水平上发展，才能养活早已达到25000人左右（某些人估计甚至可能达到40000人）的人口，何况保持中国内地对澳门的兴趣也利害攸关。只要广州方面一直从双方的交易中获利，那么在明政府眼里，虽然澳门跟中国内地会发生一些小摩擦，但仍有存在的价值。[4]
当时澳门正处于困境，因此，它必须开辟新市场，通过其他进口渠道取代因中断与日本和马尼拉贸易而失之交臂的大量白银贸易，并非易事。在1640年后的若干年里发生多宗事件，导致接踵而来的危机：1641年初，长期被围攻的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荷兰人在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不断骚扰使几乎无法通行的果阿航线变得更加危险。[5]1644年，清军占领北京，澳门仍站在明朝一边，然而战线正势不可当地向南方推进。1647年，澳门与日本重新接触的尝试受挫。[6]同年，广州落入清朝手中。澳门的形势似乎暂时还算稳定。尽管有少数葡萄牙炮兵为明朝效命，但南方贸易大都会——广州的占领者李成栋却对海外贸易很感兴趣。于是，之前遭明朝阻挠的澳门—中国内地贸易又变得容易起来。然而没过多久，李成栋出人意料地投靠明朝，澳门又面临到底该跟谁合作的难题。1648年一场灾难性饥荒横扫中华大地，澳门也在劫难逃。1650年，广州再度被攻克，澳门只好重新向清廷妥协。[7]
在一连串危机中唯一的一线光明是葡萄牙与荷兰的停战协定。其有效期为1644年至1652年，名义上有效，暗中依然摩擦不断。尽管形势紧张，但至少澳门与越南的贸易相当顺利。不过，其数额远远无法填补因失去日本市场而造成的损失。澳门与暹罗之间也有松散的贸易联系，少量葡萄牙船只也偶尔开往苏门答腊和爪哇的港口。[8]可是，失去日本市场、贸易额下降和中方食品供应不定时等问题使澳门病入膏肓，尚存的贸易联系也未能解决物资短缺和社会困境。如果说澳门的人口注定很快因瘟疫、饥饿和迁徙而萎缩的话，那么它在那些年代里还能生存下去，可能很大部分依赖于与望加锡（Makassar）之间的贸易。该市至今仍然是苏拉威西岛（Sulawesi，旧称西里伯斯岛，Celebes）南部最大的伊斯兰城市。
澳门与望加锡早在1640年前已经有往来。此地离檀香木和苏木产地小巽他群岛不远，望加锡是东印度尼西亚产品出口的理想中转站和储存地，而中国数百年来渴求的檀香木自1625年前后起便通过望加锡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运往澳门，还有胡椒、摩鹿加群岛（Moluccas，今译作马鲁古群岛）丁香以及班达群岛（Banda Islands）肉豆蔻流入南苏拉威西岛沿海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由葡萄牙商人带到广州。1640—1641年之后，一些葡萄牙商人因马六甲事件移居苏拉威西，望加锡这个蒸蒸日上的贸易大都会更可谓“人强马壮”。1640年后的危机年月里，很多葡萄牙“港脚商”（country traders）甚至也获允许从澳门前往该地。[9]
如果说澳门在1640年前是葡萄牙远东贸易枢纽的话，那么得益于荷兰—葡萄牙停战的望加锡已逐渐发展成为葡萄牙东亚贸易往来最重要的中心。这个地方因其地理位置的关系，与错综复杂的国际物流网络联结在一起，要了解望加锡与澳门的贸易关系，必须了解望加锡的其他贸易路线。
对于澳门商人来说，输入运往中国的白银当然放在首位。这一点对中国本身也同样至关重要，因为进口白银锐减逐渐导致广州出现白银短缺。[10]约在1644年后，虽然一部分进口白银一如既往地透过越南贸易点[11]、与长崎日渐式微的直接货物交易及一直有争议的马尼拉—福建贸易进入中国[12]，但是沿海地区政治形势的发展阻碍了数目庞大的进口商品进入内地，尤其是广东。明朝的支持者仍负隅顽抗，掌控着沿海地区大部分贸易并且肯定令为数可观的白银根本进不了中国内地，因而转往其他地区市场。中国丝绸和瓷器出口也受政治形势的破坏，仅有少量商品通过福建港口和广州运往外国。[13]进入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数量和西班牙对华贸易销售额也因此下降。[14]眼看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快要过剩，而澳门却正为如何弄到白银以满足广州方面的需求和自己获利而一筹莫展。于是，他们开始通过望加锡的中介贸易，克服1642年令双边关系无法继续下去的政权更替。不出所料，葡萄牙商人把中国丝绸带到望加锡，尽管广州方面货源有些阻滞，但他们在17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仍是当地最主要的供货商。他们将丝绸、土茯苓和其他中国商品运抵苏拉威西岛，这样不仅从马尼拉赚取白银、从帝汶购入檀香木，而且还买到大量种类繁多的其他商品。尽管如此，通过望加锡和其他地方直接或间接输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仍然不足以弥补中国国内经济存在的“银荒”。[15]
此处主要讨论从澳门输出到望加锡的商品。约在1644年后，中国的黄金已经在出口商品之列；[16]苏拉威西岛本身也开采黄金。此外，拥有金矿的菲律宾，甚至帝汶，也有少量黄金流入望加锡。[17]不论是钱币形式（Mas，马司币）还是金条形式的黄金，望加锡都是极受欢迎的转运站。相当一部分在望加锡流通的钱币和金条被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用以买入其他货品，譬如买入印度的纺织品或者香料。由于17世纪50年代望加锡的商品输入一直保持高水平，从望加锡流出的黄金很快便大大多于市场能得到的黄金。所以，当地黄金价格在1658年前持续上升，即使采用了新马司币也无法阻止。到1662—1663年，望加锡的黄金市场才重新稳定下来。[18]正因为如此，对澳门来说，把黄金运往望加锡非常有吸引力：黄金是理想的运载物，因为船舱短缺，黄金所占空间小，只需极少运费。可是，黄金的大量流出很快导致中国出现黄金短缺，何况同时还有可观的黄金经过其他沿海地区和台湾离开中国，譬如从台湾落入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手中。显然，这些黄金输出在中国造成的后果要比因白银输入量匮乏而产生的“银荒”更为严重，当地金银价值比率有利于黄金外流，[19]结果黄金在广州越来越贵，澳门葡萄牙人只能从广州市场与望加锡地区间不断缩窄的黄金差价中赚取微薄的利润。
金、银两种金属在中国身价日升——黄金升得比白银快——可以从当时的铜估价中觉察出来，因为铜相对两者来说变得更便宜，而且，铜与黄金的比价可能要比其与白银的比价掉得更快。实际上，铜价下降不只是因为金银短缺，也因为铜流通量不断上升。这跟越来越多的铜从日本运抵中国大有关系，日本在1640年前已经是著名的铜生产国，并且大量出口。日本铜的买家跟白银的买家一样，最初是葡萄牙人、中国人和荷兰人，1640年后就只剩下后两者。[20]通过各种无法查证的途径——也许绝大多数通过与前明支持者的贸易——相当一部分的铜一如既往地流入澳门。在澳门，一部分铜进入著名的博卡罗（Bocarro）铸炮厂，其他则用来制造“铜钱（caixas）”，它们常常被当做船只压舱物带到越南。此外，越南同样有以日本等地之铜为原料生产武器的葡萄牙火炮生产商。武器产品无论是澳门制造还是越南制造的，在亚洲许多地区包括望加锡在内都大受欢迎。望加锡不单进口澳门制造的大炮，而且同时从外国，如通过在东南亚的英商进口铁和硝。西班牙和其他人是这些商品的买家，他们对战争物资需求甚大，尤其在摩鹿加群岛战争时期。[21]
1655年前后随着停战状态结束，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铜出口量骤然上升。望加锡市场是否因东南亚增加了铜流通量而饱和，甚至超饱和，以及达到何种程度，尽管有些荷兰资料提及，但对此未能明确地下定论，但当时葡萄牙人在望加锡的铜生意可能已经失去了以前的地位。[22]
除了火炮和黄金，澳门商人还把众多商品带到苏拉威西岛，相关数量和价格都不详。譬如：糖不仅直接由中国内地和澳门的商人经中国大陆和荷兰的中间商，经台湾运至望加锡，但数量不大，相当多来自马尼拉。[23]中国和澳门的另一重要出口商品当数棉织品，[24]较之同期英格兰、荷兰、丹麦、印度、马来亚和葡萄牙船只满载印度棉织品涌向望加锡，澳门棉织品更值得注意。这里所说的葡萄牙船只大多是那些轮番途经苏门答腊和马六甲往返印度—澳门的船只，在文献中常常可以读到，印度棉花兑换黄金的交易在荷兰与葡萄牙停战期间盛极一时，所有参与者均有利可图。丝绸贸易中普遍的货源短缺，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向世界市场的丝绸供应包括澳门向望加锡的丝绸供应，可能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棉织品便能够逐渐取代价格过于高昂的中国丝绸产品，对这一取代的决定性推动力来自马尼拉，因为当地继续输出到南美洲的衣料需求缺口尚未得到填补。[25]印度棉织品在望加锡的利好发展无疑随着葡萄牙与荷兰再次陷入敌对状态而结束，船只损失和封锁使运抵望加锡的棉织品减少，转运至马尼拉销售的数量也自然减少，因此，白银和黄金从菲律宾流入望加锡也相应地减少。[26]
1660年，葡萄牙和荷兰的再次敌对状态终于在苏拉威西岛引发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葡萄牙人失去了部分船只和大量货物，雪上加霜的是，获胜的荷兰人还要求当地掌权者把葡萄牙人驱逐出望加锡，这一要求即使在1662年《葡萄牙—荷兰和平条约》在欧洲正式生效后仍继续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事件导致望加锡—澳门贸易关系的衰落。全凭手腕灵活且跟望加锡掌权家族有良好关系，葡萄牙人暂时还能坚守在苏拉威西岛，这多亏弗兰西斯科·维埃拉·德菲格雷多（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的介入，他不单作为葡国使节和其他地区的代表，亦作为望加锡城中大概最富有的外国商人，并跟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保持着紧密的接触，但葡萄牙在望加锡贸易的衰败根本积重难返。不久，一部分商人迫于荷兰人的压力迁到小巽他群岛。1665年，最终连维埃拉·德菲格雷多也从望加锡撤出。1667年，荷兰人完全占据望加锡，从此结束了葡萄牙在苏拉威西岛南部的贸易，也结束了澳门跟这个地区的联系。但在这个城市里，说句公道话，葡萄牙人一向很受欢迎。[27]
而在中国，1659年抗清势力攻打南京失败后，沿海地区的冲突日益加剧。由于对郑成功的坚决打击仍然未能奏效，清廷便决定对沿海地区实行大规模的迁徙，这一措施自1661年起就非常残暴地强制推行，[28]澳门十分幸运地逃过迁海令，但严禁跟海外进行与澳门居民福祉攸关的任何贸易。清朝水军舰队为监察贸易禁令的执行，封锁澳门港口长达四年之久，澳门居民重陷饥饿之中，葡萄牙人想尽办法，才不时用小船从中国外海岛屿间下锚的大船处弄到货物。从1662年到1666年间，因小规模的交战和中方的惩罚行动，澳门就在离城不远处甚至经常就在港口里失去了一些船只。[29]清朝又禁止天主教传教，教堂被迫关闭，葡萄牙人由此失去他们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因为他们以往主要通过传教士不断获得中国官吏的好感，而这种好感对澳门的存亡至关重要。1666—1667年间，澳门的形势变得更加混乱。中方虽然一方面多次表示，只要澳门缴纳适当的款项，贸易禁令可以废除；另一方面又威胁对该市实行迁海令，把这个城市消灭。当时的中国官吏明争暗斗，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腐败横行，澳门便通过行贿，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广州官府的普遍腐败还带来一个好处：少量食品可以不时偷偷进入澳门。经过多年封锁，直到1667年6月中方才允许七艘帆船顺利驶入澳门港，形势才开始缓和。[30]
从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在持续三十年（1640—1670年）的澳门存亡危机里，1660—1667年可算是最艰难的时期，同望加锡的贸易也相应地困难重重。从索萨（Souza）汇总的这一时期船只进出港数量减少可见，澳门到该地的出口量也明显下降。[31]由于荷兰人故意造成货源短缺，望加锡的丁香价格早在1660年前已经成为天文数字，丁香生意仍处低谷。[32]另外，荷兰东印度公司把葡萄牙人从棉织品市场赶出去的念头一起，就立刻把大量印度棉织品塞进苏拉威西岛市场。这段时间跟马尼拉的往来遭受重创，只有极少量的棉织品运抵菲律宾。但东印度尼西亚的棉织品价格不断下跌，以致海上运输风险高和运输工具明显短缺的葡萄牙人几乎无法继续在棉织品生意中立足。加上印度棉织品相对于丝绸更便宜，望加锡对较昂贵的中国丝绸的需求锐减，澳门商人再次陷入困境。[33]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与从日本不断增加铜、黄金出口量如出一辙，日本的白银输出便因短缺而下降，最终于1668年结束。一如1660年之前，可能仍有一部分铜、黄金抵达望加锡地区，使该地在1660年前总体上受到货源短缺困扰的黄金市场稳定下来。黄金价格相对1657年的高水平稍有下降，由于棉织品供大于求，而且总体上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市场份额日益减少，对黄金的需求也许停留在1660年前的水平线以下，但受铜流通量不断增加和黄金持续紧缺的影响，此时中国的黄金价格依然昂贵。因此在60年代，把黄金从广州输出到澳门然后再转到望加锡，几乎不再有利可图。[34]
在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关系中，澳门和望加锡之间始终存在贸易往来。其原因如下：澳门必须用它可支配的所有物资进行贸易，无论如何它得设法继续生存下去；[35]东南亚其他市场，对葡萄牙人来说形势更为不妙，根本不再有可能转移到别的替代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澳门—望加锡贸易还有两样东西尚有利可图，一种是主要在帝汶砍伐的檀香木，另一种是部分从马辰（Banjarmasin）运至望加锡的胡椒。中国早在1660年前，甚至现在，对两者的需求都十分巨大。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澳门船队经过望加锡后继续前往索洛—弗洛雷斯—帝汶地区（Solor－Flores－Timor），以便回程时载上檀香木。在这项贸易中，葡萄牙“港脚商”的竞争者主要是中国人。而荷兰人开始最多仅在生产地区进行骚扰，向爪哇华侨供货和往印度出口商品。他们相对少有真正参与向中国贩运檀香木的生意，反而在停战时期从葡萄牙人那儿得到少量商品。同时，荷兰人正力图巩固其在小巽他群岛的地位。并且，相当大部分的生意经由维埃拉·德菲格雷多之手进行，然而荷兰人对他的感情是爱恨交加。[36]
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从帝汶或索洛通过望加锡往中国的檀香木贸易有利可图。尽管没有关于1644—1667年在中国的檀香木价格表，但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盈利颇丰。虽然要考虑不少风险因素，却总是值得进行的必要投资。[37]也许在印度尼西亚的胡椒贸易情况也类似。尽管从马拉巴地区（Malabar）过量输出胡椒造成当时欧洲市场饱和，但澳门以及中国内地还是很合适的销售地区。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在檀香木、胡椒贸易中所占的运输额及营业额有多大，今天无法确证。不过在顺利的时候，葡萄牙人所占的檀香木份额可能达到总营业额的50%。胡椒贸易则相反，它是跟巴达维亚荷兰人紧密合作的中国人的领地。[38]
檀香木贸易加上小规模的胡椒贸易，对总是空空如也的澳门钱箱来说聊胜于无。1667年后，即望加锡事件后的时期也是如此。当时包括少量苏木贸易在内的木材生意大多通过直接贸易继续进入索洛—弗洛雷斯—帝汶地区，但是几乎所有其他东南亚商品的交易都不得不转移至爪哇岛、苏门答腊岛诸港。1669年，尽管跟中国关系稍有好转，澳门的状况还是不妙，以致其认为有必要向泰国借贷大量白银。[39]不过，曙光终于慢慢在地平线上出现：曼努埃尔·德萨尔达尼亚（Manuel de Saldanha）出使北京，迁海令自1668年开始废除，京城则有迹象显示中国人对欧洲人传教的态度渐趋缓和。
【注释】
[1]冯令仪译。原载信息：“Der Handel zwischen Macau und Makassar，ca.1640－1667”，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139.1（1989），pp.208－226.中译文曾载《海洋史研究》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2]关于1640年前澳门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参见C.R.Boxer（谟区查），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Lisbon，1959；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Oxford，1968；“Portuguese Commercial Voyages to Japan Three Hundred Years Ago（1630－1639）”，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London 31（1934），pp.22－78；C.F.Moura，“Macau e o comércio português com a China e o Japão nos séculos XVI e XVII.”，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7，1（1973），pp.5－33；全汉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第245—273页；R.Ptak（普塔克），“An Outline of Macao's Economic Development，1557－1640”，载T.Grimm等编：Collected Papers of the XXIXth Congress of Chinese Studies，10th－15th September 1984，Tübingen，1988，pp.169－181；“Die Portugiesen in Macau und Japan：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s Fernosthandels，1513－1640”，载普塔克编，Portugals（接上页）Wirken inÜbersee：Atlantik，Afrika，Asien.Beiträge zur Geschichte，Geographie und Landeskunde，Bammental，Heidelberg，1985，pp.171－196.关于明代经济与贵金属流通，可参考W.S.Atwell（艾维四），“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Past and Present 95（1982），pp.68－90.关于澳门与马尼拉的关系，可参考B.V.Pires（潘日明），“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nos séculos XVI a XIX”，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5，1－2（1971），pp.5－120；P.Chaunu（萧努），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XVIe，XVIIe，XVIIIe siècles）：Introduction méthodologique et indices d'activité，Paris，1960；全汉昇的三篇文章载于其《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72）。关于荷兰人与中国，参见W.P.Groeneveldt，De Nederlanders in China．Eerste Deel 1：De eerste bemoeingen om den handel in China en de vestiging in de Pescadores，1601－1624，The Hague，1898；K.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1620－1740，Copenhagen，The Hague，1958；Eiichi Katō，“The Japanese-Dutch Trade i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Seclusion Policy，Particularly on the Raw Silk Trade by the Dutch Factory at Hirado，1620－1640”，Acta-Asiatica 30（1976），pp.34－84；O.Nachod，Die Beziehungen der Niederländischen Ostindischen Kompagnie zu Japan im siebzehnten Jahrhundert，Leipzig，1897；J.E.Wills（卫思韩），“De VOC en de Chinezen in China，Taiwan en Batavia in de 17de en de 18de eeuw”，载M.A.P.Meilink-Roelofsz编，De VOC in Aziё，Bussum，1976，pp.157－192；Pepper，Guns and Parleys：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1662－1681，Cambridge，Mass.，1974，尤见第17页以后；C.R.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New York，1965.关于两个重要概况论点，参见G.B.Souza（索萨），The Survival of Empire：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Cambridge，1986，尤见第46页以后；曹永和：《明末中国海外贸易》，载Chang Kuei-yung等编，International Historians of Asia：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台北中国历史学会，1962），第429—458页。
[3]关于澳门人口发展，参见Eusébio Arnáiz，Macau，mãe das missões no Extremo Oriente，Macau，1957，p.36起；M.Teixeira（文德泉），Os Macaenses，Macau，1965，p.19起；A.Lessa，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Macau，1974，pp.153－154；R.Ptak，“The Demography of Old Macao，1555－1640”，Ming Studies 15（1982），p.27－35；Souza，Survival，pp.31－36.
[4]关于对日关系破裂，参见B.V.Pires，A embaixada mártir，Macau，1965；C.R.Boxer，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1549－1650，Berkeley，1967；A.da Silva Rego，“Macau entre duas crises（1640－1688）”，Anais da Academia Portuguesa da História 24，2（1977）。关于澳门与马尼拉关系的发展以及澳门的“复苏”，参见C.R.Boxer，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Hong Kong，1983；Boxer，Fidalgos，p.139；Chaunu，Les Philippines，p.160起，204起；Pires，A viagem，p.31起。关于中国与澳门的政治关系，参见R.Ptak，Portugal in China：Kurzer Abriβ der portugies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und der Geschichte Macaus im 16．und beginnenden 17．Jahrhundert，Bad Boll，1980；Souza，Survival，p.194起。
[5]关于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参见M.Dunn，Kampf um Malakka：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liche Studieüber den portugiesischen und niederländischen Kolonialismus in Südostasien，Wiesbaden，1984.
[6]关于1647年使命，参见C.R.Boxer，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q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 1644－1647，Macau，1938；C.R.Boxer，“Fresh Light on the Embassy of Captain Gonçalo de Siq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 1644－1647”，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London 35（1938），pp.13－62；C.R.Boxer，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p.386－388；Silva Rego，Macau entre duas crises，p.316；A.L.Gomes，Esboço da história de Macau 1511－1849，Macau，1957，p.153起。
[7]关于这段时期华南政治发展，参见L.A.Struve，The Southern Ming，1644－1662，New Haven，London，1984，pp.128－129，139起；J.E.Wills，Embassies and Illusions：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1666－1687，Cambridge，Mass.，1984，p.39起，p.83起；J.E.Wills，Pepper，p.11起；C.R.Boxer，A cidade de Macau e a queda da dinastia Ming（1644－1652）…，Macau，1938（引自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C.R.Boxer，“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1621－1647”，T'ien-hsia Monthly 7，1（1938），pp.33－35；E.de Colomban，Resumo da história de Macau，Macau，1927，p.38；Silva Rego，Macau ertre duas crises，p.317起；一些资料参见Fu Lo-shu（傅乐淑），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1644－1820），共2册，Tucson，1966，I，pp.6－9。关于欧洲有关明清鼎革的报道，参见E.J.Van Kley，“News from China：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an Notices of the Manchu Conquest”，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5（1973），pp.561－582。荷兰资料不时提及澳门的恶劣状况，参见J.E.Heeres，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以下缩略为DRB），共31册，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and Batavia，1887－1931，IX，p.15，X，p.57；W.Ph.Coolhaas，Generale Missiven van Gouverneurs－Generaal en Raden aan Heren XVII der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以下缩略为GM），共8册，The Hague，1960－1985，II，p.391，519；P.A.Tiele，Bouwstoffen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Nederlanders in den Maleischen Archipel（以下缩略为Bouwstoffen），共3册，The Hague，1886－1895，III，p.341，455。中国（即使是广东）在17世纪40年代备受日常生活用品价格高昂之苦，如米价，有关资料参见Michel Cartier，“Les importations de métaux monétaires en Chine：essai sur la conjoncture chinoise”，Annales，Ê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 36，3（1981），p.457，464；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91—392页。
[8]关于葡萄牙与荷兰，尤其是两国在欧洲的关系，参见C.van de Haar，De diplomatieke betrekkingen tussen de Republiek en Portugal，1640－1661，Groningen，1961，尤其是第15页以后。关于澳门对越南、泰国和万丹的关系，参见M.Teixeira，Macau e a sua diocese，XIV：As missões portuguesas no Vietnam，Macau，1977；Macau e a sua diocese，XV：Relações comerciais com o Vietnam，Macau，1977，pp.27，84－86，91；Portugal na Tailândia，Macau，1983，pp.38－40，140起，292起，还见附录；P.Y.Manguin，Les Portugais sur les côtes du Viêt－Nam et du Campā．Êtude sur les routes maritimes et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d'aprè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XVIe，XVIIe，XVIIIe siècles），Paris，1972，pp.199－209，232－233；S.Viraphol，Tribute and Profit：Sino－Siamese Trade，1652－1853，Cambridge，Mass.，1977，尤其该书第三章中泰贸易部分；Souza，“Portuguese Society in Macao and Luso－Vietnamese Relations，1511－1751”，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15，1／2（1981），p.89起；Survival，p.111起（越南北部），120起（万丹，特别1670年之后），124（马辰），128起（巴达维亚）。
[9]关于望加锡，参见Souza，Survival，p.88；Boxer，Fidalgos，第三章；M.A.P.Meilink－Roelofsz，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The Hague，1962，pp.163－164；John Villiers，“Makassar and the Portuguese Connection”，载其East of Malacca：Three Essays on the Portugues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in th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Bangkok，1985。当时的两份德语文件：J.J.Merklein，Reise nach Java，Vorder－und Hinter－Indien，China und Japan，1644－1653，The Hague，1930，pp.96－97；J.S.Wurffbain，Reise nach den Molukken.Bd．2：1632－1638，The Hague，1931，p.66。另见W.Foster，The Journal of John Jourdain，1608－1617．Describing his Experiences in Arabia，India，and the Malay Archipelago，Cambridge，1905，pp.294－295。
[10]关于白银短缺，参见Atwell，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p.89；“Some Observations on the‘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in China and Japa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2（1986），p.229，234；“Notes on Silver，Foreign Trade，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Ch'ing-shih wen-t'i 3，8（1977），p.10起；陈春声：《清代广东银钱比价》，《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H.U.Vogel，“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1644－1800”，Late Imperial China 8，2（1987），p.1－52；全汉昇：“Trade between China，the Philippines and the Americas during the Sixteenth，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and the Flow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by Way of Manila”，载G.de la Lama编，3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North Africa 1976，China，共4册，Mexico，1982，II，pp.383－388.
[11]关于在越南的白银贸易，参见Manguin，Les Portugais，p.238；Souza，Survival，p.111，114（表格：越南葡萄牙船之进出港表），p.116（1640年后葡萄牙人竭力取得白银）。
[12]木宫泰彦（Yasuhiko Kimiya）：《日支交通史》，共2册，金刺芳流堂，1926，II，第465，485—486页；陈荆和：《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南洋学报》第13卷第1辑（1957），尤见第3，9页；J.Hall，“Notes on the Early Chíng Copper Trade with Japa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1949），pp.449－450；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àCanton au XVIIIe siècle，1719－1833，共3册，Paris，1964，I，pp.137－138，Album II.1。更多关于日本的白银输出资料，参见山脇悌二郎（TeijirōYamawaki）：《長崎のオランダ商館》，中央公論社，1980年，第208页。关于开往日本之中国船只统计，亦可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259—261页。(www.xing528.com)
[13]根据岩生成一的观点，1640—1644年中国向日本输出的丝绸仍有增加，参见Seiichi Iwao，“Japanese Foreign Trad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Acta Asiatica 30（1976），p.13。葡萄牙人在这段时间通过著名的郑芝龙往日本运去丝绸，参阅GM，II，p.176；C.R.Boxer，“The Rise and Fall of Nicholas Iquan”，T'ien Hsia Monthly 11，5（1939），pp.401－439。后来中国丝绸供应量减少，澳门出现明显的丝绸匮乏，参见Dermigny，La Chine，I，pp.393－394；J.E.Wills，Pepper，p.10；Souza，Survival，p.104；GM，II，p.460。关于中国与马尼拉的丝绸贸易，参见全汉昇：“Th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Spanish-Americ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Ch'ing Period”，载L.G.Thompson编，Studia Asiatica：Essays in Asian Studies in Felicitation of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Professor Ch'en Shou－yi，San Francisco，1975 pp.99－117。关于清初中国瓷器生产和出口锐减，参见Dermigny，La Chine，I，p.388；Tsing Yuan，“The Porcelain Industry at Ching-te-chen，1550－1700”，Ming Studies 6（1975），尤见第49页。关于瓷器贸易，参见C.J.A.Jö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The Hague，1982。鉴于中国沿海地区政治形势的发展，荷兰人试图通过越南市场来满足其对丝绸的需求，参见Souza，Survival，pp.116－117；TeijirōYamawaki（山脇悌二郎），“The Great Trading Merchants Cocksinja and His Son”，Acta Asiatica 30（1976），pp.111－112；W.J.M.Buch，“La Compagnie des Indes Néerlandaises et l'Indochine”，Bulletin de l'Ê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36（1936），p.164，166，169，180；37（1937），p.121，124，128－132。荷兰人赚到的日本白银只有很少部分直接反输中国，参见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59，这也对中国的白银短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4]表格参见Chaunu，Les Philippines，p.160起，204起。
[15]关于马尼拉－望加锡－澳门之间的三角贸易，参见Pires，A viagem，p.33；Souza，Survival，p.99起。关于葡萄牙进出望加锡船只情况，参见同书第94—95页。关于葡萄牙人从澳门到望加锡的丝绸运输和西班牙人从马尼拉到望加锡的白银运输，以及西班牙人在望加锡购买丝绸，参见Bouwstoffen，III，p.238，334，341；D.K.Bassett，“English Trade in Celebes，1613－1667”，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1（1958），p.22。关于因三角贸易而相应增加了马尼拉销售额的情况，参见Chaunu，Les Philippines，p.160起（表格），p.204起。其中也有越南—马尼拉往来的资料，表明由于马尼拉—中国贸易处于低潮，西班牙白银中相当一部分流向越南。与之相反，澳门在越南贸易中可能只占很少份额，因为据Souza的Survival一书第114页表格所示，1640—1647年每年只有一艘葡萄牙船抵达该处。然而，可能越南贸易在某种程度上跟望加锡贸易一样，取代了澳门—马尼拉直接贸易。对此可参阅M.P.H.Roessingh，“Nederlandse betrekkingen met de Philippijnen，1600－1800”，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 124（1968），p.497.
[16]关于从澳门到望加锡的黄金运输，参见Bassett，English Trade，p.22；Bouwstoffen，III，p.341，425，454；Souza，Survival，p.100，104，105。索萨认为，澳门竭力增加往望加锡的黄金输出，但枉费心机；中国人在这项生意上与之竞争，他们自己把黄金带到东南亚。可参见DRB，XI，p.113.
[17]Bassett，English Trade in Celebes，p.22（从菲律宾来的黄金）；N.Gervaise，An Historical Description of the Kingdom of Macasar in the East Indies，Westmead etc.，1971，p.12；L.Y.Andaya，The Heritage of Arung Palakka：A History of South Sulawesi（Celebes）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he Hague，1981，p.36（以上二者均与南苏拉威西岛黄金有关）。C.R.Boxer，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A Portuguese Merchant－Adventurer in South East Asia，1624－1667，The Hague，1967，p.96；F.de Vasconcelos，“Dois inéditos seiscentistas sobre Timor：ligeiras notas históricas”，Boletim d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5，54（1929），p.80；John Villiers，“As derradeiras do mundo：The Dominican Missions and the Sandalwood Trade in the Lesser Sunda Island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载L.de Albuquerque＆I.Guerreiro编，II．Seminário Internacional de História Indo-Portuguesa．Actas，Lisbon，1985，p.585.
[18]关于望加锡的黄金货币，参见Bassett，English Trade in Celebes，p.27；Souza，Survival，p.106.两书均列举黄金评价资料。
[19]关于上涨的中国黄金行情（以白银为单位），参见Yamawaki，The Great Trading Merchants，p.110；Atwell，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p.82.Souza，Survival，p.105，提到澳门的黄金荒。荷兰人有部分黄金通过台湾获得，然而不是发生在跟国姓爷之父（郑芝龙）决裂后；参见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63.至于当时的德文资料，Wurffbain，Reise，II，p.93.关于在科罗曼德尔市场上从东亚运来的黄金，参见T.Raychauhuri，Jan Company in Coromandel 1605－1690．A Study in the Interrelations of European Commerce and Traditional Economies，The Hague，1962，pp.188－191.关于1640年前远东的黄金，参见D.M.Brown，“The Importation of Gold into Japan by the Portuguese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6，2（1947），pp.125－133；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8，2（1965），pp.245－266；L.Riess，“Die Goldausfuhr aus Japan im 16.，17.und 18.Jahrhundert”，Zeitschrift für Social－und Wirthschaftsgeschichte 6（1898），pp.144－171.
[20]关于日本的铜输出，尤其经荷兰人之手不断增加输出，参见Dermigny，La Chine，I，pp.411－412；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173.关于1640年前葡萄牙人在日本购买黄铜，参见Boxer，The Great Ship，pp.118－120，139－140.关于清初铜贸易概况及中国对日本黄铜的依赖性，参见Hall，Notes on Copper Trade，p.446.
[21]关于在澳门和越南的火炮生产及出口，参见M.Teixeira，Relações comerciais，p.29起，p.65起，p.170起；Silva Rego，Macau entre duas crises，p.317，319；Boxer，The Great Ship（关于1640年前火炮出口）；Boxer，“Asian Potentates and European Artillery in the 16th－18th Centuries：A Footnote to Gibson－Hill”，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8，2（1965），p.164（关于向望加锡供货）；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VII，Cambridge，1986，p.392起；M.Cooper，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New York，Tokyo，1974，p.334起；GM，II，p.359（澳门出口火炮）；Jan Nieuhoff著，J.Ogilby译，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p.31（澳门用日本和中国内地的黄铜生产精良的火炮）；屈大均：《广东新语》，香港：中华书局，1975年，第442—443页（关于葡萄牙火炮的质量）；M.Teixeira，Os Bocarros，Lisbon，1961（从Actas do Congresso Internacional de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选出重版）；M.Teixeira，Macau e a sua diocese：O culto de Maria em Macau，Macau，1969，p.235；DRB，XIV，p.75（按荷兰人估计，1663年澳门有二百多门火炮）；Andaya，The Heritage，p.49（望加锡在1660年前后拥有超过66门火炮，相信有部分来自澳门）。关于澳门从中国内地和日本获得黄铜，生产以及输出铜板，亦可见上述论著，还可参见Souza，Survival，p.116，118；GM，II，pp.635－656。关于主要由英格兰向望加锡提供硝和武器及西班牙在该处购买战争物资，可参见GM，比如II，p.359，III，p.446；Bouwstoffen，III，p.334，368；Souza，Survival，pp.75－76；S.D.Quiason，English Country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1644－1765，Quezon City，1966，p.6起。
[22]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175；Glamann，“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e in Japanese Copper，1645－1736”，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1953），尤见p.52起，p.64起（日本的输出）；1660年后葡萄牙人逐渐被排挤出越南的黄铜贸易。
[23]关于在广州的糖输出，参见Dermigny，La Chine，I，p.428；关于澳门运糖至望加锡，参见Bouwstoffen，III，p.454.关于荷兰在台湾购买糖，参见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156；Wurffbain，Reise，II，p.93.关于从马尼拉运糖至望加锡，参见Souza，Survival，p.102.关于英国人在望加锡买糖，参见Basset，English Trade，p.22。关于明末中国的糖输出，参见曹永和《中国海外贸易》，第451页；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236—243页。关于大量输出造成广州糖价不断上升，参见H.B.Morse（马士），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共4册，Oxford，1926，I，p.35.
[24]关于澳门输出棉织品，参见Souza，Survival，p.100。关于中国的棉纺织业，参见D.Craig，Cotton Manufacture and Trade in China，ca．1500－1800，博士论文，Chicago，1970.
[25]关于向东南亚输出印度纺织品，参见S.P.Sen，“The Role of Indian Textiles in Southeast Asia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3，2（1962），p.99起（纺织品种类）。关于从印度输出纺织品，尤其以荷兰人角度出发，参见Raychaudhuri，Jan Company，pp.96－101，160－161，221－222.关于印度纺织品输入望加锡，参见Souza，Survival，p.100，104－106，244注释63。该处所列资料的补充，参见DRB，IX，p.45，53；Bassett，English Trade，pp.13－14，20，21.关于望加锡市场偶尔出现纺织品过度饱和，参见Bouwstoffen，III，p.454.葡萄牙人从望加锡输出黄金的目的在于获取印度纺织品，参见Bouwstoffen，III，p.282.
[26]参见Boxer，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p.11，18.
[27]关于在望加锡发生的事件，参见Andaya，The Heritage，p.48起，59起，73起；John Villiers，“Makassar and the Portuguese Connection”，pp.49－50（1660年和1666—1667年危机）；Boxer，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p.26起，45（1660年危机和维埃拉·德菲格雷多离开望加锡）；Bassett，English Trade，pp.29－30，32，36－37（危机和维埃拉·德菲格雷多的撤离）；Teixeira，R elações comerciais，p.28，32（葡萄牙人在望加锡及其撤离）。关于葡萄牙人受欢迎的程度，参见Gervaise，An Historical Description，p.34.
[28]关于郑成功与清朝之间危机尖锐化以及迁海措施，参见Struve，The Southern Ming，p.185；J.D.Spence，J.E.Wills编，From Ming to Ch'ing：Conquest，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New Haven，London，1979，pp.226－228；Wills，Embassies，p.92；Wills，Pepper，pp.15－17；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载《国学季刊》第2卷第4号，1930，第797—826页；Montalto de Jesus（徐萨斯），Historic Macao，Hong Kong，1984，p.116；L.Frédéric，Kangxi，Grand Khân de Chine et Fils du Ciel，Paris，1985，pp.48－49；L.D.Kessler，The Apprenticeship of the K'ang-Hsi Emperor，1661－1684，博士论文，Chicago，1969，p.34起；R.C.Crozier，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History，Myth，and the Hero，Cambridge Mass.，1977.
[29]关于葡萄牙船只的损失和中国方面的封锁，参见Wills，Embassies，p.92；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p.119；Boxer，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p.46.关于贸易禁令及敌视教会措施的中文资料，参见Fu Lo－shu，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1644－1820），I，pp.28－30，37－38.
[30]关于这些事件，参见Wills，Embassies，p.91；R.B.Oxnam，Ruling from Horse Back：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1661－1669，Chicago，1975，p.158；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p.117起。有一份重要的资料，即“Uma resurreicāo histórica（Páginas inéditas dum visitador dos Jesuitas 1665－1671）”，载Ta-Ssi-Yang-Kuo（大西洋国）（Lisbon，1899－1903），I与II。
[31]参见Souza，Survival，pp.94－95（表格）。资料有时出现相互矛盾的数据，令人不容易评估这段时间望加锡与澳门之间的贸易；见Boxer，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pp.41－42和注释86；还有GM，III，p.466.
[32]关于丁香及其价格，参见Bassett，English Trade，pp.13－17；Boxer，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p.21，25；Souza，Survival，p.103；K.N.Chaudhuri，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Cambridge，1985，p.89.
[33]参见Bassett，English Trade，p.34；Souza，Survival，p.106.必须补充的是，重要的丝绸买主——马尼拉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频繁地通过印度支那市场填补需求缺口。关于自1660年前后运往望加锡的纺织品，参见DRB，XIII，p.40，42，46，49，415；DRB，XIV，p.25，66，133，393，524.
[34]Souza，Survival，p.106；GM，III，pp.468－469；DRB，XIV，p.63（望加锡黄金价格下降）；GM，III，p.466；Boxer，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p.33（1660年后葡萄牙人的黄金运输）；Kobata，The Production，p.256（由于白银过量输出改变白银对黄金的价格比率，日本输出黄金的可能性因而提高）；Dermigny，La Chine，I，p.417；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58（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日本输出黄金），p.63（郑成功与荷兰人之间的危机使后者不再从中国获得黄金；为此荷兰公司从日本输出更多黄金作补偿）。一份当代德文材料论及郑芝龙围攻台湾以及有关该处黄金的资料，参见Albrecht Herport，Reise nach Java，Formosa，Vorder－Indien und Ceylon，1659－1668，Den Haag，1930，p.51起。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日本输出更多黄铜，参见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175.这些黄铜输出于1660年后也对越南产生影响，导致葡萄牙人在该处因竞争激烈而逐渐被挤出交易圈，参见Souza，Survival，p.119.
[35]澳门1660年后灾难性的财政、政治和社会形势获相当多的资料证实，参见Boxer，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pp.41－42，85，93；DRB，XIV，p.631；GM，III，p.667.中文资料也对此多有报道，参见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第83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第2977—2978、2980—2981页；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第8卷，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新修方志丛书121），第531—532页。但看来并非所有同时代的人都能理解这个城市的苦难，参见O.Dapper，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Amsterdam，1670，pp.385－386.
[36]关于1640年前的檀香木贸易，参见Villiers，As derradeiras；H.Lains e Silva，Timor e a cultura do café，Porto：Imprensa Portuguesa，1956，p.7起；R.Ptak，“The Transportation of Sandalwood from Timor to China and Macao，c.1350－1600”，载Ptak编，Portuguese Asia：Aspects in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Stuttgart，1987），pp.87－109.关于葡萄牙船只从澳门经望加锡到帝汶地区的往返航路，参见Bouwstoffen，III，p.454；GM，II，p.238；DRB，X，p.106；Villiers，Asderradeiras，p.596.关于荷兰人购买檀香木和维埃拉·德菲格雷多的生意，参见Bouwstoffen，III，pp.9－11，341，369，418－419，454；DRB，IX，p.89，151；XII，p.129，168，222；XIII，p.19，138，221，225，296，297，456；XIV，p.221，229，340，378，393，415，436－437，460，496，505－508，522，539；GM，II，p.239，497；关于后者，亦可参见C.R.Boxer，“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 e os Portugueses em Macassar e Timor naépoca da Restauração，1640－1688”，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37，434（1940），pp.727－741；Boxer，Francisco Vierira de Figueiredo，pp.7－9，33，36－39，43，47，还有该书所列文献。关于索洛—帝汶地区的发展，参见Boxer，Fidalgos，p.174起；H.Leitão，Os Portugueses em Solor e Timor de 1515 a 1702，Lisbon，1948，p.173起；R.Ptak，“Die Portugiesen auf Solor und Timor：Europas Sandelholzposten in Südostasien im 16.und beginnenden 17.Jahrhundert”，载Ptak编，Portugals Wirken，p.207起。关于中国与巴达维亚之间的贸易，参见L.Blussé，“Chinese Trade to Batavia during the Days of the V.O.C.”，Archipel 18（1979），pp.205－206；L.Blussé，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Dordrecht，1986，尤见第5章和第6章。
[37]荷兰资料中有对1640—1667年檀香木价格和数量的零散说明，参见GM，II，p.105，118，124，149，155，172，210，238，239，314，621；III，p.415.
[38]关于明末中国胡椒运输，参见曹永和：《中国海外贸易》，第451—453页；曹永和：“Pepper Trade in East Asia”，Tóung Pao 68，4－5（1982），pp.244－247.关于1640—1647年中国与葡萄牙胡椒贸易，参见GM，II，p.105，238，284；III，p.124.关于其后的贸易，参见DRB，X，p.106，158；XIII，p.244，436；XIV，p.285.另见Bassett，English Trade，p.33（澳门商人急需胡椒）；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75，80－81（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胡椒购买以及不稳定的欧洲市场）；Souza，Survival，pp.124－126（马辰、望加锡、中国的胡椒贸易；葡萄牙的人参）；Morse，Chronicles，I，pp.34－35（澳门葡萄牙人偶尔从英国人处获得胡椒）。
[39]M.Teixeira，Portugal na Tailândia，p.14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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