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马尼拉贸易：历史与现代研究

在澳门与东南亚的诸多贸易连线中，与马尼拉的贸易是最为人熟知的，这是因为有关这个问题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和较多的现代研究。本章就澳门—马尼拉轴线最关键的几点做一总结。^[29]

1571年，西班牙选定马尼拉作为其在菲律宾的活动中心。澳门葡人由于有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和萨拉戈萨条约的束缚以及摩鹿加问题的前车之鉴，对此并未感到特别兴奋。当得知西班牙人迅速跟华人，尤其是福建人建立了贸易关系，澳门人更是不能确定其影响。中国从福建出口到马尼拉的丝绸越来越多，以至当它们被转运到美洲之后已经给当地的纺织品制造者造成了压力。

除丝之外，福建人也带去蔗糖和铁，以及各种制造品，尤其是瓷器。^[30]这些商品有的被运往菲律宾群岛，往往由华人自己经销，有的就在当地出售，还有些被带去美洲。福建人不仅经营中国产品，还提供胡椒、珍贵木料甚至从（现代）印尼东部获取的香料。总之，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出现带来了新的需求，福建人迅即对此做出反应，从而在与澳门、广州的竞争中巩固了自身地位，也使西班牙人悄悄萌生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

不久，西班牙人就用行动表达这种愿望，西班牙方济各修士踏上中国大陆，个别像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这样冲动的人甚至还建议立即武力征服中国，或至少将一两个省吞并为西班牙领土。西班牙人商议过几个此类计划，但由于资金、船只和士兵的缺乏，最终都没能实施，加上葡萄牙人成功地使西班牙人的热望降温，而西班牙无敌舰队又在欧洲被击败——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西班牙逐渐改变了政治策略。^[31]

然而，澳门和马尼拉仍对彼此保持一定距离。葡萄牙人担心西班牙人会逐渐加强与日本市场的联系从而将日本白银经马尼拉转往福建和浙江，或是经马尼拉向长崎输送过多中国丝绸使日本丝价下跌，降低葡萄牙人的利润；还担心西班牙在日本的传教活动、这些岛屿与美洲可能建立的直接贸易联系等。^[32]

而另一方面，马尼拉这个新兴的“商贸中心港口重镇”对澳门又意味着新的商业契机，一些葡萄牙人开始试探吕宋的市场——尽管有法令禁止双方直接贸易。广东丝绸的多余存货有了销路，而澳门则吸收了更多的白银。很难确定这种交易在多大程度上是为抵消福建人的影响而特意采取的措施，但一些澳门商人肯定意识到了不能让福建人独吞马尼拉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之利。

即使这样，马尼拉仍然是个很难对付的“伙伴”。尽管征服中国的计划已经搁浅，但很快，大约于16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就有人致力于在华南和美洲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西班牙政策变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贸易基地虎跳门（Pinal）。^[33]这对葡人来说是无法容忍的，葡人试图通过中国内部的“外交途径”对西班牙人的行为进行反击，对广东的同僚发出警告，又派葡萄牙船只尝试澳门到美洲的直航。不出所料，这些举动激起了西班牙方面的强烈抗议，最终迫使双方都恢复到“此前的状态”——福建与马尼拉的“老”航线和澳门与马尼拉之间“地下”联系并存。(www.xing528.com)

在荷兰人尚未对伊比利亚人在远东的财富发动任何袭击之前，马尼拉就对其有所防备，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实施一些与对葡贸易有关的新法令。这些法令主要有关武器和食物供给的运输，对一般商品交易也有规定。法律上，贸易向来都不是自由的，但自由贸易从未真正停止过（尽管有些年份贸易量很小或完全没有贸易）。在军事上，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尤其是在澳门有了枪械制造厂（能生产当时东方最精良的武器）之后。当荷兰人构成真正的威胁，马尼拉与澳门之间的协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为另一方提供大炮或是制造军火必需的原材料。荷兰东印度公司武力攻占澳门或马尼拉的企图从来没有得逞，足见这种合作是相当有效的。

尽管有荷兰的不断威胁——以及各种官僚政治的阻碍——这两座城市还是成功地加强了商业联系，尤其是在1620年以后。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丝绸交换白银的贸易发生的，已有许多学者对这一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因而此处仅对其中的几个基本事实作一总结。首先，澳门早先对西班牙参与丝银贸易可能引起跌价的担忧基本消除了，因为荷兰人在海上的劫掠使数量惊人的货物不知所终。第二，荷兰人的袭击有时也针对福建商船，尤其是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即荷兰人在澎湖列岛（他们最终不得不放弃这里）和台湾建立了根据地的那段时间。^[34]在台湾海峡遭受的损失暂时性地阻碍了福建商船前往马尼拉，结果是美洲白银多有剩余，西班牙对中国货物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加强与马尼拉的贸易，将更多的美洲白银带回澳门。

另外两个方面也值得考虑：为了提高美洲白银的产量，澳门也向马尼拉输送水银，用于白银产地的合成工艺中。水银贸易大多发生在17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几乎都来自中国，主要产自贵州，原本作药用或其他用途。在此之前，一直有少量水银进入亚洲市场，但不用以炼银。澳门对这桩生意的参与是当时少有的“技术进步引起市场需求结构性变化”的事例之一。^[35]

最后，为了保证他们在广州的垄断地位，葡萄牙人还设法打消了广东人自己发船前往马尼拉的想法，因而避免了广东与福建之间加强竞争的可能。因此，在维护澳门—马尼拉贸易的过程中，葡萄牙人再次证明了他们施展外交手段抵御威胁的能力。

马尼拉也与自印度经马六甲—渤泥直接抵达菲律宾的葡人航行有关，这些商船将印度纺织品和东南亚商品运往菲律宾。我们不清楚这在多大程度上与澳门人、福建人等形成竞争，但1632年以后，以马六甲为起点或中转站到马尼拉的船次减少，而从澳门到马尼拉的商船数量则维持稳定，直到澳门—马尼拉关系暂时中断，这似乎印证了前面分析马六甲海峡地区荷兰人活动时得出的结论：荷兰人使葡人贸易重心逐渐北移、东移至澳门—日本和澳门—马尼拉一线。^[36]

17世纪40年代的各种事件不仅给澳门带来了压力，也影响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贸易中断之时，菲律宾也同时遭受着华人商船减少的打击，因为此时正值“郑氏政权”与满族人在福建沿海、台湾地区对抗之际，前往菲律宾相当危险。这期间，望加锡的地位上升，澳门和马尼拉都利用这个港口进行中等规模的丝绸、白银等商品的交易。马尼拉因此仍然是葡萄牙商人关注的市场，但直到17世纪后半叶，双方才重新开始直接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