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塔克澳门史与航海历史：蜈蚣船与葡萄牙人

一

某些中文史料将所谓的“蜈蚣船”同澳门开埠之前葡萄牙人在广东中部的早期商业活动相提并论。本文撰述之目的，便是对这些船只以及相关史料进行考述。^[2]

最早描述蜈蚣船的中文文献是李昭祥记录南京龙江船厂的《龙江船厂志》。它刻于明嘉靖后半期。欧阳衢1553年为之作序，因此其成书时间大约是葡萄牙人计划在澳门半岛南部居留的时期。1999年，王亮功对《龙江船厂志》进行全文校点。本文所据，便是王亮功之点校本。^[3]据《松江府志》，李昭祥生于上海地区。1537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乡试，从而步入仕途，1547年成为进士。1551年后，他负责督办南京龙江造船厂，其职位隶属于工部。他的著述颇丰，惜仅有《龙江船厂志》得以存世。^[4]

《龙江船厂志》共八卷，详细记述了龙江造船厂的内部组织和制造各种船只所需的材料，同时描述了这些船只的结构，是记载中国早期船只和造船业的珍贵史料。书中还配有大量插图和描述，包括造船厂的规划和其他建造工程计划。其中的插图和描述，包括列举的造船材料，颇与更早期的沈启所撰的《南船记》记载相似，后者的序言撰于1541年。由于《南船记》很难找到，因此我在本文中主要依据《龙江船厂志》进行探讨，只是在必要的地方参照《南船记》的记载。^[5]

李昭祥在第一卷列举了大量关于造船的官方条例、皇帝诏令和行政规程，其中也有某类船只的相关资料，包括蜈蚣船。^[6]

又，嘉靖四年，为修武备以固畿甸事，南京内外守备衙门题准：铸造佛朗机铜铳六副，打造蜈蚣船一只。

查系广东按察使汪鋐奏，有佛朗机番船，长十丈、阔三丈（约36米乘11米），两傍驾橹四十枝，周围置铳三、四管，底尖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其铳管用铜铸造，大者千余斤（约500磅），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以铁为之。弹丸内用铁、外用铅，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铳一举发，远可百余丈（约350米），木石犯之皆碎。自古铳之猛烈，无出其右。

上述介绍之后，作者继续讲述，同年（1525）造船木工梁亚洪和其他三位工匠（四人皆来自广东）受命到南京造船，同时收集材料，准备制造一种长7.5丈、宽1.6丈的“蜈蚣船”（这两个资料在《南船记》中也有记载）。最后，南京兵杖局制造了六门“佛朗机”炮，移交到新江口（扬子江沿岸，南京附近）的海军基地作军事演练之用。^[7]

《龙江船厂志》第二卷绘制了蜈蚣船的形制图（与《南船记》绘图相同），并附有图式说明。图式表明，蜈蚣船有两副桅杆，一侧有九根橹，说明它共有十八根橹，《南船记》所载与其相同。但图式说明表示，这种船长八丈，宽一丈六尺，与第一卷所述相异。从图式上看，船首为平底（这也是中国传统船形的常见特征）。^[8]

《龙江船厂志》第一卷关于蜈蚣船的记载说明，从1525年起，它用来装备大炮（但文中措词含糊）。汪鋐上奏朝廷，请求南京制造这种船只，用于防御目的。第二卷图式按语表明，蜈蚣船之名得于其形；更重要的是，到了1534年，便停造此船（《南船记》中未载）。按语接着说，“壹百伍拾料战船”如果两旁置橹，也与蜈蚣船相仿。^[9]对这些战船经过技术改造，不必称其为“蜈蚣船”，但也可以与蜈蚣船有着相同的功能和速度，因此，堂堂天朝，何必取法“小夷”，囿其异称呢？《南船记》中也有类似论调，只是语气略异，它描述了蜈蚣船的优良功用，随后赞扬了可以放置于船上的“佛朗机”铳的威力。它引述的另一条材料也证实了这种观点。^[10]

据上所述，可以引出以下有趣的论题：（1）蜈蚣船的制造技术，盖由广东传到南京。（2）两侧各有四十条橹的蜈蚣船显然是一种战船，因此与葡萄牙有关。南京所造蜈蚣船，是十八条橹的小型船。（3）这种船装备有先进的炮弹，远比当时其他炮弹威力强大。我将在下文对以上问题逐一探讨，首先分析其他相关史料，弄清中国人对蜈蚣船的认识过程。

二

首先，万历朝沈德符所撰《野获编》提到广东官员何儒。据载，1533年，在一场战役中，葡萄牙人被击败，何儒得到“蜈蚣船、铳等法”。^[11]这里似指1521年和1522年中葡之间的冲突，葡萄牙人丢掉了一些士兵和船只。这些冲突发生于珠江区域，尤其是在西草湾附近。^[12]《野获编》中的记载不易理解，首先，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敌对与冲突早于1533年之前11年之久，那么，1522至1533年之间发生的事情不得而知；其次，我们不清楚所谓的“法”（技术）指的是造铳之法，抑或造船、铳之法；再次，“蜈蚣船铳”如果标点不同，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装在蜈蚣船上的佛郎机铳，二是蜈蚣船和佛郎机铳。^[13]

其次，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1574）也提到了蜈蚣船，^[14]与《龙江船厂志》所载非常接近，只是有一些数据不同：李昭祥提到三到四门铳，而《殊域周咨录》记为“三十四”门；《殊域周咨录》记录的是舷墙的长度和宽度为“十丈”和“三尺”（不是“三丈”），而不是船身的长度和宽度；何儒在一艘葡萄牙船只上收税时，碰到两位中国人，一曰杨三，一曰戴明，他们在葡船上服务多年，渐习其造船、制炮和炼制火药的技术。由此，得到汪鋐授意收集“秘密”的何儒，便通过“杨三等”得到了相关信息。

为了完成任务，何儒配备了一条小船，深夜将杨三和戴明带上岸，命其利用葡人技术制造火炮。随后，汪鋐使用这些火炮击败了葡萄牙人，^[15]还缴获了大小火炮数门。最后，他在1523年向朝廷上奏，从而引起了朝廷对“佛朗机”和“蜈蚣船”的注意。他在奏文中建议制造火炮用于防御，获得采纳。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殊域周咨录》所载只是制造佛朗机炮，而不是蜈蚣船。原因大概是制造火炮需时较短，而制造船只则需要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从杨三和戴明被带上岸，到汪鋐取得胜利，其间的时间不足以制造一艘蜈蚣船。因此，显然杨三及其同伴们肯定告诉了他们的同胞如何制造蜈蚣船。

再次，《明实录》嘉靖三年四月丁巳（1524年5月25日）条载：“南京内外守备魏国公徐鹏举等疏请广东所得佛郎机铳法及匠作。兵部议：佛郎机铳非蜈蚣船不能架，宜并行广东取匠于南京造之。诏可。”^[16]《明实录》嘉靖九年二月丙子（1530年3月5日）条载：“兵部复提督沿江巡捕总兵官崔文所奏六事：……仿广中之制造蜈蚣船，置佛郎机其上。”^[17]如果其说确凿，说明广东人早于1530年即已开始制造自己的“蜈蚣船”。《明实录》嘉靖十二年九月丁卯（1533年10月7日）条载：“初，广东巡检何儒常招降佛郎机国番人，因得其蜈蚣船铳等法，以功升应天府上元县主簿，令于操江衙门监造，以备江防。……”^[18]这里又出现了与上述《野获编》类似的模糊说法“蜈蚣船铳等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在16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葡军事冲突中，葡萄牙人丢掉了一些船只和人员，何儒在此之前抓获杨三和戴明。杨、戴教会中国人如何制造佛朗机炮，并可能告知他们制造蜈蚣船之法。1522年，中国军队使用新仿制的佛朗机炮在一次战役中击败了葡萄牙人，并缴获了更多的火炮。一年后，中国官员上奏朝廷赞扬佛朗机炮和蜈蚣船的威力（《野获编》《殊域周咨录》）。南京朝廷于是对这些新技术倍感兴趣，1524年，命令将铸造火炮的技术从广东传到首都南京，同时建议南京应当帮助广东制造蜈蚣船（《明实录》嘉靖三年四月丁巳条）。这很像是广东和南京互相支援而共同开发一种“发展项目”。这也表明广东并没有掌握制造蜈蚣船的技术。但《龙江船厂志》则另有说法：1525年，广东的工匠前往南京制造蜈蚣船。这说明广东已经掌握了必要的造船技术。在此，《龙江船厂志》的说法可能更为可靠，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人和葡萄牙人之间在1521—1522年的武力冲突这一事实，使当地的技师得到学习敌方军事技术的良好机会。事实上，上述《明实录》嘉靖九年二月丙子条就证实了杨三等人向其同胞传授了造船之法后，广东就已经开始制造“自己的”蜈蚣船了，其时是在1522年左右。根据李昭祥《龙江船厂志》所记，1525年蜈蚣船已经在南京装备大炮，我们也许可以缩短广东制造第一艘蜈蚣船、汪鋐1522年取得胜利，到1525年蜈蚣船出现在南京之间的时间。考虑到这些技术的有效性在广东得到证实后，传到南京和龙江造船厂所需的时间，蜈蚣船在南京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即在1523或1524年。

在此仍有三点需要考虑：第一，《明实录》嘉靖九年二月丙子（1530）条暗示，其时制造蜈蚣船的奏请尚未得以实施，或者至少尚未制造许多此类船。这与《龙江船厂志》第一卷所述亦相一致，其中提到只造一艘蜈蚣船。第二，《野获编》所记何儒在1533年获得蜈蚣船制造技术，显然是错误的；1533年是指何儒的升迁时间，这应是《野获编》对《明实录》嘉靖十二年九月丁卯条所记的误读。第三，据《龙江船厂志》，蜈蚣船在1534年已停造，显然是发现其他船只可以轻易地改装成功能、质量与蜈蚣船相类的船。这可能也是出于成本和时间的考虑。

三

还有一些材料可以对上述论证加以补充。首先，清代成书的《明史》记载，一位名叫潘丁苟的人，同其他人一道，在战斗抓获了几名葡萄牙人，并缴获了两艘船。虽然《明史》所记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523年，但这肯定是指1522年的中葡军事冲突。更重要的是，金国平认为潘丁苟是在何儒的安排之下转为中国人工作的工匠之一。确切地说，金认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所说“杨三等”，应该包括潘丁苟。^[19]

其次，1520年左右，一位被关押在广州的葡萄牙囚犯这样记录：“……有一名叫彼德罗（Pedro）的华人基督徒……他一直躲到官员想办法找到他为止。他得到确实消息说官员只是想从他那里了解葡萄牙人在满剌加及交趾的实力，因为他了解一切，会配制火药、铸铳及造军舰。他说在满剌加有300名葡萄牙人。在交趾的葡萄牙人则不足挂齿。他开始在广州造军舰。造完两艘后，请大吏来观看。他们认为耗费木材太多，下令不得继续建造。将其弃之南头。官员见到他略懂火铳火药的配制……”^[20]显而易见，上引所指即1521—1522年的中葡冲突。不过其中提到的中国人是潘丁苟、杨三还是戴明，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位。

奇怪的是，广州葡囚信记录中国官员对制造军舰根本不感兴趣，因为耗费太多材料。如果上述“彼德罗”所造就是蜈蚣船的话，这就使人颇为费解，因为事实上所有的中文材料都认为蜈蚣船功能精良，可以仿制。有一种解释也许可以说得通，就是葡萄牙囚犯得到的是错误的消息；或者他不想将真相告诉满剌加和果阿的同胞。他们希望葡萄牙人向华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从而获取自由。因此，他们将中国描述成一个可以轻易击败的弱国。如果他们葡萄牙人报告，中国不仅能够成功制造佛朗机铳，而且会制造葡萄牙军舰，那么将会有更激烈的声音反对对中国的进攻，这反过来也解释了上述引文所透露的信息。^[21]

无论如何，上述葡囚信表明，有一位中国人在其他人的帮助下，开始在广州建两艘船只。这与中文资料相符。如上所述，他们认为蜈蚣船制造技术始于广东，随后传入南京。可惜的是日期不太明确。我们只能说这两艘可能造于1522年到1524年之间，而它们是否得以完成仍然不很清楚。

最后，现代的编者与译者对原始材料有着不同的解释。例如“Cochim”一词，既指交趾（安南），也可理解为南印度的科钦。葡囚信中的“Llevarão mão da obra das galés e botarão-nas em Nantó，àgelfa…”，英译文只是简单译为“Set to make gelfas in Nanto”，没有反映葡文原貌（译者按：金国平的译文为“将其弃之南头”）。上述葡文似乎表示在广州制造的两艘船被移到南头，后者当时是广东沿海的一个重要的小港口。葡文“galés”通常是指有两根桅杆的带橹帆船。所以葡囚信所指很可能是蜈蚣船。另外，“àgelfa”也有“一种秘鲁渔船”（d'Intino）或“放弃”（Loureiro）之意。^[22]前者在此毫无意义，后者则意味着放弃这两艘船或整个造船计划。由此人们也许会说，原文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也许继续了造船工程，只是地点改为南头而已。

四

上文所举材料表明，中国在1520年代早期在广州地区制造了第一艘蜈蚣船。它显然是模仿了葡萄牙船的“原型”。而进一步研究原始材料，新的问题出现了。例如，《龙江船厂志》第二卷说，其他船只可以轻易地改装成蜈蚣船式样，那么这种“改装”是否真正地如期实施？最早的改装始于何时？另外，什么是蜈蚣船区别于其他船型的典型特征？

最后一个问题可以直截了当地回答：与当时所有或大部分在中国制造的船只不同，蜈蚣船载有佛朗机铳。它有许多橹，比其他所有船只都多。而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的图式表明，国内制造的蜈蚣船与葡萄牙原型相比，在规模上有所缩小，只有18条橹。这种差别可能是采用所谓的“摇橹”系统的缘故。李约瑟对此亦有阐述。^[23]

此外，船的比例也有所改变。如果数据正确，那么葡萄牙船的长度和宽度比约为3.5∶1，而中国船的比例为5.2∶1。无论是比例的改变还是体积的缩小，都表明在中国制造的蜈蚣船上易于安装小型的佛朗机铳，而不易安装大炮。这反过来也减弱了这些船只的战斗能力，同样应是在1530年代停造的未指明的原因之一。或许我们可以继续推测：也许彼德罗在广州船的失败经历与技术上的改变有关，他造出来的船船身失衡，是否也是改变船身比例的缘故？

《龙江船厂志》第二卷也提到蜈蚣船的船首和船尾与其他船有所不同，^[24]但没有详指不同之处。但它说的应是船舵、船首斜桅及其他部件。众所周知，中国船通常船首扁平，与欧洲船相比更加明显。明代在设计上的改变——图式说明为“扁平的”船首——可能会碰到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因为他们要将欧洲的船型进行调整，以适应中国自己的造船习惯。

事实上，中国在首次提到蜈蚣船的时候，对于制造类似的船只，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只是船只的名称各异而已。《龙江船厂志》和其他较早的文献均有记载。从《龙江船厂志》的图式判断，其中的“安庆式哨船”和“轻浅利便船”都有数条橹或“摇橹”和一根桅杆，但这两种船都比蜈蚣船小得多。^[25]还有一种更早期的船“海鹘”也与蜈蚣船相似，但图式说明太简单，不易判断。

《南船记》则详细列举了建造蜈蚣船所需的原材料和基本部件。它还列出了制造其他船只的材料。《龙江船厂志》也举出了类似的资料，只是列举方式与《南船记》有异，但他没有列出“蜈蚣类”船只所需的材料，可能是因为他在编撰此书时，蜈蚣船已经停造。在此只能根据《南船记》所载加以说明：蜈蚣船有松木制的18条橹，扁平船底（吃水线以下的部件也有列举），舷墙，各种船尾部件，各种船梁，大桅杆，头桅杆，舵柱和舵柄，绞盘，旗杆，系船柱等等。还有船舱、填缝材料和船帆等。^[26]

现在回到《龙江船厂志》。虽然李昭祥保留了关于蜈蚣船的最重要的史料，但后来的文献也对它有所记录。例如，李约瑟就举出了两份材料：一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1575年），二是茅元仪的《武备志》（1628年）。^[27]《明史》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船舶”部分也提到了蜈蚣船，基本与《龙江船厂志》相同。^[28]《龙江船厂志》以后，其他明代文献也绘有图式记载蜈蚣船，如《筹海图编》（1562年）、《虔台倭纂》（1595年）、《登坛必究》（1599年）、《三才图会》（1609年）等。所有绘图都引自《龙江船厂志》，并没有提供新的细节。只有两处略有异同：桅杆的高度和橹在甲板上的固定方式。图式说明也基本相同，都源自《龙江船厂志》和《南船记》。只有少数略有出入，如《虔台倭纂》记录，蜈蚣船乃据葡萄牙船原型而造。^[29]

在此对《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记载略加评述，因为它流传广泛，并且对蜈蚣船有一些不同的论点。^[30]它盛赞蜈蚣船的速度之快和佛朗机铳的威力之大，但同时也叙述在1525年到1534年间，未见对这些武器的“实验”，它们的作用被忽视了。这里的说法有点自相矛盾，也许是因为它采自《南船记》而对原文有所曲解。因此所谓的“实验”是指在战争中对船和炮的使用，而不是单指船或炮。^[31]接着，它又根据别处所记，称赞蜈蚣比蛇厉害，因此可以利用蜈蚣——蜈蚣船——驯服大海。《三才图会》与《南船记》也有类似的说法。最后，它再次提到蜈蚣船对风种没有依赖性，不易倾覆；它们在正常的环境中速度很快，在暴风雨中自然性能不佳。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的描述，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如果在1525至1534年间，再无对蜈蚣船进行“试验”，这就意味着1525年订制的那艘船（见《龙江船厂志》）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广东）命令之下建造的唯一的蜈蚣船。第二，我们不知道1534年之后的情况。据李昭祥的说法，蜈蚣船的建造工程在1534年停止。但其后可能再继续制造其他类型的船，在技术上有所改变（我没有找到1534年以后制造蜈蚣船的材料）。第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对蜈蚣船的褒扬，似乎与《龙江船厂志》第二卷较为务实的观点相矛盾。这说明对蜈蚣船的功用，中国官员内部曾有不同意见。显然赞成制造蜈蚣船的人，其意见最终未获通过。第四，上文所引广州葡囚信表明，在广州建造的蜈蚣船船体不平衡，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却说它们不易倾覆。莫非是最初的技术难题在当时已经得到解决？又或者是为了推动这种船只的建造而故意对其大加赞扬？《龙江船厂志》又载，1518年，船厂造战船和巡逻船数减少到254艘，其中有两艘蜈蚣船。^[32]如果此说准确，那么在1521—1522年战事之前，中国已经造有蜈蚣船。有意思的是文献中关于“佛郎机铳”的说法也早于这个时间，例如李约瑟就曾引用过相关资料。^[33]显而易见，“佛郎机”和“蜈蚣船”的说法由来已久，甚至早在中国同葡萄牙人通过满剌加或其他渠道直接接触以前就已存在。

五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史料亦载，“蜈蚣船”的说法，源于“东南蛮夷”，《虔台倭纂》也作如是说。“东南蛮夷”的说法自然是不确切的，它既可以指葡萄牙人，也可以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事实上，也有一些现代研究者认为“蜈蚣船”来自东南亚。葡萄牙人就曾在亚洲地区首次碰到类似的船只。因此“蜈蚣船”似乎表示配备葡萄牙武器的亚洲船只。^[34]“蜈蚣船”的说法是否在满剌加陷落之前就已经存在，也用来称呼那些没有配备大炮的船，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在葡萄牙人征服满剌加之后才有此说法，那么其时间应该是1510年代中期。

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蜈蚣船的“原型”是来自葡萄牙还是来自亚洲，有桅杆和橹的船只到处都有。例如东南亚东部岛屿的“科拉科拉”（korakora）船，就与蜈蚣船颇为类似；其他类似的船只也有不少。^[35]1525年的一份史料显示，当时处于葡萄牙统治之下的科钦也有各种带桅船，即著名的快桨船（galés）或小双桅船（galeotas）船等。两种船都有两根桅杆，每侧各有15到30条橹，船上装有大炮。稍大的船只有时被称为大三桅船（galeacas），装备有20门以上的大炮。这些船只在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是否经常出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确有史料提到过东南亚地区的基利船，也有史料记载了16世纪20年代早期中葡战争背景中的基利船。^[36]

最后，既然在中文文献中常常将“佛郎机”铳同“蜈蚣船”联在一起，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考虑：最初“佛郎机”一词专指葡萄牙人，那么“佛郎机”铳则指葡萄牙大炮。事实上，“佛郎机”或许还有“法兰克人的机器”之意。^[37]中国人得闻其名，大概不是通过葡萄牙人，而是通过暹罗人或马来人等。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东南亚地区就在当地战事中使用小型火器和火炮，因此“佛郎机”铳可能用来表示某些类型的枪炮，而直到1521—1522年战事之后，才专指葡萄牙火炮。以此类推，在专指葡萄牙船只之前，“蜈蚣船”可能也是指亚洲本地的船只。

但上述推论还有一个问题存在：没有史料证明东南亚的船只配备有东南亚的火炮，像蜈蚣船一样。因此，将大炮配备于适于远航的船只，这种做法可能源自中国本身，而不是受到了外来的影响。早在15世纪初，郑和船队就带有“火器”，包括大炮或其他武器。^[38]从技术上说，在大型航海船只上配备火炮并非什么难题。因此，中国在16世纪20年代应对新的军事挑战时反应迅速。毫无疑问，仿制外国的“蜈蚣船”，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尽管上引葡囚信对此有相反的记录。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在一封长信中报告16世纪20年代早期发生的事情时，他提到80艘“大帆船……配备小型火炮……”，这些船也装有桨橹。这些船虽然只配备了小型火炮，也不会在一日之内造出。其中一些自然是典型的中国式战船，其他一些则类似于葡萄牙带橹帆船或神秘的“蜈蚣船”。^[39]

诚然，上文描绘的图景并不十分清晰，许多细节仍然模糊不清。但大致说来，蜈蚣船的事例表明，16世纪初的中葡初遇，在中国引起了有趣的讨论。用现代的话说，这是“技术转移”的案例之一。另一个更为著名而重要的案例是“佛郎机铳”，它在中国军事史上成了一个热门话题。(www.xing528.com)

【注释】

[1]赵殿红译。原载信息：“The Wugongchuan（Centipede Ships）and the Portuguese”，Revista de Cultura（international edition）5（2003），pp.73－83.

[2]西方近年对中国航海史和造船史的研究，主要有：JoséTa-san Din and Francisco F.Olesa Muñido，El poder naval chino，desde sus orígines hasta la caída de la Dinastía Ming（siglos VI a.de J.C.－XVII d.de J.C.）（Barcelona：Ediciones Ariel，1965），or Joseph Needham et al.，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IV：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Part 3：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p.379 et seq..有些研究作品提到了蜈蚣船，如L.Audemard，Les jonques chinoises，vol.1：Histoire de la jonque（Rotterdam：Museum voor Land-en Volkenkunde and Maritiem Museum“Prins Hendrik”，1959），pp.75－77，or Jacques Dars，La marine chinoise du Xe siècle au XIVe siècle，Études d'histoire maritime 11（Paris：Economica，1992），p.107.

[3]李昭祥撰，王亮功编：《龙江船厂志》，载《江苏地方文献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龙江船厂志》曾被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17—119卷，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西方对之最为重要的研究为Hans Lothar Scheuring，Die Drachenfluβ-Werft von Nanking．Das Lung-chiang ch'uan-ch'ang chih，eine Ming-zeitliche Quelle zur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Schiffbaus，Ser.Heidelberger Schriften zur Ostasienkunde 9（Frankfurtt：Haag und Herchen，1987），共41页。Scheuring研究所据版本即玄览堂版。

[4]Scheuring，Drachenfluβ-Werft，pp.11－13；《龙江船厂志》第275—276页；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ang Chaoying，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The 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vols.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p.804－805.

[5]《南船记》见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部丛刊第276卷，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6]Scheuring，Drachenfluβ-Werft，pp.33－34；《龙江船厂志》第1卷第13页，其中一段描述，尤其是对大炮的记录亦见于《南船记》第1卷第83页（总第779页）。

[7]《龙江船厂志》多次提到新江口基地，例如第6页；亦见张廷玉等：《明史》第8卷第92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8页。关于佛朗机炮的资料，见《南船记》第83页（总第779页）。

[8]Scheuring，Drachenfluβ-Werft，pp.66－67；《龙江船厂志》王亮功序第9页，第2卷第78—79页。

[9]《龙江船厂志》别处对这些战船也有所描述；Scheuring，Drachenfluβ-Werft，pp.53，66－67，71.对“料”一词有不同的解释，Scheuring在其书第65页注释8及第120—121页注释4列举了不同的材料。

[10]《南船记》第83页（总第779页）。这条材料亦见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11]张海鹏等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明季史料集珍，5册，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关于这段时期相关问题的中文文献信息，见James Chin Kong，“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Chinese Sources on Early Portuguese Activities in China”，in Jorge M.dos Santos Alves（coordinator），Portugal e a China．Conferências nos Encontros de História Luso-Chinesa，Lisbon：Fundação Oriente，2000，pp.317－356（here p.348）.还有其他一些关于中葡关系问题的资料集，在此不一一列举。

[12]关于西草湾战役，详见Roderich Ptak，Portugal in China．Kurzer Abriβ der portugies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und der Geschichte Macaus im 16．und beginnenden 17．Jahrhundert，Bad Boll：Klemmerberg Verlag，1980，pp.25－26.对西草湾战役研究最为深入细致者是金国平的《1521—1522年间中葡军事冲突——“西草湾”试考》，载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濠海丛刊系列，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1—18页。关于其历史背景，可见Rui Manuel Loureiro，Fidalgos，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ser.Orientalia 1，Lisbon：Fundação Oriente，2000，第9—11章。关于对《明史》中相关记载之考述，可见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21页；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1984年，第19—25页。关于中葡早期冲突的其他中文史料，见张海鹏等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2—208页。

[13]张海鹏在“船”和“铳”之间加了一个逗号。

[14]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33页；张海鹏：《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1—332页；Paul Pelliot，“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T'oung Pao 38（1948），pp.107－108 n.42；Ptak，Portugal in China，pp.26－27；Geoff Wade，“The Portuguese as Represented in Some Chinese Sources of the Ming Dynasty”，in Alves，Portugal e a China，pp.271－272；Kazunori Fukuda，“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Portugal in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Yue shan cong tan”，Revista de Cultura（internat.ed.）1.1（2002），pp.100－105.

[15]葡萄牙人当时显然也深知中国军队的厉害，见Martim Afonso de Melo Coutinho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日期是1523年10月25日，参见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A coroa portuguesa e a China（1508－1531）-do sonho manuelino ao realismo joanino”，in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and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es（eds.），Estudos de História do Relacionamento Luso-Chinês，séculos XVI-XIX，ser.Memória do Oriente 6，Macao：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1996.在其中的第77、78页，我们得知中国人有威力巨大的火炮和装备精良的帆船。上述信件的中译文可见金国平：《1521—1522年间中葡军事冲突——“西草湾”试考》，载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3—4页。

[16]《明实录》（世宗）第38卷；张海鹏：《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1页；Wade，“The Portuguese”，p.294.

[17]《明实录》（世宗）第110卷；张海鹏：《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1页。

[18]《明实录》（世宗）第154卷；张海鹏：《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2页；Wade，“The Portuguese”，pp.295－296.

[19]《明史》第325卷，第8431页；张维华和戴裔煊亦有论证；金国平：《1521—1522年间中葡军事冲突——“西草湾”试考》，载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15—16页。

[20]译者按：普塔克原注所引为Ferguson的英译文：Donald Ferguson，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Written in 1534 and 1536…．（rpt.From Indian Antiquary；Bombay：Education Society's Steam Press，1902），pp.116－117.这里采用金国平《广州葡囚信》中译文，见金国平：《广州葡囚信》，载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年，第151—166页。关于这份信件，又见：Raffaella d'Intino，Enformação das Cousas da China．Textos do Século XVI（Lisbon：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1989），p.19；Rui Manuel Loureiro，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Cristóvão Vieira e Vasco Calvo（1524？），Macao：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92，p.38；Pelliot，“Le Hoja”，p.108 n.42；金国平：《1521—1522年间中葡军事冲突——“西草湾”试考》第16页注1及《中葡关系史地考证》第159页；张海鹏：《中葡关系史资料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

[21]关于对上述葡囚信起到的军事“宣传”作用的分析，参见Francisco Roque de Oliveira，“A China em três leituras europeias do século XVI.Das notícias de Cantão de 1534 e 1536 ao‘país visitado'em 1590”，in Garcia de Orta，Geografia 15：2（1996），especially pp.22 et seq.，and Loureiro，Fidalgos，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pp.351－355.

[22]Pelliot，“Le Hoja”，p.108 n.42.详见Sebastião Rodolfo Dalgado，Glossário Luso-Asiático，2 vols.（rpt.New Delhi：Asian Educatinal Services，1988），I，p.428，and Yule，Hobson-Jobson，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rpt.Calcutta：Rupa＆Co.，1986，pp.361－363.

[23]Needham，Science，IV：3，pp.620－627，especially p.626 note e.

[24]李昭祥撰，王亮功编：《龙江船厂志》第2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25]Scheuring，Drachenfluβ Werft，pp.75－76，191－195.

[26]《南船记》第84—85页（总第780页）。某些技术用语可见Scheuring，Drachenfluβ Werft，pp.56－61，162－163；但是《南船记》中的有些术语仍然不很明确，应该编写出《南船记》和《龙江船厂志》中、德、英词汇表。

[27]Needham，Science，IV：3，p.626 note e；茅元仪：《武备志》第22卷，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戚继光：《纪效新书》，百部丛书集成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

[28]《明史》第8部第92卷，第2269页；陈梦雷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第97卷，第10页；关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又见Kai Werhahn-Mees，Neue Abhandlungüber den disziplinierten Dienst von Ch'i Chi-kuang，Munich：W.und I.M.Salzer，1977，未刊博士论文。

[29]《三才图会》大概是这些文献中最为知名者，见王圻：《三才图会》第6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谢杰：《虔台倭纂》，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第1卷，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第25页。现代作品见王冠倬：《中国古船》，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图206、248、272、285、315、339；《中国古船图谱》，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87页图20，第256—257页图355—359。

[30]《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说法与《筹海图编》（四库全书珍本）和《武备志》相同；其第一段的说法亦与《三才图会》相同。

[31]《南船记》中的相关记述见第83页（总第779页）。

[32]Scheuring，Drachenfluβ Werft，pp.49－50；《龙江船厂志》第1卷第28页。译者按：本注“第28页”有误，应为第26页。《龙江船厂志》原文如下：“裁革船数。正德十三年，裁革战巡船贰百伍拾肆只，内贰百料战船柒拾柒只、……蜈蚣船贰只。”按译者理解，这里的“裁革”，应指撤除掉的船数，而不是普塔克所言“减少到”的船数。

[33]Needham，Science，Vol.V：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Part 7：Military Technology：The Gunpowder Ep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369 et seq.

[34]Scheuring，Drachenfluβ Werft，p.33 n.2.

[35]关于东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群岛地区的船只，参见R.Ptak，“The Northern Trade Route to the Spice Islands：South China Sea-Sulu Zone-North Moluccas（14th to early 16th Century）”，Archipel 43（1992），n.57 and 58.

[36]Rodrigo Joséde Lima Felner（dir.），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aÍndia Portugueza，Collecção de Monumentos Inéditos…5，1st.ser.：História daÁsia，Lisbon：Typographia da Academia Real das Sciencias，1868，“Lembranças”，p.21 et seq.Also see，for example，K.M.Mathew，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Navigation in India（1497－1600），Delhi：Mittal Publications，1988，pp.284－288，313，and documents in Oliveira e Costa，“A coroa portuguesa”，p.70，and Artur Basílio de Sá（ed.），Documentação para a História das Missões do Padroado Português do Oriente：Insulíndia，vol.1，Lisbon：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1954，p.35，52，63，73，83；João de Barros，Terceira Década，VI.2.

[37]Needham，Science，V：7，pp.372－373.

[38]巩珍撰，向达编：《西洋番国志》，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页。

[39]Oliveira e Costa，“A coroa portuguesa”，p.7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