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传奇与文脉新生之地：名城有遗韵

张坤琨 摄

百年老仓群，国宝藏身处。一座历经百年风雨的清代建筑，一座没有雕梁画栋的废弃仓库，但就是它，既是开埠建筑的代表，又是故宫文化的载体，它就是南滨路上的“故宫”—安达森洋行。

安达森洋行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海狮路2号，面朝长江，背靠狮子山。1891年重庆开埠后，外商来到重庆建洋行，做买卖，安达森洋行就兴建于那个时期。它外形高直，建筑材料种类多种多样。砖木混合、夯土墙、小青瓦屋面、条石基座……既古朴又充满着当时建筑的智慧。但真正让它不朽的，还是它作为千年文物避难所的身份。

1933年，山河破碎、战火纷飞，故宫文物开始南迁。1938年，故宫文物沿长江运至重庆，安达森洋行以四间仓库存放了3694箱文物，为保护国宝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国宝虽然早已重回故宫，但安达森洋行与故宫的缘分却仍在继续。

2021年，在中国著名建筑大师张永和的主持下安达森洋行已经修缮完成，并以“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身份面向世人。如今，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有自己不同的功能，紫荆书院、角楼咖啡、临时陈列厅、故宫南迁主题邮局……它很“故宫”，同时也很“重庆”，当历史文化以新的面貌彼此碰撞，安达森洋行将以更现代的方式谱写自己的未来。

1956年生于北京，中国著名建筑师、建筑教育家、非常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美国注册建筑师。担任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2002年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丹下健三教授教席；2005年9月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

安达森洋行改造设计模型。　非常建筑事务所 供图

Q：您与安达森洋行结缘于何时？和它又有怎样的渊源呢？

A：和安达森洋行结缘主要是受当时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邀请，我们都很高兴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特殊的老房子。印象很深的就是安达森洋行的环境：建筑在一座红砂岩的山体上，体现出很强的本土性。

但我跟重庆的渊源其实更早、更深。第一次来重庆是在1976年，乘船、爬大楼梯……现在记忆还很清晰。我小时候也在很多文艺作品中接触重庆，比如像小说《红岩》和其后改编的歌剧、电影，我记得其中有一幕是甫志高买了一包辣牛肉回去，倒在下雨的台阶。我想，那个台阶跟安达森洋行旁的青石阶恐怕差不多吧，所以其实我对“山城”的接触和想象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了。

作为一个北方人、一个非重庆人，我在改造中还是带了很多对重庆的感情，我希望从对岸的高楼大厦看过来看到安达森洋行，它仍然是纯正的重庆味儿。

Q：安达森洋行作为较为典型的开埠建筑，建筑本身还是相对中式传统的，而您作为受到西方现代建筑教育影响的第四代建筑师，在此改造项目中是怎样处理中西建筑、新旧建筑之间的关系呢？

修复新建的建筑与古老的石墙形成新旧对比。　非常建筑事务所 供图

A：如果要问安达森洋行的建筑风格到底算中式还是西式，到底是民国建筑，还是更传统的建筑，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因为从19世纪末期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它其实不断地在修建。而那些倒塌最严重的，可能就是最后建的。

其实，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时间的认识。今天，我们用的是西方对建筑、时间的理解。他们对古代、近代、当代复杂的划分，反射出来是认为时间是匀制的、可切分的观点，包括近代西方的计时器、钟表等发明，其实也是按照这个原理设计的。当然，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也体现出一定的客观性。

中国呢，虽然有朝代，但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划分。我想表达的是，中国对时间的理解是连续的，所以不管是怎样的历史，基本上都与“当代”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连续的时间有它的特点，那就是对所谓“老”没有明确的划分。具体到建筑、空间而言，这个问题则会转化成：“老”到底是好还是坏、是能用的还是不能用的。

也就是说，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方法有很多，要谈东西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要想太多外表的、视觉的形式。

因此，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应当回到建筑的本质。梁思成先生把中国传统建筑建立成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的本质是“建造”。认识建筑，起码对中国建筑来说，首先的切入点应该是研究“建造”。

你想想砖头，它既不是昨天发明的，也不是去年发明的；不仅在中国有，其他地方也有，所以无论是东方、西方，或是新、老的问题，最终都回归到“盖房子”这个行为本身。

正是“建造”本身将新旧、中西统一起来。所以在安达森洋行这个项目里，我更关心他们是怎么盖的，我们是怎么改的。对我们来说，建筑的思维方式就是回归“建造”本质。

对文化保护建筑，修复部分采用传统穿斗式结构，恢复部分采用现代木桁架式结构。非常建筑事务所 供图

Q：您提到建筑的本质在于“建造”，那么在安达森洋行的改造中是怎么体现“建造”的呢？

A：安达森洋行跟传统的中国建筑不是很一样，它建造成本不算太贵，造型更谈不上特别，但却比较典型。比如从它的木构架来说，就是典型的穿斗式和比较基本的三角桁架式两种。总而言之，安达森洋行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建筑，但它相对典型地呈现了不同时期的建造体系，我们的态度就是关注并学习这些体系。

另一个重要的点在于，安达森洋行里不同的建筑有不同的时间定义。现有的8栋单体建筑，根据文保等级不同分成三类，一类需要保持原结构、材料、工艺，一类允许外观上的少量调整，另一类则可以不拘泥于传统建筑去重新构造。这使我们意识到安达森洋行不是对于一个特定历史时间段的重建，而是要根据不同的文保条例需求进行改造。

建造体系的基础元素是建筑材料，这方面我们希望在设计表达与历史传承上达到一种平衡。安达森洋行原有的材料种类、使用方法多样：木结构，即原木和砖木混合；墙体是夯土及青砖；屋面为小青瓦。

修复设计中，建筑本身也被作为博物馆“展品”，增加了许多观看点。从建筑内望出去的景观（左）。从场地外可见的景观（右）　非常建筑事务所 供图

我们在改造中也保持多样化的材料使用，针对具体情况做了更新和沿革。在实木的基础上，我们引入一种新型的胶合木桁架结构，也就是工程木。在保持观感相似的同时，也体现出不同的时代感。原来的夯土墙有所损毁的部分很难修补，我们就按照夯土的工法重新做了新的。

Q：这三类文保等级不同的建筑，具体是怎么修缮的呢？

A：为了满足文保规则的要求，我们在安达森洋行里有区别地进行了新老材料、结构的应用。对于不能做大改动的两类建筑，我们或在原坍塌部位做了局部的新胶合木桁架结构处理，或令新结构与恢复重建的传统木穿斗、砖木混合结构共置并生。

对于需要重建的建筑，我们就只保留原有的卷棚屋顶形态，修复老的屋架，搭建新的弯曲型钢柱梁结构。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路，老的材料里有新的结构，新的材料里也有传统营造，整体感是比较强的。

在新建过程中，我们也选取了一些不同的材料，但目的不是为了形成新旧反差，而是体现地域性、本土性。我们特别采取了一种在重庆本地地理条件下孕育的材料，也就是红砂岩来做建筑的墙体，包括景观梯道重建也是用的红砂岩。而安达森洋行所处的这座山也是红砂岩的，那么这栋建筑就好像是从地上长出来似的。新房子的屋顶用的是石板瓦，也就是青石板，源自重庆的页岩。我们根据原本老建筑材料的性质，改变了结构的不同形式，其实是在现场老建筑的启发下，自然而然地去发展出一个更丰富的材料语言。

Q：完成安达森洋行的这个更新项目之后，您对于旧建筑改造和更新有什么体会呢？

A：这里我想讨论关于“建筑可持续性”的话题。科学发展到现在，理性思维是我们用得最多的一个工具，所以对于建筑的理解就常常变成了对空间使用功能的强调。比如在公寓里，我们按照功能划分有卧室、厨房、浴室等。但这种思想方法不是唯一的。很多建筑，包括大多数中国传统建筑，基本结构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尺度也相对较大，里头做什么都行，其实就是更包容。

昨天在看的一本书里对比了两个案例，分别是苹果（Apple）和好利获得（Olivetti）两个公司以及他们对办公空间的不同态度。

苹果的新总部设立在硅谷，这栋建筑是否好看、舒适我们按下不表，但能确定的是这栋建筑位于郊区。为了满足员工的需要，建筑的功能分区做得非常多样和具体。员工开车来公司，钻进楼里就是一天，办公、娱乐、休闲活动都可以在里面完成。但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苹果从这里搬出去，这栋建筑将如何存在，或者说能容纳什么其他内容？

而好利获得呢，他们位于意大利米兰的一个分部，选择了米兰市中心的一栋老神学院作为办公场所。他们在这栋建筑里面待了30年。之后，这栋建筑又迎来新的公司。所以它在城里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房子，而会跟城市发生若干可能性的联系。不仅是办公，这栋建筑改成住宅、商业、文化设施都没什么问题。而苹果的新总部即使再漂亮、再先进，它做不到，短期来说，它不具备这种可持续性。

举这个例子，其实我是在试想一种纯建筑，一种不带任何功能属性的建筑。有人觉得纯建筑是没用的房子，但我觉得恰恰相反，它的功能可以非常灵活多元。安达森洋行的开放性空间就有这样的特点，它的空间尺寸、尺度使得它有很多不同的利用可能。安达森洋行目前的身份是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为重庆故宫学院装很多东西，但在未来，它也能作住宅、作办公建筑，这种建筑才是真正的可持续的建筑。

根据文保级别不同，建筑修复改造的方式也不同。　非常建筑事务所 供图

Q：安达森洋行修缮后是作为一个文化项目，现在很多建筑也开始强调其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您认为这种文化属性会怎样影响建筑师的工作？

A：我认为，今天很多人强调“文化属性”，可能是基于极其发达的媒体。这使得很多人的思维方式首先想到是如何宣传，也就是如何打广告，最后才是如何做这个产品。如果这样去考虑“文化属性”，那么可能就会对要做的事情本身造成影响或束缚。

好比安达森洋行，由于有故宫的品牌在后面，文化属性其实就赋予这个建筑本身一个光环。但如果只是为了承载故宫的内容，只用一个广告牌，或者修建一栋新的建筑也能成立，也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

为什么还是需要修缮安达森洋行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了解故宫文物南迁这件事，而它通过这栋曾经存放过故宫文物的仓库建筑呈现出来，更能带人回到当时的情景。如果说建筑本身是历史的一种见证，它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从这个层面上谈文化属性，其实并不会束缚建筑师的工作。

建筑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但它的文化表达相对现下光怪陆离的广告宣传更含蓄一些，尽管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含蓄，但我总觉得那种“啪啪啪”打出来的东西，有它的局限性。

Q：既然您谈到建筑有一定的人文属性，您怎样看待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呢？

A：建筑跟城市关系问题的上游首先是人和城市的关系。在这里我想谈谈成都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成都人所谓的安逸。在老成都走的感觉是街道窄窄的，葱茏的树木笼罩，阳光充足却不晒人，总之非常舒适、非常亲切的一个城市空间；而现在的成都尽是极宽的大马路。我作为一个建筑师，最不接受的不是因为这种宽阔失去了老成都味道，而是因为它宽了，还是没解决交通问题，堵车还堵得特别厉害，多冤哪！在重庆也是一样，原来的重庆那真的是一个山城，因为山城的基础是山，现在可能叫城山可能比较合适，建筑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越来越高，反倒将山淹没了，我觉得真遗憾。

安达森洋行旧址修旧如旧的几栋建筑。　张坤琨 摄

我觉得中国过去40年里面，对城市的认识、规划还是存在一些比较本质的问题。最直接的就是比方说考虑人不够，但考虑汽车太多了，考虑到新的具有消费力的中产阶级想拥有汽车这个现象，但人的本质存在就被弱化了，这属于想得不够远。

Q：您曾经说过“我不擅长创造夸张的形式。那不是我，但我可以做不同的建筑，并仍然有探索感”。您在安达森项目上的探索感是什么？

A：在文保项目中，对于建筑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总想把时间锁定在一点，比如明代、清代或者民国时代，然后又用一种很固定的形式语言来表述这个时代。这在有些项目上可能是合适的，但在安达森洋行项目上不合适。

对安达森洋行而言，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在现代与历史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让它既承前又启后。我们从建筑材料、结构、空间和建造本身去思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让它们在历史与现代之间，各自彰显不同。

这个沟通现代与历史之间的桥梁，我认为我们是搭建成功了。在尊重建筑本身时代语言的基础上，有所修复，有所调整，并最终呈现出大家今天看到的效果。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长期以来致力于故宫文物南迁档案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探讨故宫文物南迁史迹保护与利用的科学模式，探索故宫文物南迁历史再现和艺术创作的发展路径。

重庆市银行同业公会文稿：自1938年1月9日至5月22日，经停宜昌的文物再由民生公司、怡和及太古洋行船只载运，分19批陆续转运入渝，首批迁渝文物存储于重庆朝天门附近的川康银行仓库。　重庆市档案馆 供图

Q：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是全国首个以故宫文物南迁为主题、由故宫博物院授权的纪念馆，已经于2021年6月正式在安达森洋行向公众开放。您能详细讲讲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如何和重庆结缘的吗？

A：故宫文物到重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抗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故宫博物院就在考虑如何更安全地保护这批文物。当时大家最先想到的方法并不是转移，而是防卫。所以在1931年12月就成立了一个临时警卫处，由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一起实施联合防卫。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是上海的文教机构遭到日军轰炸，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都在其中，古籍损失难以计数。在这样的情况下，故宫博物院决定把重要文物从展厅中撤下来打包装箱，编号造册，以防万一。当时故宫博物院还给行政院上文，表示想把部分重要文物存放到租界的银行库房里。同时也有部分民众写信给故宫博物院，说希望故宫能够妥善保护这些国宝，未雨绸缪。当然也有部分北平的民众对故宫文物外迁持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故宫的文物也迁出去，那北平就空留一个文化城的壳子，没有什么文化内涵可言了。不过在这种争论意见还没统一的时候，日军进犯山海关了。山海关沦陷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紧急召开会议，决定文物南迁。

1933年2月至5月，前后有13427箱又64包故宫文物通过铁路经平汉、转陇海、回津浦线南下运往上海。到达上海后，因为文物存放地是上海黄浦江畔的简陋堆栈，所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又选定将南京朝天宫作为故宫博物院分院及建筑保存库地点。1936年9月，南京朝天宫保存库落成。1937年元旦，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故宫文物也全部南迁至南京。但就在大家安排文物点收、筹划展览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随即淞沪会战打响。这种情况之下，文物又不得不再次决定迁移。

当时没想到战局变化那么快，持续时间那么长，所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最初决定将80箱文物精华先迁移到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到了1937年的11月，因为淞沪会战的战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处在不利状态，所以又立即决定故宫文物紧急向西疏散。北路7200余箱运至陇海铁路最西端—宝鸡县城保存，中路9300余箱沿着长江水路运到汉口暂存。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中国的第一道军事防线被攻破，武汉和长沙也变得岌岌可危，这个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作出迁都重庆的决定。所以暂存汉口的文物继续往西迁移。因为长江水运有涨水期和枯水期，所以文物要等涨水期才能运往重庆。所以，故宫博物院决定先将文物从汉口运到宜昌，等到水涨起来后，再从宜昌运往重庆。

文物西迁整个运输过程处于紧急状态，因为它是随战局变化而变化。当时，故宫博物院在重庆找库房时，主要依靠重庆政府和当地行业机构以及社会人士。当时，重庆政府很快就给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发了函，说要为故宫文物找寻库房，希望银行腾出坚固的库房。

文物在重庆的存放地，最先寻到的是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在今天的渝中区打铜街那里，因库房空间有限，总共只存放了3830箱。故宫博物院继续找寻库房，最终，租借安达森洋行，在那里存放了3694箱。还有王家沱吉时洋行仓库，那里存放了1814箱。等到1938年5月，全部文物迁移到重庆保管，故宫博物院总办事处也转移到了重庆。

到了1939年3月，日军准备对重庆实施疯狂大轰炸的计划被军方获悉。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将重庆、成都文物紧急转迁。最后，存长沙文物转迁贵阳、安顺和巴县，存重庆文物全部迁移乐山安谷乡，存成都文物迁存峨眉。这样，三路文物16600余箱在安顺、乐山与峨眉度过了相对稳定的几年岁月。

Q：在抗战结束后不久，故宫文物又重新集中到重庆准备东归，这次东归和南迁相比又有哪些不同？

1932年，故宫南迁文物箱件自延禧宫提出。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研究所 供图

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箱件集中于太和门广场准备迁移。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研究所 供图

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箱件自太和门广场起运。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研究所 供图

故宫西迁文物箱件在川陕公路转迁途中。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研究所 供图

故宫西迁文物箱件在安顺装车转移。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研究所 供图

A：1945年8月，抗战胜利，故宫文物开始筹划东归。先将巴县、乐山和峨眉的三路文物先集中到重庆，然后分批运回南京。当时，存巴县之文物因数量少距离近，相对容易，只用了半月的时间就全部安全运到了重庆，而乐山和峨眉的两批就比较困难了。

峨眉文物集中重庆，先由那志良先生押运第一批文物—大概有十六车，先运送到重庆。路上遇到什么状况或困难，那先生一一报告给马衡院长，马衡院长再向行政院报告，协调地方公路局修路。就这样，边修路边运输。乐山文物的运输就更复杂了。因为文物散存在安谷乡大大小小的村庄当中，而这些村庄处于岷江和大渡河交汇的地方。所以需要先用竹筏或小船把文物运送出来，转到马鞍山临时库房，再通过陆运交通抵达重庆。前后大概运送30多批，共300多车次。

1947年的春天，全部文物集中到重庆，前后经过了一年多时间。到重庆后马上就筹划东归。只是那个时期不像当时文物西迁，必须急着一两个月就把它运完，更多考虑的是安全性和有序性，所以它是缓而不慢的一个过程。

Q：故宫博物院文物东归以后，故宫和重庆的联系就自然地淡化了很长一段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建立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又是怎样选到了重庆安达森洋行的？

A：2010年我们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的时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研究馆员胡昌健先生帮助了我们，他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挖掘故宫文物南迁这段历史，也是故宫南迁文化研究者，安达森洋行就是胡昌健老师带领我们去的。

当时看到的景象和现在有很大不同，并没想过能建今天这样一个馆，只是想找到曾经的史迹。走过几个城市以后，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就提出整体性保护这些史迹的设想，希望将来能够形成点、线、面的结合，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文物南迁的历史与意义。所以2010年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活动以后，故宫博物院就非常主动地和地方文物保护部门建立了联系，重庆的文物保护部门和博物馆单位也都很重视。

等到单霁翔院长来到故宫博物院，他也感受到了这段历史的特殊和其中的艰辛，也来到西南地区寻找当初的史迹。在西南地区调研了一圈后，2017年春天单霁翔先生就给全国政协会议上了关于保护故宫文物南迁史迹的提案，同时他也着手成立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2018年，我们故宫博物院和重庆市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框架协议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安达森洋行旧址的保护利用问题。

等到2019年，王旭东先生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就把这个战略合作继续推进。他在2020年9月专门抽时间到西南地区调研，也就是在这个调研当中，发现安达森洋行已经都修缮好了，面临怎么利用的问题。后来经过无数次的办公会以及与重庆方面商议，大家一致觉得应该用“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这个概念来统领遗址场所的发展，于是确定了“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命名。

Q：单霁翔先生在走访南迁史迹的过程中，也考察了很多的地点，但最后首馆还是落在了重庆安达森洋行旧址，这中间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A：我认为一个是历史的原因，一个是现实的原因。当时单院长最早去的是乐山，乐山曾经存放过一万多箱故宫文物，所以我们对那个地方是很有感情的，也很希望能够通过故宫博物院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让这些遗址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但因为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更新，乐山的好多遗址已经消失了，留下的一些也没有保护得很好。当时单院长就提出可以做一个遗址公园，利用周边的自然环境让它呈现出一个新的面貌和状态。来到重庆后，他看到安达森洋行后很有感触，因为他本身是学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可能是他自身的专业性让他做出了判断。还有就是，重庆本身是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它的城市发展节奏和民众文化需求，都决定了这里具备更大的发展潜力，可以构成建筑修缮和活化的理由。

在敲定安达森洋行以后，重庆方面就把建筑修缮设计交给了张永和先生，由非常建筑事务所来主持。2018年5月，在故宫博物院召开的“场所精神：故宫文物南迁史迹保护与活化的实践之道”会议上，张永和先生应邀参会，把他修缮过程中的思考和设计理念进行了介绍和分享。

Q：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开馆后，很多人都在关注这是首个文物南迁纪念馆，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南迁线路上的纪念馆出现？故宫博物院在这方面又有怎样的打算？

A：如何将学术研究和地方文化发展大局相结合确实是故宫文物南迁课题研究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重庆的史料充分挖掘展示后，那乐山是不是也要跟上。这需要从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去解决的问题。而且，如果乐山也要建一个纪念馆的话，它应该如何建设规划，又如何与重庆形成呼应，这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出来。重庆首个南迁纪念馆相当于是一次探索，无论它的经验成功与否，都将会对未来的故宫文物南迁史迹场馆建设和交流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Q：因为冠上“故宫”二字，所以很多观众都会好奇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和故宫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你们又是如何定位这种关系的？

A：因为故宫文物南迁本身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由很多部门、机构和人员参与其中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都是合作、互助、共赢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觉得不要过度关注“故宫”这一概念，而是“文物南迁”这一事件。

Q：您是纪念馆展览的策展人，可以说是安达森洋行空间修缮后的第一个使用者，您可以谈谈布展和使用时的感受吗？

A：这正好问到了我们最近思考的一些问题。在做南迁纪念馆展陈时，首先需要对空间环境进行考量。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地保留空间的客观性，让它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封闭起来就挂几块展板。所以我们的展陈没有选择四四方方、工工整整的常规陈列方式，而是让它呈现出自然的变化。

另外我们考虑到沉浸式的参观，展厅中布置了一个大的丝网屏幕，播放我们最近的一些影像资料。希望，观众身处这个空间，可以静心去看这些史料和老照片，也希望观众能够真正聆听到来自于历史的声音和影像。

展览主题布置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不屈不挠的古物”，讲述文物是怎么一路迁徙到西南的；第二单元是“生生不息的文化”，讲述文物迁徙过程中的展览和学术考察；第三单元是“延绵不绝的精神”，选取了马衡先生和主持三路文物西迁的先生们的手迹，有信札、书法和绘画。通过它们与第一单元形成对话，让我们真正地去领会前辈们带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到底是什么。另外，纪念馆还展示了最近十几年来在故宫博物院三任院长的组织和领导下，我们在文物南迁研究上所做的具体工作。希望观众更深入地了解故宫的历史和当下，了解典守精神在故宫人中的传承和弘扬。(www.xing528.com)

当然，现在想来也有一些缺憾。张永和先生把这个空间修缮改造好交接给产权方后，我们没有和他直接进行对话。在使用空间布展时，可能存在着对建筑本身的尊重和理解的部分缺失。未来，建议重庆方面组织召开安达森洋行修缮、改造、活化工程的各个团队主创人员的座谈会，对这个项目进行全面深入的回顾，以便更深刻地理解和阐释这个空间的意义和价值。

Q：您觉得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落地重庆，对重庆来说会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A：我觉得它的价值和意义还是比较立体、丰富的。首先从地方角度来说，安达森洋行这个空间我们保存下来了，它本身就构成了重庆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其次从现实意义而言，抗战时期，这里发挥过保护故宫文物的作用，所以它就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达森洋行旧影。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研究所 供图

因此安达森洋行的保留、活化和使用不仅跟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关，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自己的历史记忆来说更是不可或缺的。未来，如果条件比较合适，我们现在整理收集的文物南迁档案可能会申请《世界记忆名录》，我相信这份名录会是相当独特的。等到那个时候，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价值将会走出重庆，同时也将更深刻地影响这片土地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关系。

祖籍湖北枝江董市镇，农历己丑年（1949年）冬月生于重庆江北五里店。2010年退休前供职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2016年被聘为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Q：1997年您是如何找到安达森洋行旧址的？当时寻找它的理由是什么？

A：这件事要从1992年说起，作为一名博物馆工作人员，我日常除了从事重庆本地文物研究工作外，也很关心其他地方的文物现状。

最早获知故宫文物南迁的消息是在90年代初的《参考消息》报。报上转载了台湾媒体关于文物南迁事件的报道。我看后很感兴趣，就赶紧给《参考消息》编辑部打电话，接通后一位姓王的女孩子很热情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还给我寄来了几份其他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报纸复印件。

后来我看到一本关于台湾“故宫”的日文版书籍，书中记录了故宫文物南迁所走的线路，除了西安、长沙、贵阳等停留点，还提到了重庆。当时我最先感兴趣的是故宫文物这么多，会不会有留在重庆的？但想想不太可能，因为它属于绝对机密，不可能像民间收藏那样四处漂泊，最后流落民间。

这本书里就谈到了文物到了重庆以后，一处是放在嘉陵江边的临江门码头，一处是放在渝中区打铜街川康平民银行，还有一处就是南岸区的安达森洋行。我决定先去打铜街找找川康平民银行。书中说，川康平民银行是一幢钢筋水泥非常结实的建筑。我通过当时重庆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彭伯通、重庆金融研究所所长陈代宗，最终把川康平民银行找到了，就是现在邮局所在的那栋房子。

关于发现安达森洋行及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的文献资料和媒体报道。　胡昌健 供图

安达森洋行仓库高耸的夯土墙留下了时光的印记。　何智亚 摄

上午找到川康平民银行后，下午我就去南岸区找安达森洋行。那是1997年6月，天气已经有点热了。我事先联系了南岸区文管所所长戴月英，因为我对那块不熟悉，只能请她帮忙带着找。那时又没有手机地图，南岸区又那么大，你总不能随便在路上见人就问“你知道安达森洋行在哪里吗”。所以我们只能根据书里的提示来寻找，书中说在海狮路玄坛庙旁有一个一层一层沿着山坡建的四栋仓库，那里就是安达森洋行。

我和戴月英就到了那附近后，问了很多人，最后得到的信息是“顺着这里往河边走”。那时不像现在还没有南滨路，下面就是一个河滩。我们就从海狮路下到河滩，又从河滩往右，拐上有一个石梯坎，再顺着那里往上走，最终看到一个小门，有一个老人和一条拴着的大狗在看门。

安达森洋行修复前的景象。　何智亚 摄

我们表明来意后，门卫让我们进去了。我们顺着一层一层的石梯坎开始往上走，看到左边全是仓库。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情形和书中所说一模一样。但肯定还需要核实。回到博物馆办公室后，我给重庆市商业储运公司刘革志打了个电话，从他那里确认了我们下午去的地方就是储运公司南岸分公司的仓库，那几栋仓库就是安达森洋行。

Q：您当时看到的安达森洋行是什么样子？

A：它最下头的一层仓库是青砖做的，再往上走那些仓库的墙壁都是夯土墙。我下过农村，也住过土墙房子，可从没见过这么高大的夯土墙，并且很垂直。我当时感到非常震撼。因为夯土墙不像砖墙是一层层砌砖上去，那需要工人填土、夯土，做得这么高又这么平直，所以它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到1997年安达森洋行也近百年了，这些土房子风吹雨打那么长时间，竟然没垮。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时候，它竟然能够安然无恙。当然，这只是外墙。推门进去，仓库里面根本没有存放东西，因为上面的瓦都漏雨了，地板也有些腐烂。

可一切说来道去，最万幸的还是它既没有倒掉，也没有被拆除，这样我们才保留了一段历史的据点与史迹。

修旧如新的老仓库如今已成人们热衷打卡的咖啡馆。　张坤琨 摄

Q：发现安达森洋行这一故宫文物南迁旧址后，有形成过讨论热潮吗？

A：1997年我发现安达森洋行后，查找史料，撰写文章，投稿给了《重庆晚报》。当时，晚报全文刊发了，在重庆本地还是引发了一些关注。

两年后，1999 年，《东方时空》节目组来了，他们想做一期关于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的节目。那时也是我带他们去的朝天门码头、川康平民银行还有安达森洋行。接着东方时空节目组还去重庆档案馆等地方查了资料，这样一些很珍贵的资料又被发现了。

可以说，安达森洋行的发现是一步步推进的，从我找到它，到大家关心它，对它进行研究，这样才慢慢地挖掘出了它的全貌。

Q：故宫开始研究文物南迁后，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的安达森洋行旧址，又做了哪些工作？

A：2010年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当时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提出了重走南迁路的想法，这样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响应了。两岸故宫博物院一起重走了包括“南迁”“西进”“东归”“北返”数条路线。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学者们走访重庆时，也是我陪同去的现场。一路过来，李文儒副院长还感叹重庆到宜宾的运送路线“任何人不走这条路都想不到有多难”。因为这个我还写了一篇《故宫南迁文物在渝存放遗址寻访记》，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其中的曲折与幸运。

Q：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开馆后您一定也去了，您现在看到它和您最初找到它时的那种感受，有什么不同？

A：那变化真的很大。我这次去就发现很多石梯坎的石头都是新的，然后周边也修了很多新的道路。现在的纪念馆有展览，有咖啡馆，有文创，外面还有滨江路和停车场等，面貌完全变了，和百年前最原始的安达森洋行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完全还原以前的景象也不可能，因为要考虑到观众的参观路线以及建筑安全的问题。而且我看那个土墙房子上还做了一些斜的支架，应该是为了让这个房子更结实坚固不垮塌。这也是好的。

Q：您作为一名文物研究者，您认为像安达森洋行现在这种外观和功能性的转变，对文物来说是一件好事吗？

A：现在的建筑师们做纪念馆、做展陈都有一套自己的理念，这当然是从它的功能性出发的。所有旧址的修复都不可能百分百原貌恢复，这是肯定的。就像当时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时，很多先生、学者都住在农民的草棚里看书做学问，但你不可能把当年的猪圈和草房都一一还原。

因为时代变了，环境也变了，这我们都能理解。尤其是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其实是需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或喜欢它，不然它就是死物一件。所以安达森洋行旧址的修缮也是一样，必须有所取舍，作出调整，这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

Q：您觉得像安达森洋行经历了由故宫文物南迁存放点到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这一转变，对重庆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A：我觉得这是故宫博物院和重庆市政府、南岸区政府做的一件好事。当然对重庆来说，其中也有幸运的成分，因为在经历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与改造，这栋房子竟然还能完整地保留着，而且保存得还比乐山、峨眉等地方的故宫文物存放点要好得多，这是非常难得的。

说实话，我没想到安达森洋行最终能修建成这样一个针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纪念馆。不过，它的出现可能会激发重庆更多的文化事件以类似的方式被发掘或展现。而且它还提醒了我们去尝试更多独立主题的展览馆或展厅修建，而不是采用通用的综合展览的模式。这样只要一个金子般的故事讲好了，它的影响力也是非凡的，会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委会委员，南岸区文物管理所所长。任所长以来，全面主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法国水师兵营旧址修缮工程、中庭考古发掘及活化利用工作；全面主持完成川渝石窟示范项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弹子石摩崖造像修缮工程；主持或指导完成南岸区30余处文物建筑修缮工程，如黄山抗战遗址群、中央工业试验所旧址、广阳岛机场抗战遗址群、觉林寺报恩塔、王陵基别墅旧址、聚福洋行旧址等。编撰《南岸人文历史》《寻迹—南岸不可移动文物图谱》《存念·下浩》《南岸掌故》等著作。

建成后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航拍图。　张坤琨 摄

Q：在确定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项目之前，南岸区对安达森洋行旧址做过哪些保护工作？

A：1997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员胡昌健老师确认了安达森洋行曾存放过故宫南迁文物后，我们就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把它纳入了南岸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里。南岸区政府也正式发文，公布它为第二批南岸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南岸区南滨路片区拆迁改造，我们和房管部门一起到现场指认了安达森洋行所在位置，并在外墙上写了“不拆”二字，防止现场工人因为不了解文物价值而误拆了。写了“不拆”后，也有专门做区域划定的标志，表示这里是不可动的。

“不拆”二字承载了对安达森洋行保护的故事。　马力 摄

2016年，单霁翔院长一行前往安达森洋行旧址调研（从左到右，程武彦，胡昌健，幸军，单霁翔，雷旺，石丽敏）。　重庆市南岸区文物管理所 供图

后来随着片区建设，那些标志已经被拆除了，但留在墙上的“不拆”二字，我们觉得很有意义，可以继续保留，所以现在大家在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外墙仍能看到这两个字。因为它不但是我们对安达森洋行保护工作的一个见证，更是文物自身故事的一部分。所有过来现场调研的领导以及参观的群众也都比较认可墙上的这个“不拆”，尤其是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

Q：单霁翔先生为考察故宫文物南迁史迹曾多次来到重庆，您能讲讲他在重庆安达森洋行调研期间的经过吗？

A：2016年10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藏品部主任胡昌健老师陪同单霁翔院长来现场调研，我有幸参加了接待。那时的安达森洋行和现在看到的还很不一样，因为长期没有使用已经废弃了，入口是个破旧的木门，上面挂着把锁。

安达森洋行的八栋建筑沿江岸顺山势由低至高的排列。　非常建筑事务所 供图

大门进去后，左手边是一个仓库，右手边的台阶上去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2号楼。上台阶之前，单院长还长长地看了一眼，然后边上台阶边说：“这里有重庆的样子，也有重庆的味道。”

走到2号楼看到墙上的“不拆”两个字时，单院长询问了原因，我们就把经过讲给他听。他听后觉得很感动，当即对着“不拆”二字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时在场所有人都被单院长这个举动感动了。

走到4号楼，也就是我们现在紫禁书院所在的那一栋楼后。看着那些高大的梁架、厚厚高高的夯土墙，以及外圆内方钱币一样的窗户，单院长就表示他想借着这个地方把故宫文化传播出去，尤其是故宫文物南迁这段历史，一定要展示出来。新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就是由此萌芽的。

Q：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从2016年单霁翔先生的一个想法到2021年6月落成开馆，中间经历了5年时间，您能说说这段经过吗？

A：单院长提出这个想法之后，我们都很兴奋。因为故宫文物南迁历史不仅仅是故宫的历史，也是重庆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而安达森洋行正好见证了这段历史。所以南岸区区级领导多次带队前往故宫博物院进行方案对接，希望把重庆特色融入项目中。后来，故宫博物院和重庆市文旅委、南岸区政府达成了“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合作协议。

建筑大师张永和先生是由单院长邀请来的。他在现场听过项目介绍后，表示很感兴趣。他的设计构想，让我们对项目更加有信心。张永和先生的构想不仅有创新性，有高度，更把安达森洋行周边的整个片区都极大地协调了起来。

因为安达森洋行属于私营企业，先后经历过美心集团和融创集团的产权流转。按照文物法来说，私有产权的文物修缮必须由私营业主出面，所以我们马上积极促成了融创集团和张永和先生的深度对接，融创也很认可他的业态规划和设计。

等到方案提交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就开始推进安达森洋行的整个工程修缮和环境治理工作。并根据张永和先生的意见，对文物建筑进行保留，同时后期织补的部分也要让大家看得出来，这样才会有各自的可识别性。

在修缮过程中，因为施工单位对夯土工艺不是特别熟悉，我们还邀请了很多重庆的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并在工程进场前反复打样。砖、瓦、夯土，每件样品都不少于三个，这也为后续建设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环境治理也是为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配套服务的。因为当时安达森洋行只能从南滨路旁的一条小路进去，进出很不方便。而我们想要打造的是一个重庆或西南片区文化高地，所以周边道路修缮、环境治理也很重要。市区两级政府对此都很支持。

道路修好后，1号楼下来的广场直接和南滨路连平。因为背靠狮子山又与朝天门码头隔江相望，所以广场就取名“字水广场”。在“字水广场”大家既能浏览两江交汇的风貌，也能把它作为公共区域进行休憩和文化活动表演。

Q：业态规划也是文物活化利用与开发很重要的一环，您能谈下重庆故宫南迁纪念馆的业态规划吗？

A：在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业态规划上，故宫博物院给了很多指导和帮助。我们去北京调研学习，故宫博物院也召集了多个部门，包括文创、出版、展览等，和我们一起讨论怎么结合项目本身的文化气质来规划业态，让更多人感受到这里的场域精神，并喜欢上这里。

故宫文创近年来突飞猛进，深受全国人民喜爱，所以我们首先确定了引入故宫文创品，好让没有去过故宫的人在这里也能够更直观地看到故宫的精神衍生。然后就是传统文化教育。故宫的传统文化教育一直做得比较好，我们希望重庆的孩子也能有机会接触这样的课程，了解传统文化，建立民族自信。

夜色中的角楼咖啡静谧而美丽。　张坤琨 摄

故宫文物南迁主题邮局是邮政公司做的。纪念馆还在装修布置时，他们过来实地考察，就表示故宫文物南迁和邮政联系紧密，想结合起来做主题邮局。在此之前，邮政公司已经有很成熟的模式，我们积极协调配合，很快这个主题邮局就落地了。这样整个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业态就可以覆盖不同群体的需求，不管休息阅读、喝茶交流、购买文创还是寄送明信片，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不过，也有没能实现的。比如数字故宫，因为资源、设备等原因未能达成。但我们未来还是会考虑把它加入进来。

Q：您经历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规划建设的全过程，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您能否以一个导览者的身份为我们讲解下观览路线？

A：我们比较建议从字水广场开始。字水广场可以看到长嘉汇大景区。由字水广场进入1号楼。1号楼有角楼咖啡和文创两个部分，很多人来到这里都会有进入故宫博物院的感觉。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八栋建筑内的不同业态规划构想。　非常建筑事务所 供图

以这样一种休闲舒适的状态走进来后，大家可以去游客服务中心先了解8栋楼的分布与业态。然后，拾级而上进入2号楼。2号楼内目前布置的是重庆历史文化图片展，通过建筑照片、影像资料，展示了近现代重庆各区政治、商业、文化的发展。

再往上走是3号楼，功能更偏向教育和文化交流。故宫学院会在这里开课，孩子们可以来参加传统文化的体验培训。这里也会开展历史文化或文物文博等学术交流活动。未来还会融入故宫文物南迁等历史文化课题的调研或研讨活动。还有故宫书店，引入了故宫出版书籍与文创产品，在这里大家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故宫与民族传统文化。

再往上的4号楼目前非常受欢迎，因为它的展览格调和文物建筑的场景风貌是非常契合的。4号楼有两层，第二楼空间留给会议或雅集等小型文化活动，更静谧，更小众。墙上我们还布置了故宫文物南迁时期重庆的生活场景与名人纪要，一进去就会有穿越回过去的感觉。这个空间是半公开的，要开展活动都得提前审批，以确保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与场所精神相吻合，同时，也出于文物保护的考虑。

5号楼是主展馆。我们把主展馆设在最高的5号楼，就是希望通过它能带动人流，让大家在进入核心主题前，先浏览前面几栋楼的功能与不同。主展馆用大量图片、文字和文物重现了故宫文物南迁整个历史事件。

沿着这条线路走下来，大家不但可以感受故宫文化、巴渝文化、开埠文化、抗战文化的人文生态聚落景观，也能满足多层次的文化和消费需求。

Q：从开馆到现在，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观览数据与群众反应都比较可观，能说说它对重庆文化界与官方的影响吗？

A：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开馆不到一个月，我们接到来电和函件联系五十多次，包括外省市与本地区文旅委、街道办、文化机构等。通过对接来参观的人数超过3000人。很多同行在参观后，都表示这里给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和体会，觉得重庆能有这样一个地方很棒。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也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根据我们馆的宣传报道统计，目前，仅纪念馆开馆的信息点击浏览量已有近1000万人次。整体开馆的效果远超我们的预期，相信未来还会更好。

Q：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开馆非常成功，那么未来的运营是怎么考虑的呢？

A：从后续运营方面来说，我们首先就是要严格按照项目定位，包括故宫博物院给出的指导来进行。

故宫文物南迁历史“时空隧道”。　马力 摄

就目前来说，这几栋楼的业态都不会有太多改变，只会在具体内容中去更新和优化，包括5号楼的展览，如果未来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研究所有更多、更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也会及时地放进展览里面。3号楼的故宫学院未来可能会更系统地引入故宫开展的一些青少年文化教育课程，甚至请故宫的老师过来帮助我们培训一批本地的传统文化课程讲师。

Q：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既是一个文化项目，也同时是文物保护单位，您怎样看待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在文物活化保护中扮演的角色呢？

A：单霁翔院长曾说过，把文物保护好，不是锁在库房里面严看死守，而是要让它们重回生活中，“活”起来。

故宫文物南迁展厅用现代化的展示手法再现了南迁历史。马力 摄

对于文物来说，保护肯定是第一位的，但管理和运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运用好了保护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安达森洋行旧址比较幸运，它既有建筑的一面，也有文物的一面。它的建筑便于保护与修缮，而它的文物属性又便于管理和运用。所以才有了现在的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随着城市精神建设的加快，从中央到地方都越来越重视历史文化保护怎样融入人们的生活中，我认为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目前来说我们当初发愿做这个项目的初心已经实现了，未来还会继续优化。相信在重庆市文旅委与故宫博物院等领导、专家支持下，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未来会散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影响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