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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州泛流辉:重庆建筑迭代,名城有遗韵

时间:2023-10-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事建筑设计25年来,作为设计主持人承担多项国家及地区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如重庆国泰艺术中心、广西南宁园艺博览会建筑群、2019世园会中国馆、北京城市副中心博物馆、重庆朝天门片区治理等。当时项目定义为重庆的“城市森林”“森林广场”以及“城市阳台”这几个概念。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建筑问题,而是用建筑的语言来表达城市以及人的时代精神。我认为真正能体现国泰气质、重庆气质的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斗拱。

渝州泛流辉:重庆建筑迭代,名城有遗韵

黄祖伟 摄

在“母城”渝中的核心区域有一座独特的建筑国泰艺术中心,它藏在高楼大厦的阴影之中,又以不容忽视的红色伫立于长江边。重庆人称它为“火锅筷子”,因为一根根探出的红色“题凑”仿佛中国风的筷子,不过它最初的寓意其实是“欢乐篝火”。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占地面积2.91公顷,总体布局共10层,上部为重庆美术馆,中部为城市公共空间,下部为国泰大剧院。建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重庆湖广会馆中的一个多重斗拱构件,以传统斗拱空间穿插形式表达出传统建筑的精神内涵,高高迎举、顺势自然的外观态势也正符合重庆人火热奋斗的精神追求。其中题凑的利用更是巧妙,30%用来悬挂建筑结构,40%左右作为空调系统管道,是一座真正会“呼吸”的建筑。

国泰艺术中心集展示、戏剧、娱乐为一体,其不但入选过《人民日报》发起的“你最喜欢的中国现代建筑”主题活动,更被评选为“重庆十大地标建筑”之一。随着重庆文旅发展的不断推进,国泰艺术中心正越来越明确地发挥着其城市会客厅的作用。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8年获2016中国建筑设计奖·青年建筑师奖。1996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大学,获建筑学专业学士学位;2003年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管理与工程学位(建筑经济方向);2017年获得哈尔滨工业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博士学位(城市设计方向)。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专业设计研究院院长、院副总建筑师,中国建设科技集团中央研究院既有建筑中心更新与再利用中心主任。同时兼任住建部、民政部等多部委专家,中国建筑学会理事,2022年冬奥组委会工程建设领域专家,清华大学校外导师等职务。

从事建筑设计25年来,作为设计主持人承担多项国家及地区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如重庆国泰艺术中心、广西南宁园艺博览会建筑群、2019世园会中国馆、北京城市副中心博物馆、重庆朝天门片区治理等。中国馆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评价称该建筑“体现了厚重的地域文化,汇聚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体现了中国与世界追求绿色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 此外,还承担了多项城市设计、城市更新项目,完成了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解决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技术难题,完成多项技术推广应用及创新。

Q:国泰艺术中心是“重庆十大地标建筑”之一,广受重庆市民喜爱。作为主创设计成员,您能谈谈这个项目伊始的情况吗?

A:国泰艺术中心项目是2005年启动的。当时重庆即将迎接直辖十周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精神层面的诉求就增加了。那么国泰艺术中心作为公共文化项目,也是重庆新规划的十大建筑之一,被放在解放碑这么一个核心区域。

国泰艺术中心的前身是国泰大戏院,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背景,因此,重庆市政府对项目的定位是希望做一个有民族风格、地域风格的建筑。这一点就和我们中国建筑设计院选择项目的初衷吻合了。我们院在做项目时很重视地域特色,而重庆的城市和重庆人的性格都非常特色鲜明。

因此,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包括国泰大戏院的抗战历史、建筑地块的实地考察、重庆地域文化的考察等。国泰项目地块有一个6米的高差,它具备重庆独特的山地地貌特征,那么我们的设计就需要有山地建筑的属性。

而这块地曾经是重庆市公安局的原址,那么国泰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需要按照以现代的角度对国泰进行复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片高楼林立的核心商务区留出一块真正让老百姓能“呼吸”的地方。当时项目定义为重庆的“城市森林”“森林广场”以及“城市阳台”这几个概念。

国泰大剧院一侧万箭齐发的建筑表情。 苏适 摄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特别有意义的,有公益性、有时代性,更具有地域性

Q:您提到中国建筑设计院在选择项目时很重视地域特色,那么您是如何理解重庆的地域特色或者说地域文化的呢?

A:我在1994年的时候就来过重庆。那时我是哈工大学生会主席,以建设部优秀学生干部的身份来到重庆大学进行交流学习。重庆的美食非常吸引人,辣的层次、鱼的鲜美,所以当时对重庆就有很好的印象

国泰艺术中心的“题凑”灵感部分来源于湖广会馆的斗拱结构。中国建筑设计院 供图

2005年,因为国泰项目调研,我又来到重庆。因为我是北方人,对重庆这种山水、人居状态并不了解,所以就去到中山古镇认认真真住了一个多星期,尝试去寻找重庆人自己的文化状态是什么。

通过这趟行程,我就深刻地感受到崔愷院士提出的“本土设计”,也理解了重庆的一些独特性。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重庆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地区,人们怎么处理建筑与这里山水环境的关系。我看到大量的穿斗建筑和吊脚楼建筑,它们都特别适应重庆的山水环境,具备通风、遮雨、遮阳、易于建设几大特点。我认为民居是每个地方最具地域特色的,它能反映特定生态环境中滋长出来的特定生活文化、居住文化。比如吊脚楼的叠檐关系,穿斗中的梁柱穿插,就是重庆非常独特的适应山地地域特征的文化表现。

重庆美术馆一侧更偏宁静的建筑表情。 中国建筑设计院 供图

这些体念、感受和认识都对我后期理解国泰项目具有很大的影响。

Q:基于对重庆地域特色的调研分析,国泰艺术中心的设计理念和构想最终是怎么确定下来的呢?

A:国泰项目的投标要求是按照民族的、地域的风格来体现现代的精神。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命题。

当时,很多人认为坡屋顶是重庆民族、地域风格的一种表达。在应标方案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坡屋顶的表达。但我们认为这个命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建筑问题,而是用建筑的语言来表达城市以及人的时代精神

我们知道郭沫若话剧《屈原》是在国泰大戏院首映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泰大戏院是重庆乃至全国抗日救亡、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而到了2005年,重庆迎接直辖十年,这时重庆城市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比学赶超”,想为家乡、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的状态。这种精神头和历史上的抗日情怀,和当下国家社会发展都是相合的,这一切奠定了国泰项目的基础。

我认为真正能体现国泰气质、重庆气质的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斗拱。斗拱其实不是一个装饰,它是建筑承重结构中的基本构件,代表着力量。同时,它呈现出的密集状态,又和重庆城市的感觉很相近。所以我们和崔愷院士决定用这个具有时代性、结构逻辑性的构件作为设计的母题。

红黑两色的“题凑”结构不仅用于建筑外立面更深入到了建筑内部。 中国建筑设计院 供图

建筑色彩的选择来源于我对重庆人性格的感受。重庆人性格耿直,脾气火爆,这和辣椒、火锅都有相近性。同时,重庆还有很多刚烈的故事,比如红岩。红是重庆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深沉。我选择了黑色,重庆很多建筑都不惧怕黑色,这与重庆气候的潮湿、石材的运用都有关系。红和黑的运用上,我们借鉴了国画点染手法,想创造出层林尽染的感觉。

关于色彩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方案提交后,最初有人担心,重庆已经很热了,做这么一个红彤彤的建筑,会不会让人觉得很烦躁。其实我们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崔愷院士最终确定的是亚光红和亮光黑的搭配。为了这个颜色我跑了4趟重庆,详细解释为什么这样选择搭配。

国泰建成后,我还接到市人大代表的电话,说重庆市民都很喜欢这个建筑。虽然它确实是个红色的建筑,但看上去一点也不会很躁,还给重庆带来了新的活力。

Q:国泰艺术中心的造型一直很引人注目,有人说它像筷子,也有人说它像帆船乐器芦笙,那么您当时设计的原意是什么呢?

A:好的建筑一定是多义的,它会留给人们很多遐想空间。而且这种遐想一定是不经意间体现出来的,如果刻意为之,它的高级感反而就没了。现代建筑的抽象性很重要,它能让人们用更多元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

崔愷院士为国泰艺术中心手绘的设计草图。 中国建筑设计院 供图

国泰艺术中心剖面透视图。 中国建筑设计院 供图

建筑外形设计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为载体,创造歌舞“笙”平的寓意。 中国建筑设计院 供图

那么有人认为国泰像一艘船,有人认为像乐器芦笙,我觉得说得都很形象。这都是人们基于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视角,透过建筑产生的好的遐想。这也是我们做设计时所希望看到的。

我在设计国泰艺术中心时并没有给到它一个固定的形象。当时我在中山古镇时有一个场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重庆的市树—黄葛树。它的根可以在岩石里扎得很深,树冠很大,很多人在树下乘凉,摆龙门阵、打麻将等等,这是一个景象。其实,国泰艺术中心也可以说很像一个巨大的树冠。

最初投标的时候,我们方案的名字叫“重庆的欢乐篝火”。因为当时我们觉得这个设计像篝火,也符合重庆“双重喜庆”的感觉。但最有意思的是,经过这么多年后,重庆老百姓给它起的名字就更重庆,叫“火锅筷子”。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火锅”表达了建筑的形态,“筷子”描述的是建筑的结构。而且火锅红红火火的感觉也非常喜庆。老百姓是很智慧的,也有自己的审美。用这么样一个词来表达对国泰项目的喜欢,或者说评价,我都觉得特别好。

其实,我一直觉得国泰艺术中心非常像重庆人的生活,它是立体的、有张力的、生活化的,同时又很激情浪漫的,它就是为重庆而设计的,为渝中而设计的。

Q:国泰艺术中心这么特别的造型是通过怎样的建筑结构和技术实现的呢?其中难点在于什么?

A:国泰艺术中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建筑造型。我们运用斗拱、穿斗等传统元素,用数百根巨大的钢棍儿穿插、堆积构建起整个建筑,也形成以点带面的建筑外立面。

实际上,这个建筑的难点也在于此。现在大家都能看到国泰艺术中心是一个“下小上大”倾倒的造型。很多人,包括一些业内人士,都会感到疑惑。仅凭建筑下部的几根钢棍子是怎么把上面这么大的体量撑起来的。它当然不是靠钢棍撑起来的,其实靠的是藏在建筑内部的悬挂体系来支撑的。

我们最初的设计方案中,整个建筑有一千多根钢棍儿,是累积的结构特征。第二轮深化设计过程中,崔愷院士提出这个建筑应该与外界有充分互动,需要调整累积结构的疏密关系。同时,重庆项目方也提出了“题凑”的概念。“题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种工法。我们按照这种工法对设计进行调整,将钢棍儿的数量减少到八百多根,到现在的六百多根。而到处抽棍儿就会带来体系崩塌的结果,所以最后我们采用了悬挂技术,利用上面的三层“题凑”创造一个平板桁架,再来悬挂下面的建筑结构,这就是设计的巧妙之处。

建筑外立面的悬挂楼梯精巧地与“题凑”编织在一起。 黄祖伟 摄

还有一个难点在于这六百多根钢棍儿与整个建筑是糅合在一起的。它们的功能、造型、结构都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交织的。比如这六百多根棍儿中有20%还承载了建筑除湿体系,它们与管道充分结合,红色棍吸气、黑色棍吐气,就像白蚁的蚁穴,大大降低了空调的能耗。

这虽然增加了建筑设计和建造的难度,但却让它真正变成了会呼吸的建筑。

Q:除了建筑造型外,您作为设计者能聊一聊国泰艺术中心内部空间的魅力以及特点吗?

A:国泰艺术中心1至4层是大剧院,5至7层是美术馆,内部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分区,并且大剧院有一部分还处于半地下状态。那么它的内部结构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使用功能的不同,就会造就不同的空间感觉和魅力。

我自己对几个空间很有印象。首先想说的是整合很复杂。虽然它平时使用的机会不多,但鉴于消防需求,它必须有。可是怎么把这些楼梯与“题凑”编织在一起,形成自然一体。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功夫。我觉得这个空间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它还和城市形成互动关系。

国泰大剧院中剧场特别设计了包厢,以提高其商业价值。 黄祖伟 摄

国泰大剧院小剧场依然是红黑色调贯穿始终。 黄祖伟 摄

国泰大剧院音乐厅则取意于三峡,色调和装饰上都有所不同。 黄祖伟 摄

大剧院,第一是剧场大厅的空间很有意思。大厅有一面是室外“题凑”引入到室内定格下来的,而侧面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一个索网幕墙,因为没有框,所以结构受力上也是一个考验。那么幕墙一面特别通透,与“题凑”墙一对比,就形成很大冲击力。第二是大剧场,红黑相间很有重庆的味道,剧场的小包厢也很有特点。2005年时剧场包厢还不常见。我们设计它是希望有利于大家一边看戏一边谈事,提高它的商业价值。

还有音乐厅,我们的设计取意于三峡。音乐厅内的色彩就和“红黑”主题完全不同。曲形的木墙像水流、像音符一样,而吊顶采用的“三峡石”的色彩和形态。以此体现三峡气质,山水和鸣。

美术馆,首先就是那个巨大的楼梯,它一方面起到疏散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像一个巨大的雕塑立于这个空间之中。另外,美术馆室内设计更克制、静谧。在预留的屋顶雕塑空间里,光线还能透过“题凑”投下光影,和展示的作品辉映,真正构成艺术圣殿的感觉。

重庆美术馆的外部建筑表情与内部空间气质更克制、静谧。 黄祖伟 摄

总体来说,美术馆和大剧院因为气质不同。那么两边的建筑表情也就不一样。大剧院外立面表情看起来是万箭齐发的姿态,更活跃、热闹。而美术馆则是层层叠叠的巨型框架,创造的是景框、相框的概念。

Q:建筑周边的环境、景观其实也是建筑的组成部分,您能谈谈对国泰艺术中心的环境景观以及与周边交通联通的设计考虑吗?

A:做设计的时候,我的第一考虑是如何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把更多的土地、空间留给人去用。这也就是国泰艺术中心是一个“上大下小”建筑的原因。我们想尽量减少建筑的占地面积,把更多的活动空间留给老百姓。

从国泰艺术中心标高平面图可以看到地下车库的设计。 中国建筑设计院 供图

包括我们设计的地下停车场,它的出发点还是出于对人的考虑。一方面解放碑附近停车非常难,我们想在尽可能的情况规划一个停车场,即使停车量很少,但也聊胜于无。另一方面,我们考虑的一定是地下停车场。虽然在这个地块建地下停车场很难,但车不能抢了人的空间。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像漩涡一样,一直下行的地下停车场。

其实,崔愷院士的“本土设计”就是从城市、从人出发的。他当时对项目的理解,以及对未来建筑的理解,都是以人为出发点,这是他的基本原则。那么基于这个出发点,所有的空间组织、竖向的组织以及景观的设计、室内的设计都是一体的。

国泰项目对我来说,算是一次转型。我之前做一些小型公建,但这类大型公建做得不多。我从崔愷院士身上学到很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好老师。

Q:国泰艺术中心项目从设计到落成花了8年的时间,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困难?

A:我没记错的话,项目设计是2005年10月开始投标,然后2006年3、4月份两轮评审结束。评审结束后我们开始做施工图,在2006年10月份的时候全部完成施工图,完成后再继续优化。

像这样一个复杂的建筑,本地的建委要组织各种审查,比如施工图审查,建筑扩初审查,消防审查……国泰艺术中心项目因为设计比较独特,所以它和消防规范有些不太一致的,就要通过消防性能认定才行。还有就是结构超限,因为国泰建筑这种结构的方式超出了以往对结构的认知,甚至是有些和规范不太一致的地方,就要通过结构大师来认定这个东西到底合理不合理。

一切审查通过后,建设过程中首先就出现了爆破问题,因为它在CBD附近,所以爆破范围、怎么爆破都下了很大功夫。不能说你这边爆破,影响了其他楼的安全。爆破完成后,又面临着钢结构和混凝土怎么结合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是中冶赛迪公司做的钢结构深化,重庆建工做的施工总包。

施工过程中,钢结构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重庆那段时间污染比较严重,有酸雨,还有灰尘和雨水接触后板材很容易发乌。尤其是钢架包完外面以后又怎么防水,怎么杜绝生锈。国泰艺术中心是用8000吨钢材打造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工程就没法进行。最后,我们选择了军舰的涂漆材料,问题才顺利解决。

接下来,我们又遇到外包选材的问题。钢架防锈完成后,用什么材料来外包。最早是用的铝板。但我们想把项目做好,就给重庆市领导建议最好用蜂窝铝板而不是薄铝板。那时,蜂窝铝板已经能做到6米到12米。它平整度好、色泽度高、滚涂技术也比较完整。为这个事情我们用了半年时间跟市里面沟通。最后市级领导定下来,项目才呈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一切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当地领导的支持,没有甲方、施工方的积极努力和相互协调,国泰艺术中心是不会达到今天这么好的效果的。当时为了这个项目我跑了一百多趟重庆,从各个点上去认真研究、落实。最后我和我的家人还在重庆住了两年。但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的职业生涯中能有国泰这么一个项目,还是非常幸福和满足的。

Q:国泰艺术中心曾被拿来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相比较,您能谈谈二者的关系吗?

A:很多人从外形和颜色上来看都认为国泰艺术中心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很相似,其实不是。中国馆的设计理念突出的是国家精神、国家气质,造型有“鼎”的感觉,被称为“东方之冠”,它的主色调是“故宫红”。

我记得一个中央美院的朋友看过国泰艺术中心后,立刻跟我说你的设计和英国蒲公英馆很像。其实,这两者之间才真是有相近性。因为我们都是通过密集的点来表达面的关系,这和中国馆的初衷就不同。

红黑“题凑”跳出了周边原有的建筑语序。 黄祖伟 摄

2009年至2019年中国建筑学会的建筑设计奖建筑创作大奖评选中,国泰艺术中心和世博会中国馆都双双入选。这是每10年评选出100个经典优秀项目的评比。在行业内,并不会把这两个建筑视为同出。让历史去评判一切,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Q:在您多年的设计生涯里,您觉得怎样才算好的建筑?就今天的建筑来说,好的标准或者方向有没有改变?

A:每个建筑师心中都有自己的梦想,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就我个人而言,70年代生人内心都会有一些责任或传统,我又是部队大院出身,所以我的建筑有时候会严肃有余而活泼性差了一点。

这也让我在面对很多项目时,如果它是地域独特或城市特点比较鲜明的,我就更容易把握,就像重庆的国泰艺术中心。但如果是时尚氛围更浓厚的,我对它的特点抓取可能就没那么准确。不过,这都是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

我觉得好的建筑一定是既有传统灵魂又有现代精神的,是需要我们站在文化自信的角度上从传统中不断汲取力量的。

同时,一个好的建筑它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活泼的。下一个时代,我认为它甚至可以是幽默的、放松的。因为我们这代人太急着赶路了,太急着证明自己了,可是真正的自信应该是能够让我们更温暖、更快乐、更放松的。所以我认为好的建筑有多种类型,最重要的是让人们觉得幸福,幸福是好建筑的唯一的标准。

1955年生于重庆,曾为支边青年。工程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CIOB)资深会员,CIOB中国西部区轮值主席(2008至2010)。国家高等院校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会员(2003至2013)。

重庆美术馆效果图。 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供图

Q:作为国泰艺术中心建设项目总负责人,您能谈谈国泰艺术中心立项的背景吗?

A:国泰艺术中心其实是几个项目合并重组在一起立项建设的。解放碑夫子池的群众艺术馆自抗战陪都时期一直承担重庆的美术作品展览,拆除后,已立项准备在南坪专门建设一个美术馆,2005年进行了建筑方案招标。2005年,市政府决定拆除来龙巷片区建广场,国泰电影院面临拆迁,计划恢复重建抗战时期的国泰大戏院。当时市公安局的整个地块已经全部拆除,国泰大戏院迁建至公安局地块的临江路、沧白路和江家巷交会处。

有人就提议把美术馆合并回解放碑来。这个提议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最后经市政府市长办公会研究,美术馆合并过来,与国泰大戏院、国泰电影院一起建设成国泰艺术中心。

城发公司承接了国泰艺术中心项目后,就和市文化局一起讨论确定国泰艺术中心的定位原则:1.市文化局提出:电影院是营利项目,进入市场运作。国泰电影院拆除后,不由政府投资建设;2.原已立项选址的美术馆,由南坪移至现址,功能定位和规模不变,投资纳入项目;3.难点是大戏院。当时,位于江北嘴的重庆大剧院功能完善,不能搞重复建设。重庆大剧院的剧场是一个1800座和一个1000座的两个剧场,市文化局根据多年演艺盈利分析,倾向于建一个1200座到1500座的大中型剧场。我不太赞同建个传统剧院,提出了城市核心商圈演艺文化的概念,希望突破镜框式舞台的传统,结合演播厅,创新建设一种全新的“戏院”。经多轮磋商,确定了“立足商业中心,面向文化市场,服务大众需求”的18字定位原则。认为建总计1200座的800座小剧场和400座音乐厅,不搞创新,更容易商业化。即依托解放碑这个重庆最大的商业中心,建设一个商业文化设施。在茶余酒后,我开玩笑说想建一个有铜钱臭的剧场,你们非要建个阳春白雪。

国泰艺术中心西南立面图。 中国建筑设计院 供图

诸如此类的讨论还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国泰艺术中心建成现在这个样子,都和当时的很多讨论与争执都有密切关系。

Q:我们看到的国泰艺术中心却是很张扬、很现代的,这中间是否还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A:国泰艺术中心的方案设计招标是2005年底开始的,过程确实有些曲折。我们做了两轮方案设计和评审,打破了一些常规。

第一轮招标发布后,专家评审针对众多投标方案评出了名次。第一名是中南设计院,方案是一个基本上是很像台北圆山大饭店的中式建筑。第二名是西南设计院,设计的建筑造型是一座白色房子外延伸红色飘带。第三名是法国PBA设计的一个很像楼台亭阁的建筑。

而国泰艺术中心实际建设使用的方案是中国设计院做的,专家评审一致好评,但认为是超现实建筑方案,和招标文件的传统中式要求不符,就排到第四名。按招标文件是取前三名进行深化方案设计。我看了中国建筑设计院的方案之后感觉眼前一亮,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雕塑感的建筑设计。说实话,重庆直辖后我参与了很多重大项目的方案评审,很久都没有这种感觉了。我觉得如果选中这个方案,可能是国泰艺术中心的福气,也是重庆人的福气。

因为解放碑已经高楼林立了,好不容易腾出来一个空间,就是需要一个有雕塑感的建筑来打破原有的建筑秩序。中国设计院的这个方案就刚好。国泰艺术中心要求的体量其实很大,但这个方案从外形看起来并不庞大、笨重,而外立面的木条搭建感的设计又撑出了足够的气势。可惜了,这么一个好方案!

Q:国泰艺术中心第一轮招标评选时,大家并不知道那个独具雕塑感的设计是中国建筑设计院做的,对吗?

A:对,在评选结束后,所有投标单位揭了底。我们才知道这是中国建筑设计院做的,崔愷大师牵头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院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的建筑设计科研企业。那个时候,国家一流设计单位大都是将一线城市落选方案投向重庆,一流设计院的建筑大师为重庆量身定制的设计作品,真的很难得。当时的重庆很少有中国建筑设计院投标设计的建筑。

在建中的重庆美术馆。 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供图

国泰艺术中心的建筑(左)融入了重庆传统吊脚楼(右)的元素。 图虫创意 供图(左) 中国建筑设计院 供图(右)

方案再好,也不能违背公布的招标文件去选它。后来我去规划局开会时,和当时的规划局局长蒋勇说到这个方案。他也有同感,觉得非常可惜,建议我作为招标人,可不可以给个机会?(www.xing528.com)

我们又仔细研究了招标文件,上面有一条标明经专家评审出前三名,是最后报市政府来选择决定。看来还有余地。于是,我们就乘时任市长王鸿举到规划展览馆来视察项目时,把中国建筑设计院做的建筑设计方案重点介绍给市长。时任市长王鸿举在看过一众设计方案之后,表示在项目方案设计招标中过分强调中国传统风格,限制了建筑设计师的原创能力。表示建筑项目设计应该交给建筑师,充分相信建筑师,让他们去发挥。我们给建筑师的束缚太多了,对此,他还做了一个自我检讨 。

最后,王鸿举市长决定由市政府来承担这个责任,在招标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把第二轮入围名单扩大到第四名,由市规划局去向各家投标单位说明。然后,我和市规划局派出的两名代表,就逐个前往前四名投标设计单位,把评审专家和市领导意见告知并进行沟通。我很坦诚地给每一家单位说,第二轮就是明标明投,大家可以打破束缚,任意发挥,做出一个好设计,能给解放碑一个亮点。

法国PBA设计工作室提交的国泰艺术中心第二轮设计方案。 甘川 供图

第二轮设计中,任何时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市城发公司和市规划局,我们都立即到设计单位跟大家交流讨论。这次充分交流之后,四家设计单位对招标流程变化没有意见,主创建筑师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就这样,中国建筑设计院进入到第二轮深化设计评选。

Q:国泰艺术中心第二轮设计评选过程中还出现过什么插曲吗?

A:对于第二轮深化设计要求,我们取消了很多限制,甚至在造价预算上都松了口子。所以四家入围设计单位最终拿出来的设计方案都很惊艳。一个黑与白,一个红白黑,一个红与黑,一个红与白。

首先是中南设计院完全改变了第一版设计,重新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空中建筑构想。新方案的整个造型像蘑菇群,剧场利用地形,白色的美术馆上天,由很多个电梯井支撑连接。地面是黑色的露天广场、露天剧院,一直往江边延伸,很有意思。但这个方案造价太吓人,很难实现。

法国PBA其实就是建筑师甘川的工作室,就在重大。他们也重新做了一版设计。用川剧变脸元素来设计的,采用红白黑三种颜色,从不同的角度看,建筑造型是不同的,寓意川剧的变脸,非常惊艳。但建筑内部结构不清晰,建筑功能划分不清晰。所以这个方案在第二轮评选中排在了最后。但我个人认为这是极具创意的一个方案,在会上我提出,今后的大型建筑的方案设计评审,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创意设计环节。

西南设计院是在第一轮方案的基础上进行深化设计的。虽然大的设计理念没变,但很多细节也是下足了功夫。原本的红色飘带设计更加张扬,甚至延伸到了外面的广场上,让整个设计更具飘逸感。但优点就是缺点,而且还很致命。飘带大大超越了项目用地,难于实施。

而中国建筑设计院也对第一轮方案做了一个重大调整,给这个看起来很张扬、被第一轮评审誉为超现代的,极具雕塑感的建筑,赋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内核。最后,专家评审团全票通过了中国建筑设计院的方案。

Q:您能详细聊一聊中国建筑设计院对方案的重大调整吗?

A:说起这个调整,就必须说到一个文化人,王川平。他是当时市文化局副局长,是我在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重要搭档,参加了国泰方案的第一轮评审。评审结束后,他到我办公室来聊,给我讲了“黄肠题凑”的考古故事,说是当年他读大学考古系时,老师讲的。然后,给我详解了“黄肠题凑”这种汉代葬制。

王川平说中国建筑设计院做的方案有很多棍儿的支撑,就有点 “黄肠题凑”的意思。认真一研究,我就有了想法,黄肠是材料,题凑是工法,如果把这个古工法加入国泰的建筑设计,那么做出来的建筑不管是什么造型,都是传统的中华建筑。因为它是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营造工法。其实,当时让我有信心为项目去找市长,原因也在于此。

第二轮深化设计时,我就去了北京找到主创建筑师之一的景泉,让他跟我去丰台看大葆台西汉墓葬博物馆,就是王川平说的那个“黄肠题凑”。结果没想到景泉家就住在那附近,他小时候上学放学都会路过那个博物馆,但他居然就从没有进去过。跟崔愷大师讨论后,由中国建筑设计院归纳提炼,将“题凑”作为一个工法,采用BIM设计技术,进行重庆国泰艺术中心项目方案深化设计。

中国建筑设计院的副总建筑师秦颖女士亲自操刀,经过7个月的调整深化,完成了重庆国泰艺术中心设计方案的华丽转身,现在大家看到的国泰艺术中心,就是一个“题凑”建筑。这些“题凑”就打破了平整立面,并且贯穿到建筑内部的各个功能空间,成为了整个建筑统一的符号。

Q:您深入参与过国泰艺术中心的方案设计,您如何看待大家对国泰艺术中心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争议?

A:曾经一度,重庆国泰艺术中心被很多人说是抄袭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这个问题我想说两句。

国泰艺术中心2005年开始招标,到2006年两轮方案评审结束。经过深化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建设组织方案,我们都开始挖地基了,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征集才开始。大概是在2007年,我们项目开工在前,他们在后,这些时间点都是可查证的。即使在方案设计时撞车,但深化设计我们走的是“题凑”的路子,肯定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不同路。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的设计概念是建筑师提出来的,调整深化也是建筑师做的。但“黄肠题凑”的概念是我给建筑师提出的,加入“题凑”工法也是我坚持的,可以看出,业主在设计理念上介入很深。我在那个时候就从不知道什么世博会中国馆,因为那时候压根就没有那个东东。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误会?其实是因为中国馆先建成,大家先看到的是中国馆,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我们项目的建设时间长达8年,主要是遇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因为国泰艺术中心与国泰广场项目密不可分,在设计时都由崔愷大师主导。但广场的实施是国美集团的鹏润公司,由于2009年黄光裕事件的影响,他们的国泰广场项目进度一拖再拖。广场正好在国泰艺术中心建筑的半腰上,美术馆主入口是由广场的大梯台进出。广场没修建好前,即使国泰艺术中心落成了也只是半吊子工程,连主入口都没有,只好一再放慢进度。广场项目的拆迁和建设耗费了很长时间,实事求是说,是重庆建工集团担当了很多社会影响。

参与国泰艺术中心项目的人都清楚这个过程,但大家都不愿多去解释,包括崔愷院士、景泉建筑师从没去争执过。可能我们做工程、搞建设的人都很像,大家都是“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只想把项目建好就可以了。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给国泰设计团队道个歉。确实是因为项目工程进度的问题,让他们遭受了社会质疑。

Q:那么国泰艺术中心之后的建设过程中还遇到什么难题呢?

A:国泰艺术中心的建设难度在于在剧场上重叠了一个美术馆。美术馆是小开间、小空间,而剧场则是大开间、大空间。也就是说,在剧场这个大空间的梁上,还要放置很多根柱子才能把美术馆支撑起来。用重庆话来说,这就是“睡倒瞌睡”。

别具一格的“题凑”结构以点构面打破了传统。 张枫 供图

在高楼林立的解放碑地区展开工程建设难度非常大。 马力 摄

按理说,美术馆在下面承重立柱很密集,到了上面的剧场大开间,柱距拉开。在结构上就很简单,施工就没什么难度。但剧场必须放在下面。这在所有的方案设计里都是共识。因为国泰所处的地形以及这个区域的交通组织,把瞬间密集的剧场人流放到上面广场去,这不合适。更合适的是利用重庆的山地地形,把剧场放下面,与周边道路和地下停车库相连接。

这就给工程施工造成了非常大的难度。最后,建筑结构就成了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混搭。结构混搭,设计难度就大,施工难度也大。举个例子,剧场舞台的台口梁,净宽18米。这么大的台口梁是一根钢梁。这根钢梁上又有很多钢筋混凝土的立柱。在建筑结构上,负责施工的建工集团就这个结构做了很多试验,最终才达成。

说实话,建工集团在做这个项目时克服了大量困难,做了大量试验。像这么做,作为企业很难赚钱。再加上我们城发公司在投资管理上又近乎苛刻。可以说,在城市公共建设的很多项目上,承担项目的国企付出都是很大的。

Q: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这些大型建筑项目里起的是一个什么作用?

A:举个例子。拍电影电视剧都有个制片人角色。制片人出钱,选剧本提供创意,选导演、选演员,把控流程和进度,整合各方资源,最终做出一部电影或影视剧,还要推广上演。作品成功了,大家知道演员是谁,导演是谁,甚至音乐作词作曲是谁,演唱是谁都知道。但是制片人是谁,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但缺少了制片人,没人买单,这部电影做不出来。

城发公司在项目中起到的作用也就跟制片人差不多。我常说这叫“上蹿下跳”,在重大公共项目中,我们上要对各级领导、各个相关“部委局办”,下要对设计团队、施工单位、供应厂商,还要左右平衡各方关系。我们要做很多事情,最后还要接受社会质询和行政审计。但我们都认为该做。只要项目交给我,把它更好地实现,或者说呈现,就是我们的职责。

其实,我们同行里,有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上辈子修了福气。说实话,学我们这一行的,都觉得像这样的大项目,一辈子能做一个就满足了。重庆直辖之后城市建设的重大项目,我几乎都参与过。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福气了,所以做好事情是最重要的。

Q:参与了这么多重大项目,您觉得直辖后重庆城建筑的变化是否与城市的发展轨迹相符合呢?

A:相符合,包括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是相符的。70年代,大家都很穷,没有房子住。后来修了成套房,我们搬进成套房住。重庆市第一批修的成套房,较场口儿童阅览室楼上的成套房就是最早的标杆,20平方米左右,一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现在那些成套房全部都拆了,没有了。因为这样的成套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我们是一直在拆迁,拆一个旧楼后不断建设一些新楼,但是很快,这些新楼又旧了。因为它们很快就不能满足人们新的需求了。似乎就是一直在“拆一个旧城建一个旧城”。但现在我们慢慢不再拆迁了,开始做城市改造和城市更新。这就是大多数中国城市的发展方式。

这几年,全国的很多房子都太趋同,甚至趋同太过,因为大家都在用现代化的标准在衡量。什么时候建设者都不只是懂科技,还懂文化,我们就能建设出具有地域性的标志建筑。有种说法: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其实,建筑不单是艺术,更是一种文化。作为建设者,在组织建设时需要更多地去研究历史文化,发掘地方文化。汉族,1963年生于重庆(祖籍安徽)。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戏剧历史和理论专业)。曾在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重庆市文化局艺术处从事专业艺术院团管理工作,后担任重庆市文化艺术节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首席策展人;重庆市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并参与《中国艺术百科辞典》等多种国家级艺术学术文献编撰工作。

1941年2月,话剧《雾重庆》在重庆国泰大戏院演出轰动山城。 重庆市话剧院 供图

Q:“雾季公演”作为重庆戏剧界不能忘却的记忆,如今还有哪些记忆载体?

A:这段记忆,确实不能忘却。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由于日机狂轰滥炸,很多时候剧场都不能正常演出;不过,在每年的10月到次年5月,重庆进入雾季,浓浓的灰雾,不但使山林遁形,而且把低处的屋舍也都笼罩起来,就连房屋的窗子都像挂起了帘幕。敌机入侵骚扰,犹如坠入云海,已无法逞威。进步的文学家、艺术家就利用这个大自然给予的机会,在雾季举行大规模的抗战演出活动,形成了话剧运动史上著名的“雾季公演”。

自1941年到1945年,重庆共举办了四届雾季公演,演出话剧118部,参演的有中华剧艺社、中电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孩子剧团、怒吼剧社等28个剧社剧团,演出的场地多在国泰大戏院、抗建堂、银社、青年馆等。

国泰大戏院新中国成立后改成了和平电影院,再后来被拆除重新建设,如今和当年演出载体相近的,应该只有抗建堂了。

1946年,上海剧艺社《升官图》在渝演出剧照。 重庆市话剧院 供图

中华剧艺社首演《大地回春》剧照。重庆市话剧院 供图

Q: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开始了抗建堂的重新修缮工作?

A:2014年我回到重庆市话剧团,2015年3月的某天,我突然接到时任重庆市文化委主任汪俊先生的电话,说上海戏剧学院需要做一个反法西斯和抗战胜利70周年的抗战戏剧类主题展,询问我们重庆话剧团该怎么参与。

我当时想了一下,一般我们2015年的活动在2013年就该有所筹备,如果现在参与进去,时间上十分被动,电话里我表示不愿意参加,但同时我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需要和他们合作,因为在抗战时期我们自己才是东道主,我们有抗建堂、有国泰大戏院,有雾季公演,这些都是抗战时期话剧演出的最高殿堂,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更有这个责任去恢复重庆在抗战话剧界的地位。

国泰大戏院已经拆除新建,成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形象,继续承担和话剧及演艺相关的内容。当时说到这里,才触动到了我内心的真实痛点:“我每天上下班,路过抗建堂我在掉泪......”,在电话里,我就表达了我们希望修缮抗建堂的想法,汪俊先生也是一位非常有情怀尊重艺术和艺术家的领导,后来组织几轮讨论和专家论证,关于抗建堂的修缮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和市文化委第二年的待办事项。

Q:在功能上,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有着怎样的差异?

A:重庆国泰大戏院在雾季公演开始之前,放映的影片堪称一流,戏院主要放映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著名八大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即当时的联美、福斯、米高梅、派拉蒙,哥伦比亚、华纳兄弟等公司的影片。那时重庆是抗战的首都,各国驻华使节云集,各大影业公司先后派驻重庆的美、英、印度籍代表都把最新影片交国泰首轮放映。如福斯公司五彩歌舞片《出水芙蓉》曾轰动山城。

《屈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剧照及演出广告。 重庆市话剧院 供图

而抗建堂不同,从诞生之初都是以话剧为主要方向,从1941年4月至1945年,抗建堂共上演了33出大型话剧,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等经典剧目都在抗建堂首演。

这些不朽艺术作品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抗建堂也被众多抗战戏剧的亲历者称为“中国话剧的圣殿”。抗建堂的价值早已经超过了其建筑本身,其承载了抗战戏剧、话剧蓬勃发展的记忆,关于抗战戏剧的纪念活动,我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Q:后来你们组织过雾季公演的纪念性活动么?

A:早在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我们就组织过重庆雾季艺术节,剧作家曹禺在开幕式上致辞:“为了爱国,为了抗战,为了驱逐侵略我们的敌人,为了祖国最美好的明天,多少同志写出了多少文艺作品,演出了多少戏剧……”这些都是抗建堂建筑背后的历史记忆。

当年的艺术节上,我们恢复了很多抗战时期的经典剧目。曹禺、吴祖光等当时的几位老艺术家就非常希望重庆市能建一个抗战戏剧的纪念馆,利用这些老艺术家还健在的时候搭建一个平台,让当年的历史痕迹、人和剧目能够保留下来。

Q:现在的国泰是全新的建筑,抗建堂是文物修复,在抗建堂建筑修缮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重要事情?

抗战时期,国泰大戏院和抗建堂都是文化抗战的主战场。 张真飞 供图(上)  抗建堂 供图(下)

A:2015年,市文化委设立了“抗建堂文物保养维护”“重庆中国抗战戏剧历史陈列展览”等专项工程,但当时我们话剧团的情况十分具体,大家工作都很忙,很难搭建一个专业和专注的工作班子。

当时,《朝天门》正好在全国巡演,同时,我们还参加了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邀请展和国家话剧院的经典原创剧目邀请展、曹禺国际戏剧节、中国艺术节等等,所以平时大家的时间都被用在剧团的创作演出,但是我们毅然而然地抽时间、请团队,一边兼顾剧团的演出,一边做抗建堂的修缮工作。

当我们开始做修缮这件事的时候,要面对三件现实事情,第一件事情,需要找到能够基本做成这件事情的经费;第二件事要把建筑体做一大的保护性维修,在保护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还复当年抗建堂的旧貌;第三件事是抗战戏剧博物馆要有好的学术和大量的史料、实物战争品来做支撑。

第一个难题领导非常重视,很快被解决;第二个难题,解决起来却不容易,在修缮抗建堂过程中,我们走过很多弯路,抗建堂抗战时期的照片保存至今的极为稀少,这为修缮建筑出了难题。

例如,围绕抗建堂的外墙最初是什么颜色这一问题,筹备组就斟酌了近半年,我们拜访了重话的王建武、纪幼坡等老先生,还咨询了众多文物专家,最终推断出为躲避日军轰炸,外墙最可能为深灰色。通过长期走访,我们了解到抗建堂外墙颜色曾被刷上灰、白、米黄等颜色,此次修缮刷上深灰色是对历史的尊重。

Q:你们是如何解决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的展陈难题?

A: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立项之后,首先前期要做大量的史料收集和展陈的规划和设计,尤其是规划这一方面,我们筹备组能够见到当年的亲历者不多了,好在原来中国剧协的副主席刘厚生先生还健在。

当他听到我们要做博物馆,睡不着觉,并反复表达让我们一定要坚持好好地做下去,否则这块东西再过个五年十年就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初期都是我们去北京跟他交流,聆听他对当年一些抗战戏剧的点滴记忆,还原历史的一些真实记录,当时他还没有住院,每次筹备组去采访的时候他都非常热情地款待,经常一聊就是一整天。

其间,除了拜访戏剧理论家刘厚生(2019年逝世),我们还走访了电影艺术家秦怡、指挥家严良堃(2017年逝世)等重庆抗战戏剧运动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严良堃先生是做音乐不是做戏剧的,但他也是抗战戏剧的经历者,他是当年抗战戏剧孩子剧团的演员,他对当年大后方抗战戏剧运动记忆犹新,在他的记忆中,重庆期间是他一生最值得回味的岁月。

当时,中国话剧协会也始终把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建设作为话剧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在这些前辈的关怀指导下,大约不到半年时间我们的展厅和设计方面基本成型,尽管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文字只有5万字不到,但是5万字的背后可能就会有50万字的素材文字。朱凯,重庆演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曾任重庆市川剧院副院长、重庆市京剧团副团长、重庆市越剧团团长、重庆市美术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演艺集团总裁等职。是重庆演出行业协会会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及剧场委员会副主任、制作人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市知联会常务理事、重庆市政协委员。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首批“重庆英才·名家名师”。2015年至2019年、2021年被聘为上海国际艺术节境外节目顾问; 2015年至2018年度被聘为国家艺术基金初评评委及2017年至2018年度复评评委;全国文化和旅游行业智库专家。

1947年,从解放碑顶上拍摄的国泰大戏院街景。 颜笑竹 供图

Q:重庆国泰艺术中心虽然建成于2013年,但它实际却拥有80余年的历史。您可以讲讲“国泰大戏院”的前世今生吗?

A:国泰艺术中心前身为国泰大戏院,兴建于1937年,位于重庆解放碑的柴家巷口,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戏院。国泰大戏院曾有过一段我国戏剧史上的辉煌岁月。

国泰大戏院是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诞生的,因此它身上自然而然地烙下了时代的印记。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大量文人、艺术家涌入,在重庆通过各种文化、艺术形式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那么国泰大戏院就成了文化抗战的主要阵地。

在开业之初,国泰大戏院就上演了夏衍、崔嵬、张庚的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在上世纪40年代,国泰大戏院共上演94部话剧,其中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升官图》、曹禺《蜕变》、老舍的处女作《残雪》《国家至上》等传世之作均在此首演。而且舒绣文、白杨、张瑞芳、赵丹、陶金、项堃等许多中国戏剧史及电影史上的杰出人物,都在国泰大戏院的舞台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50年代和平电影院。/1969年,国庆游行经过东方红电影院。 重庆美术公司 供图

1953年,国泰大戏院重新进行了修建,更名为和平电影院。1992年,重庆市政府重新扩建了和平电影院,更名为国泰电影院。2007年,国泰电影院拆迁,由重庆市政府出资重建为国泰艺术中心。2012年10月,重庆国泰艺术中心主体落成。2013年5月,进行了开业首演,由此淡出重庆五年之久的“国泰”,以全新的姿态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

Q:作为国泰艺术中心使用者,您认为国泰大剧院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A:特别之处首先肯定是我们的建筑。国泰艺术中心由中国工程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崔愷担纲设计,利用构件穿插,以搭砌的方式,将杆件一层黑色、一层红色重叠搭建起来,诠释重庆独特的巴渝文化韵味,强化了中国传统斗拱式的神韵。

我个人觉得,近看国泰艺术中心,杆件的穿插、悬挂,有重庆吊脚楼的意味。而远观,特别是江对岸远眺过来,红色的国泰艺术中心位于高楼林立的解放碑,很像是点亮了一颗城市的心脏。作为文化建筑,它首先就很吸引人。

同时,国泰大剧院的内部空间也非常独特。我们有重庆地区最专业的音乐厅。有人说这是重庆首个“不插电音乐厅”,因为它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和麦克风的情况下,观众即使坐在最后一排都能听到最佳的声效。这得益于音乐厅非常专业的“建声”。不仅如此,我们音乐厅在艺术性上也非常独到,它是以三峡主题来设计的,你能在其中找到岩壁、水流、鹅卵石等三峡元素、三峡意蕴。我们还有以戏剧大师应云卫先生命名的云卫剧场。目前,云卫剧场担任着戏剧孵化基地的功能。

还有一点,国泰艺术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特别的,在解放碑商业核心区,它是有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的。

Q:国泰大剧院是如何定位的?与其他剧院相比,它的独特性或者说是偏重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A:一座好的剧院是随城市而生,随城市发展的。它的身上会留下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印记。比如上海的剧院就有浓厚的“海派文化”印记。而国泰大剧院的重庆印记应该是见证历史。它诞生于抗战时期,因为时代的特殊性,当初的国泰大戏院涌现了许多文化和演艺内容,比如张瑞芳、秦怡、舒绣文、陈波儿、黎莉莉、赵丹这些中国戏剧史及电影史上的杰出人物;怒吼剧团的《保卫卢沟桥》、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还有《为自由和平而战》等话剧史上非常著名的作品。它用文化的方式记录着这座城市曾经的历史,不光是一座地标建筑,也是一座文化丰碑。

除了文化独特性外,我刚才也提到了国泰大剧院所处地理位置也有独特性。我们位于解放碑和洪崖洞之间,既是地标性建筑,也是新的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拥有厚重的文化历史积淀、城市记忆传承的同时,又坐落在商贸繁华的解放碑商业核心区,所以国泰大剧院在经营上的定位是商业和文化相结合的。

再就剧院本身来说,我们的规模并不大,一个800座的中剧场,一个350座的小剧场,一个音乐厅。所以我们更偏重于“小、特、精、专”,话剧交流、孵化和教育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

Q:剧院具有公益、市场双重属性,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培养公众文化修养的同时实现自身盈利和发展?

A:国泰艺术中心作为重庆十大文化公益设施项目,平均每年有两百余部演出在此上演,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但如何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走进剧院,去亲身感受现场演出的艺术魅力,仍是我们剧院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社会责任。

国泰大剧院中剧场的演出排练。 国泰大剧院 供图

目前,除了引进国内外优秀演出剧目,剧院每年也都会不定期携手商业合作伙伴开展针对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公益性演出和文化活动。通过多年的积累,我们已经构建了覆盖社会人群、高校、中小幼学生的艺术普及全链条。

此外,市文旅委每年也都会举办文化惠民消费季,面向市民发行惠民演出门票。现阶段,我们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也希望通过公益文化活动的开展,起到培养文化消费习惯、引导和刺激文化消费,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主动走进剧院,争取早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Q:剧院对于城市来说,应具有城市地标和文化名片的作用。国泰艺术中心已是重庆地标性建筑。那么在文化名片打造方面,国泰大剧院做了哪些工作?

A:2013年到现在,我们常年保持引进各种国内外优秀经典剧目,包括话剧、音乐剧、舞剧、戏曲等,给观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的艺术盛宴。

如昆剧《南柯梦》《春江花月夜》;由吕丽萍、孙海英主演的话剧《独自温暖》;中国歌剧舞剧院大型民族舞剧《孔子》;高品质音乐剧《妈妈咪呀》《绿野仙踪》《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在国泰的上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繁荣了重庆的音乐剧市场;舞剧《流浪》《大饭店》以及东野圭吾的系列作品等,这些剧目在国泰的演出丰富和繁荣了重庆演艺市场,也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史诗级舞台剧《战马》。这个项目我们和演出团队跟进洽谈了三年,最终落地重庆。三年间,我们和国话团队不间断往返于北京和重庆之间,沟通协商、考察场地、研讨方案,最终敲定重庆站连演15场。这一度成为重庆年度文化事件,并打破重庆演艺市场多项纪录。

《战马》剧照。 国泰大剧院 供图

国泰大剧院常年引进各种国内外优秀经典剧目,丰富了重庆的文化市场。 国泰大剧院 供图

8年里,国泰艺术中心演出一千五百多场,接待观众62万多人次,剧院品牌影响力逐步扩大,这也进一步提升了国泰艺术中心的高品质品牌形象。

Q:随着各地剧院文化升级,很多剧院都增加了诸如文创、展览、影像、沉浸式演出体验等内容和服务的升级。国泰大剧院未来又会怎样拓展?

A:现阶段,我们意识到也看到了市场的需求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多元化经营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展要求。国泰艺术中心目前已逐步开展演出项目孵化,剧院服务升级,文创产品开发,艺术教育等多种业务。通过不同形式的业务,让百姓参与到演出项目相关内容的生产制作之中,提升观众参与感,同时带动观众走进剧院,对内容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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