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民银行旧照重庆建筑迭代

重庆农民银行旧照。图片来源：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编.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126

农民银行位于重庆市中心解放碑广场附近，建于抗战期间。建筑造型简洁，重实用性，朴实无华。

该银行规模较小，门面宽约23米，进深较大，达56米。前部临街高三层，进深14米。顾客入口位于门面居中，右端为内部人员进出的过街楼通道。一层平面中心为对私营业厅，左侧为办公室，后部为小金库。二层为对公营业厅及各办公室。三层为办公室和文娱室等用房。用地后半部为食堂、厨房、库房等后勤用房，三面围合成内院，亦可作为篮球场使用。

重庆农民银行立面图。东南大学 供图

重庆农民银行楼层平面图。　东南大学 供图

重庆农民银行剖面图。东南大学 供图

博士，重庆大学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筑系系主任，重庆大学医疗与住居建筑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医疗建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健康城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策划与后评估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住宅工程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医疗建筑、居住建筑设计与理论等研究方向之外，对重庆大学及中国近代建筑教育办学历史和与之相关的重庆城建史有所涉猎。

1993年版《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重庆篇》封面。　龙灏 供图

基泰工程司对重庆建筑规则提出的调整意见。张真飞 供图

Q：您是缘何对抗战时期的重庆建设领域开展研究的？

A：在这个领域，我个人真的谈不上有研究。主要还是因为2017年我们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纪念了自己办学80周年（自1937年起）之后，我机缘巧合地在中国建筑教育研究领域的大咖如美国路易维尔大学教授赖德霖老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单踊老师等的“撺掇”和鼓励下，对原国立重庆大学的早期建筑教育办学历史进行了还算是深入的研究。这个过程中，不免会牵涉相关人士的经历［其中首次发现有证据显示杨廷宝、童寯先生确曾是国立重庆大学建筑系（包括早期的土木系建筑组）的兼职教授］以及建筑教育以外的其他工作，前辈们、如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之一杨嵩林先生曾经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93年编撰出版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重庆篇》等都有所涉及，算是对建筑教育之外的情况“顺便”有一些了解吧。

Q：杨廷宝所在的基泰工程司来到重庆时，如何立足？

A：1937年11月，基泰工程司的创始人关颂声跟随国民政府西迁、乘车入川。在此之前，基泰已经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当时的主任叫阮展帆，主要任务是监造道门口中央银行的大楼工程。

客观说，国民政府迁渝之前，起步不久的我国现代建筑的主要设计、建设力量是集中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几个“发达城市”，西南地区是真的还很落后。上世纪30年代，作为可以说中国近代最著名建筑设计公司，基泰工程司已经声名远播，但在四川地区影响力还不够大。关颂声为公司迁渝，事先安排了办事处在重庆城道门口附近自建一幢基泰办公楼，底层是经理室及一般业务部门，二层是大图房，可容二十多张图桌，三至六层为职工宿舍。这幢楼是“标准”的重庆 “假洋楼”，采用3 8 厘米见方的砖柱，开间进深均为6 米柱距，平面开间4 跨24 米，进深3 跨1 2 米，楼板采用本地沙松龙骨，企口地板，外围护结构则全部采用内外双层竹篱笆加抹灰的墙体，室内不见柱角，空间完整。

这幢新楼是个典型的“ 形象工程”—为公司业务做个广告：重庆是个山城，坡陡平地少，无台风、无地震，市区狭小，有寸土尺金之称，只有巨商才有综合能力去建砖石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而当时这个基泰工程司的“新总部”采用的设计策略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设计（ 如木屋架结构、竹篱笆抹灰做墙体就是本地常用结构形式、材料与做法），并用竖向高差做出了巧妙的设计，令人耳目一新，也起到了招揽生意的作用。

这个过去仅作为只管现场配合的办事处在关颂声来渝后改为了基泰总所、新建了上述办公楼，并向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报备后于1939年初开业。当时西迁而来的政府各种新建项目业务源源不断，关颂声通过朋友胡光镳的华西兴业公司的关系，在银行界金融界和成渝铁路筹建处等拉来不少生意，基泰公司业务一度出现应接不暇之势。据1983 年8月出版的《杨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记载，杨先生以基泰工程司的名义在重庆留下的重要作品包括了“嘉陵新村（‘圆庐’‘国际联欢社’在其中）”“美丰银行”“农民银行”“林森墓园”“青年会电影院”“中国滑翔总会跳伞塔”等多项。

杨廷宝撰文《我怎样设计陪都跳伞塔》，大公报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四日第三版。龙灏 供图

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位于现重庆渝中区两路口的跳伞塔。我收集到一份1942年4月4日跳伞塔落成开幕当天重庆出版的《大公报》，在第三版上不仅有“跳伞塔今日开幕”的新闻报道，更有占了超过三分之一版面的“关于跳伞”专版（插图）—用三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亚洲第一座跳伞塔的建设缘由、设计情况及使用要领：一篇署名丁钊、题为“中国第一座跳伞塔”，论述了抗战背景下建设跳伞塔的意义、设计原则以及建筑构造与使用方法；一篇署名杨廷宝、题为“我怎样设计陪都跳伞塔”，是杨廷宝先生在重庆的现存设计作品中存世且罕见的署名“设计说明书”，弥足珍贵！杨先生在文中较为详细地从建筑设计的角度介绍了设计构思、难点、建筑材料选择以及建筑的基本功能与形式，具体在本书中东南大学的《杨廷宝传》作者黎志涛教授对此有详细介绍，就不赘述了；还有一篇是署名张书声、题为“跳伞前后”的文章，主要是讨论了跳伞者跳伞前后的准备与技巧等问题。

重庆跳伞塔落成后，不仅在抗战时期训练了空军将士、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成为我国培养国防体育运动员以及普及跳伞运动的重要基地，到1980年代才逐渐停止使用。该塔2000年被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险些因商业开发而遭拆除，幸得市内专家学者强烈呼吁而保留，2012年11月经过保护性修缮，因年久失修曾经被拆除的外挑9米的三个挂伞钢架得以重装，恢复了跳伞塔昔日的英姿。

Q：除了杨廷宝以外，当时还有哪些建筑大师也在重庆？

A：重庆作为战时首都，1937年之后随国民政府西迁而来的各行各业的文化、科技精英那就太多了，很多国内著名的建筑设计机构都转向了大后方，中央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等著名建筑教育和研究的学术机构也曾在重庆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一时间可谓冠盖云集、大师满座。童寯（华盖）、徐敬直（兴业）、哈雄文、陆谦受、张镈（基泰）、重庆大学建筑教育的开创者黄家骅、首任建筑系主任陈伯齐、教授夏昌世、抗战后期任中央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同时也任重庆大学建筑系兼职教授的刘敦桢等等，都曾在重庆留下不少设计作品或研究成果。有档案显示，杨廷宝、童寯、谭垣、鲍鼎、胡德元、汪定曾等先生也都曾在重庆大学建筑系（或建筑系成立前的土木系建筑组）任兼职教授参与教学，为当时兴办不久的重庆大学建筑教育提供了坚强的支撑。

在重庆市档案馆查资料时，我曾经发现一套1939年7月16日重庆市政府发给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陈明达、刘致平、莫宗江等六人每人一份的护照存根，每人护照上除姓名、年龄和籍贯等内容外文字均相同。刘敦桢的护照全文是：

“重庆市政府护照

为发给护照事。兹有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刘登桢（有趣的是护照上姓名明显有误），现年四十二岁，湖南新宁县人，由重庆到调查古建筑遗迹，特发给护照，希沿途军警查验放行勿阻。该持照人亦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致干查究。此照。右给刘登桢。市长贺　中华民国廿八年七月十六日发”。

国立中央大学迁至重庆，位于沙坪坝重庆大学校园内的校舍。　杰克·威尔克斯 摄

以上述护照为“护身符”，从当年9月起梁思成、刘敦桢他们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川康地区古建筑遗迹调查。但根据《杨廷宝传》等资料对这段时间杨的活动记载，虽然杨本人很可能并未参与这次调查活动，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杨廷宝除了作为建筑师在基泰执业之外，对中国建筑史的挖掘研究应该也是十分重视的。(www.xing528.com)

梁思成抗战时期虽然多在宜宾李庄，但其工作与重庆仍有交集。例如，1941年夏，梁思成曾受委托根据基泰工程司测绘的孔庙现状图，并结合他自己的实地查勘和国家的现实背景，制定过一份“重庆文庙修葺计划”，可惜最终因为财力匮乏且各部门互相掣肘未能实施。

杨廷宝先生一生的至交、当时开办华盖事务所的童寯则在贵阳和重庆之间穿梭，从他亲笔写给重庆市警察局的居住证申请书中可见华盖事务所是在重庆有业务的。童寯先生曾回忆：“抗战时期，杨和我先后都到重庆，也时常见面，又在兼管建筑事务所以外，先后同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建筑系教课。”

当年，另一家著名的持有甲等开业证的（上海、重庆、南京）兴业建筑师事务所业务重心也转向西南，其总经理兼建筑师是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匡溪艺术学院建筑系的徐敬直。徐原本正在设计督造南京近郊国立中央大学新校区，在1937年9月战火逼近、中央大学确定迁渝后，他受校长罗家伦委派与水利系主任原素欣一起来到重庆，负责办理西迁校舍的规划和建造事宜，仅用42天就在今天的重庆大学校园内的松林坡建成了一批竹笆泥墙的教室和宿舍，保证了迁渝的国立中央大学在11月初即开始上课。罗家伦后来在回忆录中直言：“这个速度，不能不算一个纪录”！顺便说一句，南京的中央博物院（现南京博物院）就是徐敬直的作品。

哈雄文、黄家骅设计了最初位于重庆佛图关、砖柱土墙木屋架、可容2000人的“国民大会堂”，仅使用一次即被日军炸毁，后又在重庆南岸区小泉的“中央政治学校”中重新设计建造并沿用至解放后。

此外，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还在重庆设计建造了著名的望龙门缆车及车站。

Q：除了建筑设计事务所外，还有哪些营造机构曾经在重庆活动？

A：这当然也很多，有资料显示：1925年重庆只有15家营造厂，而1939年在政府登记的营造厂达到了250家，其中持甲级执照的就有60家。其中，最有名的迁渝营造厂当数“馥记”了。

1938年春，重庆美丰银行门前出现了一块新挂的招牌：上海馥记营造厂重庆办事处。这个大楼本身是由基泰工程司（杨廷宝）设计、上海馥记营造厂修建的，大楼一共七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内外装修比较高级。

1939年6月21日童寯为申请居住证给重庆市警察局的报告。　龙颢 供图

1939年7月16日重庆市政府发给中国营造学社社员刘敦桢的古建筑调查护照。龙颢 供图

馥记承建过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第三期工程（牌楼、拱门和碑亭）、上海国际饭店等著名项目，但初来重庆时还是历经艰难，这从后来馥记老板陶桂林的自述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暂时接不到工程，然而每月一万二千元的职工工资是必须付的。总共带来五万元，几个月一过，所剩无几，银行不贷，只有靠变卖由潼关黄河大桥拆回来的一千多吨钢材来维持生计。”

甫一入渝，馥记承建了几个兵工厂工程。当时某些建材供应十分困难，陶桂林只能让馥记员工在陕西街开办了五金建材店，从香港进口一批建材供本公司使用，同时也为同行服务。他还在重庆郊区化龙桥买了14亩荒地，派人建造大小房屋一百多间，自办铁工厂加工铁件，还办了源盛木行经营木材生意。

除了前述“国民大会堂”等大型政府项目和军事项目（重庆市区大部分防空洞都是由馥记建造），馥记营造厂在重庆最著名的民用项目是“整体开发建设”的嘉陵新村。位于现在上清寺一带的嘉陵新村依山傍水，上通两路口，下临嘉陵江，紧靠成渝公路，位置很好。馥记营造厂在此开通了汽车公路，建造二十多幢2—3层小楼、带有防空洞的傍山住宅，分幢出售，其中 “圆庐”的业主是孙中山的儿子、行政院院长孙科。同时，馥记营造厂还在嘉陵新村建造了国际联欢社（后“嘉陵宾馆”）、时事新闻社、四联总行宿舍楼、觉园等，大量国民政府要人、银行家、盟军驻渝人员都曾住在这里。

馥记营造厂1941年曾专门出版了《馥记营造厂重庆分厂成立三周年纪念册》对重庆分厂参与的项目做了详细的介绍，可见其对在重庆完成项目的重视。

Q：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是否也让建筑师参与城市设计或管理？

A：那也是肯定的，毕竟这是需要专业知识的事情。

抗战时期，重庆颁布了一系列的建筑法规，包括国家法和地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法是1941年颁布的《重庆市建筑规则》，涵盖了建筑、防空洞等建设的诸多细节。

时任重庆市工务局局长吴华甫在序言中坦言：“重庆市过去对于营造管理尚无较完善的法规，以任市民自由兴建，徒重表面之粉饰，而忽视构造之谨严”，应“拟订《重庆市建筑规则》并广征在渝建筑界之意见” —有档案显示，在《重庆市建筑规则》初稿出台后，重庆市工务局专门致函陆谦受、肖鼎华、黄家骅、李祖贤、基泰公司（关颂声、杨廷宝）（档案中，杨廷宝姓名后被划去）、顾授书、朱士圭、安记（戴志昂）、黄霭如、汪和玺等十人（公司），将初稿检送上述人等征求意见。关颂声非常重视吴华甫的来信，手写了6页信笺、绘图多幅，逐一对《重庆市建筑规则》提出了许多意见。

此外，为建设重庆这个“永久陪都”而成立的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中，也有夏昌世等建筑师的任职，他们从事的就是技术管理工作。前面提到的梁思成“重庆文庙修葺计划”的“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甲方建筑师”就是夏昌世。

Q：对于遗留在重庆的建筑大师作品的当代利用，您有什么建议？

基泰公司关颂声对《重庆建筑规则》提出建议的回信。张真飞 供图

A：首先这些建筑本身就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鲜活教材，让这些大师遗留下来的作品发挥建筑教育的功能是最容易做到的。在这方面，重庆本身有特别好的条件，因为抗战前后大量国内一流的建筑营造、设计机构都在重庆留下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虽然由于整个社会的保护意识薄弱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大建设中有些损失，但所幸仍然有不少历史遗珠。这些作品不仅仅有建筑专业属性，到今天也具有了很强的历史属性，承载了太多的人文价值。通过这些建筑实物，让更多的后辈建筑专业学生以及普通老百姓去了解并实地感受我国建筑的发展历程、感受建筑的魅力。

建筑教育本身应该是多元且面向全社会的。西方很多报纸上有专业的建筑评论板块用专业与通俗相结合的语言介绍建筑学、建筑界的问题，而我们的建筑教育目前还更多地停留在专业的范畴，面向社会似乎就只有“美丑建筑”之说了。近些年来兴起的建筑口述历史也是建筑教育的一种突破，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些大师的作品当成教材，甚至是现场课堂，对我们全社会对建筑本体、对建筑设计这个职业的合理认知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建筑物只有在使用中方能得到“永生”，“一动不动的保护”不应该是终极目的。如何让这些承载了技术、历史与人文信息的近代优秀建筑物在使用中活化，也应该是未来相关管理、技术、研究和运营机构应该共同形成合力的方向，特别是在国家已经在提倡“存量更新”的城市建设新理念的背景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