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路上的国民政府旧址。 杰克·威尔克斯 摄
1937年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以北区干路北侧的原四川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舍为驻渝府址，并改名为国府路，由杨廷宝进行改造设计，于1937年11月25日竣工。
改造设计针对职业学校原一幢建筑面积为2080平方米的外廊式两层建筑展开，将中部入口扩建成三开间歇山顶抱厦，利用地形高差，做室外大台阶直达入口，以烘托庄重气势，廊前大门两侧门墩柱上立四角攒尖亭形门灯，组合比例适度。1939年日机曾六次炸毁大楼，馥记营造厂六次义务抢修。1979年，该楼被拆除，原址另建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楼。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梓耘斋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1990和1993年于东南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获得本科与硕士学位，1999年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理论与设计专业毕业，获博士学位。1999年留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任教，同时兼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业委员会专家，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分会委员。研究领域涉及城市设计、城市更新、城市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建筑设计与理论。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欧洲城市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著作有《政府视角的城市规划》，译著有《拼贴城市》《明日之城》《中国城市密码》等。
Q：童寯和杨廷宝两位老先生关系如何？
A：童寯和杨廷宝两位老先生，同在清华和美国宾大求学，只是时间相差两三年。归国后，杨廷宝进了基泰工程司，童寯后进入华盖建筑事务所，解放后同在南京工学院执教，两人在学术上互相尊重，互相求教，是建筑学界皆知的老前辈。
他们俩作为中国近现代建筑的一代宗师，非常巧合的是他们同月同日生，我祖父生于1900年，比杨廷宝先生大1岁，他们都号称世纪的同龄人。他们的渊源关系很早就已经开始，大学时期他们是清华的校友，但由于我祖父所在的东北在教育方面开化较晚，当他1921 年考入清华学校时，杨廷宝已于同年毕业前往美国留学。当祖父1925年去美国留学时，他们所在的又是同一所大学，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并且都是在建筑系。只是那时杨廷宝已经毕业，并在费城实习工作。那一交接时期，他们时常见面。
他们俩都有家学渊源，自幼均勤于读、擅于画。在清华时，他们都以素描、水彩成绩优良而引人注目，杨老参与创立了美术社，而我祖父也曾担任过美术编辑。在美国宾大留学时期，他们也是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分别多次荣获全美建筑系设计竞赛的各类奖项。
后来回国时，杨廷宝于1927 年前往天津的基泰工程司做建筑设计工作，我祖父则于1930 年应梁思成之邀在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祖父离开沈阳前往上海，与他在清华和宾大时期的校友赵深、陈植合作成立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专职建筑设计。在这一时期，基泰工程司的业务也由天津发展到南京、上海，从1934年起，杨廷宝因业务关系常到上海，一住便是几个月。
当时的上海建筑师人才济济，以江浙与广东的南方人居多，但我祖父和杨廷宝这两个北方人过从最密。他们几乎每星期日都会见面，经常同游上海附近城镇，浏览古迹名胜，曾数次到甪直保圣寺看唐代雕塑，或者观览南翔古猗园，结束后一般都是一同回沪到我祖父家吃晚饭。那段时期，杨廷宝是我们家的一位常客，有时他也亲自下厨房，用面条加鸡蛋煮成汤面，我祖母也戏称这为“杨廷宝面”。晚饭后他们闲谈，我祖父有时拿出买到的画册和旧书共同欣赏。那时期的每个星期日都是快乐的日子。
这段经历奠定了他们一生的诚挚友谊。
当时他们一个在基泰工程司，一个在华盖建筑师事务所，都是作为最重要的建筑师，各为其主。虽然这两家事务所作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强的设计公司，并且也是最为直接、最为激烈的竞争对手，但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个人情谊。这一珍贵的情谊一直延续到其他领域，并且延续到解放后，他们在同一所大学任教，同一个研究所工作，历经风雨，直至两人都于1983年之交时差不多同时离世，从未有过任何不睦。
Q：您祖父和杨廷宝在重庆有着怎样的交集？(www.xing528.com)
A：他们俩真正开始联手合作，实际上始于1939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兼课的过程中，两人同样广见博闻，潜心学术，艺高德馨，这是逐渐形成莫逆之交的基础。
他们俩是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经不同渠道先后来到重庆的。当时重庆的下江人很多，杨廷宝和我祖父又是挚友，所以走得更近一些。
1940年，童寯在重庆南山老君洞。 东南大学 供图
他们来到重庆后，开始时仍然各自在他们的事务所继续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我祖父应当时资源委员会之托，负责规划设计了重庆炼铜厂、资江酒精厂、綦江炼铁厂等重要的战略设施，杨廷宝则负责设计了许多政府办公、银行寓所等建筑。这对于战时的重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1940年，我祖父暂离开重庆前往贵阳，负责华盖当时在贵阳和昆明的项目，1944年又回到重庆，并且受聘于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建筑系。此时杨廷宝也在中央大学兼课，这期间他们来往频繁。但是由于这时正处于抗战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他们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相关资料。
从所留下的一些不多的老照片中，我发现了他们曾经有一次前往长江南岸的老君洞游历。对于同是流落异乡并且生境动荡的人而言，这应当是一次非常轻松而愉快的郊游，在同一位置，我祖父还创作了一幅水彩画。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俩先后离开重庆。我祖父是先回到上海，然后又因事务所的项目前往南京，并且继续受聘在中央大学建筑系授课。 杨廷宝则是先随资源委员会出国考察，然后回到南京主持事务所的工作。非常巧合的是，他们又一次延续了先前的工作状态和交往方式，并且，来往更为密切了。
1933年，上海，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合影。到会会员有：陆谦受、吴景奇、杨锡镠、薛次莘、巫振英、奚福泉、杨廷宝、罗邦杰、孙立己、董大酉、林澍民、范文照、徐敬直、庄敬、黄耀伟、李锦沛、赵深、童寯、陈植。文仕博档馆/FOTOE 供图
Q：您祖父回忆中的杨老是什么样子？
A：1982年，杨老的噩耗传到北京肿瘤医院，当时还在住院治疗的祖父悲痛欲绝，饱含着热泪写了唁函。
在杨老逝世后的第二年1983年1月15日，祖父在病榻上写下了《一代哲人今已矣，更于何处觅知音》的回忆文章，他在文中是这样评价他的这位终身挚友的：“杨廷宝特有独到的设计才能，业务上靡洁公正一丝不苟，为人更是品德高尚、文质彬彬的君子。”
祖父以为，杨廷宝是一位实干家，用作品说话，从来不讲什么玄妙的道理，虽然没有留下太多的理论著述，但是实则学贯中西、才华横溢的童寯却称他为“一代哲人”，这是因为杨廷宝那些看似朴素的话语里蕴含深刻的哲理。杨老生前常讲“这也行，那也行，做好都行”，“处处留心皆学问”，也许是杨老敢于直面现实，跨越了人生的重重浪峰，始终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勇挑历史赋予的重任，身居“庙堂之高”，心处“江湖之远”；也许是杨老用自己的行动来解读着人生的哲理，在种种苛刻的现实条件中，仍创作了一座座赏心悦目的建筑精品，是一位“戴着脚链仍能跳舞的建筑师”。
1979年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成立“建筑研究所”，年逾八旬的杨老担任所长，并邀请我祖父任副所长。在杨老“招贤纳才，谦让和睦”的带动下，研究所老、中、青三代人精诚团结，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不断地创造着各种奇迹。也可以说这是一建筑界的传奇宗师所传下的最珍贵的遗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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