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称宣王崩于四十六年，子幽王立，二年而西周遭大地震，三川竭，岐山崩。周太史伯阳甫曰：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周将亡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说到当年的地震：“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又记述有日蚀之事：“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月蚀本为日月运行的规律，为天之常态。古人迷信，以为这是上帝向人间的警告，于是有“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的诗句。
《十月之交》所说的这次日蚀发生在何年？此诗的时代在齐、鲁、韩三家遗说中已无可考。惟《毛诗》以为系刺幽王之诗，而《郑笺》则以为刺厉王之诗，毛、郑异同，千载未决。唐人谓此次日蚀既在十月辛卯朔，以历法推之，则在幽王六年十月一日[1390]。如唐人所推不谬，则《十月之交》一诗为幽王时诗，而非厉王时诗，并知《郑笺》之说非，而《毛诗》之说是。此篇既为幽王时，则《诗经·小雅》此篇前后的诸篇可能属于同一时代。许多对当时兵役繁重、剥削残酷、小人当道、政治腐败所发出的悲痛长叹，可能都为幽王时的作品。例如：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大东》）
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小宛》）
谗人罔极，交乱四国。（《青蝇》）
为鬼为蜮，则不可得。（《何人斯》）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谷风》）
谋臧不从，不臧覆用。（《小旻》）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大东》）
琐琐姻亚，则无
仕。（《节南山》）
对时局不满，也只有发为长叹，并且还“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旻》），惧及其祸也。
西周之亡，过去很多人皆以为亡于幽王之爱姬褒姒，《诗经》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正月》），又称“哲妇倾城”，“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大雅·瞻卬》）。这里的“哲妇”、“妇人”旧注均谓指褒姒。这就是说，西周之灭为褒姒之罪。《国语》、《史记》对褒姒也大事渲染，说“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了引其笑，点燃召诸侯兵勤王用的烽火。诸侯兵见烽火起，以为周王有难，皆来救驾，可是来到一看，没有敌寇。这种欺骗的场面却博得褒姒的大笑，幽王乃连连举烽火，诸侯兵遂不再来。适申侯与缯、犬戎攻幽王，幽王又举烽火征诸侯兵，兵莫至，遂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乃亡。
这个故事是说西周亡于褒姒的一笑，但是这个故事编造得并不可信，不但以举烽火骗诸侯兵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而且，烽燧告警乃秦汉以后才有，远在西周时还不会有，其说之荒诞，有些学者早就提出怀疑了（见后）。
幽王时政治腐败，小人当道，亡国之迹象早已形成，褒姒只能对国家的灭亡起促进作用，仅以一个无德的女子，未必就能致西周灭亡也。
史称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为后，幽王乃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申侯怒，与缯、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太史公这段记载未可尽信，周之王畿，号称千里，又有河山之险，怎会一旦被攻，遂致灭亡之祸？盖西周之末，早已走向衰亡之路，其来有渐矣[1391]。
《古本竹书纪年》谓：“伯盘（按即伯服）……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又说：“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1392]可见幽王死后，周形成了二王并立：平王立于申，而余臣立于携（称携王）。这种分裂局面，约有二十一年。后来，携王为晋文侯所杀，平王的王位才确立，于是从申北上，定都于洛邑。《国语·郑语》说：“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可见晋文侯对平王确有大功。平王对晋文侯乃赐以弓矢、诰命，《尚书》中现保存有《文侯之命》一篇。古文家说此篇为周平王赐晋文侯之命[1393]，而今文家则认为是春秋时周襄王赐晋文公重耳之命[1394]。自汉以来，迄无定论。揆诸当时情势，晋文侯有定天子的特殊功勋，这是春秋时的晋文公所不能比的，理应得到天子的诰命。所以，我们认为古文家的说法为是。
在两周之际，还有一件重大事件，不可不提，那就是幽王的太子宜臼（平王），为什么放弃建都已有数百年的西京丰镐，而东徙洛邑？太史公《史记》说，西周灭于犬戎，周平王避犬戎难，始东徙洛邑。后世多数史家均相信不疑。但是较早的《国语》（《晋语》与《郑语》）中的有关记载，与《史记》所述不尽相同。其中原委是幽王因欲立褒姒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打算把原立的太子宜臼杀死，宜臼乃逃奔申侯之国。幽王于是出兵东讨申，行经周京东之骊山，与正来攻周的申、缯及犬戎之联军遭遇，幽王乃被杀于骊山下。而太史公《周本纪》、《秦本纪》则说，幽王废申后并欲杀太子，申侯与犬戎伐周，幽王举烽火征诸侯兵，兵莫至，遂杀幽王于骊山下。奇怪的是：为什么幽王在周京被伐，未死于周京，却死在镐京之东五六十里之遥的骊山下？明明是幽王出兵东讨申，行至半途与敌军遭遇被杀。可见《史记》之说，不能认为是实录。(www.xing528.com)
另外，太史公《秦本纪》说，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平王避犬戎难，东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你看，太史公的记载包含了多少前后互相抵触的自相矛盾！
我们且看，既是战争，必须首先分清双方的敌我关系。从《史记》中看，当时王室内讧，分裂为对立的两方：一方以申后父亲申侯为首，包括其同盟军缯与犬戎，他们是站在太子宜臼（即后来的周平王）方面的；而对立的另一方则以周幽王为首，包括褒姒及其子伯服、卿士虢石甫等。这两方为了王位继承，形成了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在双方进行战争时，秦襄公曾“将兵救周”，并且“战甚力，有功”。这很明显是救周幽王，对幽王有功，是站在周幽王一方，与太子宜臼处于敌对的地位。
当时矛盾的双方，敌我阵线如此分明，绝不会混淆。秦襄公是助周幽王抗拒宜臼、申侯、犬戎之来兵的，而宜臼就是申侯、犬戎这一方所拥立的周平王，则犬戎与平王为友而非敌，可是《史记·秦本纪》却说周平王避犬戎难，东徙洛邑。犬戎既是同党、友邦，平王为什么还要“避”？并且犬戎居地在晋南（前面叙
狁时已详），距洛邑较宗周为近，平王若避犬戎应西避，更不应东迁也。秦襄公在战争时是帮助幽王往杀太子宜臼的，当然是平王的你死我活的敌人。而《秦本纪》却称秦襄公以兵护送周平王，而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这不是变成了秦襄公送其仇，而平王封其仇了吗？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钱穆先生、蒙文通先生就对《史记·秦本纪》所述提出质疑而予以驳斥[1395]。
《史记·秦本纪》说，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我们揆诸当时实际，周的东迁必非避犬戎，可以断言。盖犬戎在西周时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常。《韩非子·十过》谓戎“终岁不迁，牛马半死”。《国语·晋语上》也称“戎狄荐处，贵货而易土”。营游牧生活的戎狄，即使真入京师，顶多是掠夺财物，而对土地、城市则视若敝屣。《周本纪》也明明说，犬戎破周京后，即“尽取周赂而去”。可见申侯、犬戎并未占据京师。从当时全局观之，平王东迁洛邑，决非避犬戎也。
但是，西京丰、镐为周族发祥地，且已建都数百年，若无重大事故，周平王决不会轻易弃之而东迁。
考当时情势，秦襄公之祖、父辈，世世为周室股肱，效忠王室。《史记·秦本纪》谓周宣王曾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秦仲的儿子庄公时，宣王命之为西垂大夫。西周末铜器《不
簋》中之“不
”，有的学者就认为是秦庄公[1396]。“不
”曾为周王室攻伐
狁（犬戎）。如此，则秦庄公为王室的功臣。庄公之子就是秦襄公，襄公在周幽王时，必然绍述父业，仍效忠王室。所以，当太子宜臼之党申侯、犬戎联军来攻周幽王时，襄公将兵保驾，抗击太子宜臼、犬戎、申侯联军，这是合乎情理的。幽王被杀后，申与犬戎乃“取周赂而去”。这时宗周畿内必然成了秦襄公的势力范围。太子宜臼因惧秦兵，当然不敢再回西京，于是从申迁洛邑。因为不是从西京东迁，秦襄公怎能以兵送之呢？所以，史称襄公以兵送平王，纯属子虚。实则周之东迁和立国，多赖晋、郑[1397]。凡先秦诸书均不言秦有功于平王，考之《国语》所述，却适得其反，《郑语》说在周平王世，“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按“秦景襄”韦昭注以为“景”当为“庄”字。但是“景”、“庄”字形迥异，庄字无由讹为景字。并且，说秦庄公于平王时取周土，于史无征。何况秦庄公死于周幽王四年，根本未及平王也。余谓“景襄”可能是二字之谥，即秦襄公也。《郑语》此谓，在平王世，秦襄公于是乎侵占了周之土地，晋文侯杀携王，确定了平王天子独尊的地位。由此，可知《史记》所谓秦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又谓襄公子文公时，将岐以东献之周（《秦本纪》）等等，绝非实录。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早就提出质疑，其言曰：
赐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诗正义》曰：郑氏《诗谱》言横有周西都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则是全得西畿，与《本纪》异。按终南之山，在岐之东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终南》为喻，则襄公亦得岐东，非唯自岐以西也。《本纪》之言，文公献岐东于周，似秦之东境，终不过岐。而春秋之时，秦境东至于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纪》之言，不可信也。（《史记正误》）
王氏为宋代有名之学者，其历史眼光极为犀利。他根据《诗经》说岐山东西、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在秦襄公时即基本上为秦所有，可谓卓识之论。
西京既已变为秦襄公的势力范围，襄公又为平王的死对头，则平王东迁洛邑，并不是避犬戎，实乃避秦，可以断言矣！
综观太史公记述西周之亡及平王初时事，均未能得其实。并且，其行文处处偏袒嬴秦。比如，平王东迁，明为避秦，而史称避犬戎；平王即王位，明赖晋、郑，而太史公却说秦襄公以兵送之；平王既东迁，西京近畿明为秦襄公所取，而史曰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岐西之地。余颇疑太史公此种记载，或本之于秦人所作之书，其侵周之真象，已为其所隐讳，而伪饰之如此耳。盖秦统一后，列国史记悉被收去而杂烧之。《秦始皇本纪》谓：“非《秦记》皆烧之。”故太史公叹曰：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
太史公谓“独有《秦记》”，则其述西周末东周初之史实，乃本之于《秦记》欤？《六国年表序》又云：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
由此，则《秦记》中确记述了这段历史，《史记》之本于《秦记》审矣[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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