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晚期商业的发展及货币出现的象征

商王朝时商业本来已有萌芽，但到西周却未能持续发展下去，这是由于周人自远祖后稷以来即是重农业的民族，克商后对商遗经营商贾虽不禁止，但仍认为是贱事，艺黍稷才是务本（参见《尚书·酒诰》）。以此形成了“本农末商”的风尚。这就是西周的商业反不如商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周时的商人也和手工业者“百工”一样，是隶属于官府的，也就是所谓“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这种商人的身份自然和百工一样低于一般庶民，但亦决非是奴隶。

西周的商人是专为贵族服务的，但这时似乎也有一些自由商业的萌芽，就是《尚书·酒诰》所说的一部分商遗在周人允许下，“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国语·郑语》也载，周宣王时有制造“弧箕服”而自行出卖的夫妻二人，这大概是民间的自由商人。民间的近地交换，仍通行以物易物的方式。《诗经·小雅·小宛》说“握粟出卜”，《诗经·卫风·氓》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就是用布、丝与粟等物互相交换，以通有无。这种“以通有无”的交换行为不是为了获取利润，完全是为了各人生活的需要才交换，那时还没有货币作媒介。所以这只是“商业”的先行阶段，俟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货币”后，才算正式的“商业”。

远地交换的自由商人，在西周初期多半是商代遗民为保证生活不得不去干，在周人眼中，商代遗民是被征服者，从事商业是贱事；周人以征服者自居，从来是从事农业的，农业是比较高贵的人从事的职业，周人对商业和从事商业的人是瞧不起的（因为从事远地商业活动的人多半是商族人，因而相沿称呼做买卖的人为“商人”）。西周初期商业暗淡，从事商业活动者历尽艰辛。到西周末年，商人由于获利较丰，逐渐富裕起来，以其资财甚至可以与贵族“分庭抗礼”，以致连贵族都羡慕商业这种行业了，《诗经》上说“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大雅·瞻卬》），做买卖可以获利三倍，君子这种贵族也注意上了。西周晚期商人的地位渐渐上升，周厉王因学专利而被逐，西周末年郑桓公东迁时，也不得不与商人相约“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而共处之”，且与之订了“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1365]的盟誓，商人渐渐被周人看得起了。

西周晚期商业在缓慢发展，货币这种商业的媒介物，渐渐显示出其重要性。最初的货币是海贝，是由商人从远地贸易中得来的。那时贝是珍贵物，西周金文中即有“锡贝”的记录，少的“锡贝五朋”（《尊》）或“十朋”（《令簋》、《旅鼎》），多的锡贝“廿朋”（如《效卣》、《匽侯旨彝》）或“卅朋”（《剌鼎》）、“五十朋”（《小臣静彝》）。《诗经·小雅·菁菁者莪》有“既见君子，锡我百朋”，郑《笺》云：“古者货贝，五贝为朋。”“五十朋”、“百朋”这样的数目就相当大了，意味着西周晚期商人与滨海地区贸易的数额渐大，这是商业发展了的现象。

因为海贝光彩夺目，西周人一方面常用来作装饰品，另一方面可能逐渐用来作为交换中的货币。(www.xing528.com)

西周时代以“贝”为货币的证据，由郭宝钧先生首先提出来，他根据《易经·损卦》六五、《易经·益卦》六二皆有“或益之十朋之龟”的语句，说：“以十朋评龟价，是明明以朋贝来作计算物价的单位，非货币而何？”[1366]

西周的货币有“贝”已如上述，另外还有以“金”（铜）为货币的记载。铜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以铜为货币，是以“”为重量单位的。金文中屡见“锡金”若干“”的记载（见《禽簋》铭等）。《尚书·吕刑》载“赎刑”罚金以“锾”计，大概“锾”即“”。货价亦以“”计算（见《鼎》）。

货币的出现是商业发展的象征，足见西周晚期王畿一带商业已渐趋发达，商人的地位可能已相应地提高了。

上面说的以“贝”、“铜”为货币，是指贵族商业。至于乡间农民，对“贝”、“铜”则视为奢侈品，只具赏玩性，不具实用价值。民间的近地交换还是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货币可能尚未出现，反映了民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