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社会以农业经济为重心，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我们分析当时的“民”、“庶人”、“庶民”的身份，自然首先要看看他们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他们是否为农业的生产劳动者。
《诗经》中有两处记载较为明确：
……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鲁颂·閟宫》）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小雅·小宛》）
这是西周或春秋时人的记载，认为“民”或“庶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稍后的文献《国语》、《左传》等谈到春秋以前的“民”时，都一致说他们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劳动者。如《国语》记载的周宣王时虢文公的话：
夫民之事在农……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
，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国语·周语上》）
这里说“民”、“庶民”的职业就是务农，而周王籍田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依靠他们的劳动。
根据上面所引的文献材料，西周时的“民”、“庶民”是农业生产者，并且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劳动者。
下面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劳动者？是奴隶还是农奴？
西周时的阶级结构是很复杂的，春秋时的师旷曾说：“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左传》襄公十四年）春秋晋国赵简子誓师时说，“人臣隶圉”立了军功，可以免其奴隶身份，得到自由；而“庶人、工商”立了军功，则可以“遂”（《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语）。所谓“遂”，有人解释为“遂得自由”，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就与“人臣隶圉免”的“免”完全相同，又何必分开说呢？晋杜预注：“得遂进仕”，应是正确的。在春秋时“庶人”立了军功可以做官，其身份就决不会是奴隶。这些虽然都是春秋时人说的春秋时的情况，但是，这些复杂的阶层、阶级，可能与西周是一致的，因为西周和春秋之间没有经历大的社会变动。
为了证实我们的看法，还是引用西周人记录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西周时代的史料，只有《诗经》、《尚书》和西周的部分铜器铭文。
首先看看《诗经》中的“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大雅·生民》）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大雅·緜》）
上面这两首诗，都是周人自述其祖先兴起的历史，其所指的“民”为周人，当时“民”字若是代表下等奴隶，他们决不会将当时被认为极“卑贱”的名词加在其祖先的头上。
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大雅·板》）
民虽靡
，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小雅·小旻》）
这两首诗中的“先民”、“民”是指古之圣贤，或有聪明才智的哲人，把“民”解作奴隶是讲不通的。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大雅·荡》）(www.xing528.com)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大雅·板》）
这两首诗都是以上帝与下民对举，天地之大，万物之众，只有上帝和“民”两者为主。这个“民”怎么能说成是奴隶呢？《诗经·大雅·烝民》说：“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是说“民”有美德，如何能说是奴隶？
《诗经·小雅·正月》说：“民之无辜，并其臣仆”，臣仆是奴隶，“民”与之分言，则“民”决不能再解成奴隶。
《诗经》中的“民”，没有一个能确证其为奴隶。下面再看看《尚书》。西周人所写的几篇中有许多关于“民”的记录（仅限于今文，伪古文除外），也同样没有一处能说明“民”是奴隶。由于篇幅的限制，不能把这些材料全部罗列出来，只能挑选其中少数文句作为例证。
《尚书·无逸》：“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这里的“保惠于庶民”与《周书》逸文谓文王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引《周书》）相同。《释诂》解“惠”是“爱也”。这就是说文王的爱施于“庶民”，与“怀保小民”含义差不多。“庶民”也好，“小民”也好，一个君王对待奴隶，决不会一则曰“保惠”，再则曰“怀保”的。
《尚书·大诰》：“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郭沫若先生谓此“民献”即是金文中的“人鬲”，是奴隶[1348]。可是，我们从《大诰》上下文看，“民献”指的是扶翼武王完成文武功业的贤臣，即《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所引《大誓》：“余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中的“乱臣”。“乱”训为“治”，“乱臣十人”即治理国家有功的贤臣十人。所以，《大诰》的“民献”非但不是奴隶，而且也不是一般平民，实际上是属于上层的统治阶级。
《尚书·召诰》：“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这是说上天对“民”也哀怜。《尚书·多士》：“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意思是说上天和下民息息相关，天命无可见，当验之于下民的所作所为。“民”的作用如此之大，决不像奴隶。《尚书·酒诰》更明确地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你看，统治阶级居然提出，统治者应当以“民”作为镜子，来检查自己。用“民”作鉴戒，这个“民”怎么可能是奴隶呢？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西周时人的观念，已经由商代人只重视“天”而发展至同时也注意重视“民”了。见《尚书》的《泰誓》逸文：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349]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350]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1351]
这种几乎是以“民”为主的思想，若把“民”释为奴隶，说在奴隶社会的奴隶主，有以奴隶为主的思想，那才真成为笑谈了。
《尚书·高宗肜日》：“王司敬民，罔非天胤。”意思是说，“民”也是上天的儿子。奴隶社会的奴隶，被认为不是“人”，而是“畜牲”、是“会说话的工具”，决不可能认为他们和奴隶主一样，也是上天的后裔。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郭沫若先生也看到《尚书》中这句话，他认为《高宗肜日》这句话不可信，说：“这无疑是经过后代儒家所润色。”[1352]当然，古代文献中确实有些字句是经过后代儒家所润色，但必须具有版本校勘学上的证据才有说服力。并且，《尚书》中关于“民”决非奴隶的记载那么多，我们不可能都说成是经后人窜改的吧！
古文献经过几千年的传抄，还可以说有被后人润色、粉饰的可能，但是西周的金文完全保存着当时文字的原样，绝对没有被后人窜改的可能。金文中有关“民”的记载和古文献完全一致，也很难理解为奴隶。下面我们略举几个例子，因为西周金文的文字奇古，印刷困难，只能摘引金文中简单的几句话，以资证明：
周恭王时器《牧簋》：“王若曰：牧，昔先王既令汝作司土……令汝辟百寮……乃多乱，不用先王作井（型），亦多虐庶民……”这是周王训诰牧，说他不应当背离先王的遗训，而虐用“庶民”。如果把庶民解成奴隶，就成了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以虐用奴隶为诫，这是不可能的。
周厉王时器《大克鼎》铭文说：“克曰：穆穆
文祖师华父……惠于万民……”这是克在叙述其祖先师华父能辅佐其君王，称颂其为王家尽力，赞许其对“万民”有恩惠。在奴隶社会时决不会颂扬对奴隶有恩惠的。
另外还有周宣王时器《毛公鼎》，说到周王命令毛公
施政不要壅累“庶民”，不要鱼肉鳏寡。铭文的含义与《尚书·无逸》“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极相似。周王这样谆谆告诫以保护庶民，以不能过分劳累庶民为诫，则“庶民”决非奴隶。并且在《毛公鼎》铭文中，“庶民”对其上级是负有“贮”这种赋税负担的，也不像是奴隶。因为奴隶的劳动成果全部为奴隶主所占有，哪里会谈到什么赋税的负担问题呢？
从上面我们所引的文献和金文可以看出，西周时的“民”、“庶民”：第一，他们是当时社会上力于农耕的主要生产劳动者；第二，他们有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自己的私有经济；第三，当时人说到“民”时，常与奴隶分言。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西周时“民”的身份不是奴隶[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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